春節期間，現居美國洛杉磯的譚君打電話來拜年。一番寒暄之後，說到另一位老友，住在紐約的陳君正在籌劃今年九月在國內組織一次較大規模的“周年紀念活動”，問我知不知道，是否準備參加？我說不久前聽陳君說起過，但是我對這件事沒有太大的興趣。

譚君與陳君和我一樣，都是那年 9 月從廣州去到珠江三角洲的一個國營農場務農。譚君和陳君念同一間中學，分在同一個生產隊，我則在不同的分場的另一個生產隊。我們由於“文化大革命”而結識並成為了好朋友，已經有多年的交情。譚君很想知道我為什麼對他們都熱衷的這件事那麼冷淡，於是有了以下的一段對話。

我：“從老陳在微信不斷地轉發各地知青活動的圖文信息，我能感受到他對那段歲月的深情懷念。我想知道驅使你參與這個活動的動機又是什麼呢？”
譚：“其實也談不上有什麼動機，不過是借個由頭大家聚一聚罷了。”
我：“如果你真是這樣想的話，恐怕就辜負了組織者的一番苦心了。”
譚：“要這麼說的話，也可以說是要緬懷一下我們在青春期所經受的磨難吧。”
我：“坦白說，下鄉的頭兩年，我也有很多怨懟的情緒。隨着與當地老職工相處的時間越來越長以及對農村生活的了解，我漸漸地發現這種憤憤不平源自城裡人毫無來由的優越感。我設想，假如自己就出生在農村，從小就和父輩過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那又會怎樣呢？也許有人會說，那是他們的命。那麼，我們在那個時代，被命運的巨輪甩到了那塊土地上不也是命麼？”
譚：“按你的說法，我們是不是都應該認命呢？”
我：“對於命運可以有不同的態度，認命是其中一種，努力改變現狀則是一種態度。不過，想改變現狀可能要作出某種程度的犧牲。譬如當時我們農場的偷渡者，不少人成功地擺脫了當時的窘況，卻也有人葬身魚腹或者被突如其來的風暴奪走了年輕的生命。現如今進城的農民工兄弟，同樣有得有失。所以，我覺得那段磨難的經歷並不值得大張旗鼓地去紀念。”
譚：“看來你很認同毛大爺所說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喲。”
我：“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我能理解疏散城市人口的戰略需要。同時，也給了我一個機會從農民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否認由於戶口制度的制約，由此造成了知青群體以及他們的家庭所經受的深遠影響。其中‘四年戶口保留證’最終不能落實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譚：“既然這樣，紀念一下我們這段經歷不是很有必要嗎？”
我：“看來你還是沒弄清楚我的意思。我認為如果以宣泄個人情緒為目的，這種聚會沒有什麼意思，也不會有什麼效果。這樣的場合也不可能引發任何深層次的思考。如果作為一種聯誼手段，我個人的看法最好是全場職工茶話會的形式為宜。譬如我們就經常以分場為單位在廣州茶聚，參加者包括港澳兩地和廣州的回城知青以及在廣州工作的，原來當地老職工的後代。我認為這樣的社交聚會和互動比較有現實意義。”
譚：“你這麼說我就明白了。對了，你看了老陳最近所發的那一輯‘第六屆廣東知青大聯歡紀實”圖文嗎？”
我：“看過了。這次他們到訪的地點是我們農場，喚起我對往昔的一些記憶，尤其是油畫家馬國經的兩幅作品都真切地反映了我們當時的生活。”
譚：“那麼你看過北美知青的大製作‘歲月甘泉’嗎？”
我：“看過。”
譚：“有什麼評價？”
我：“談不上評價，只能說和我所知道的知青生活不一樣。”
譚：“就是說你覺得不真實咯？”
我：“我也不打算這樣說，畢竟各地情況不一樣，沒有到過仙境，不代表沒有仙境。”
譚：“都說人老精，鬼老靈，真是不錯。老朋友之間說話都滴水不漏。”
我：“哈哈哈！我怕你是製作人之一，不敢得罪你。”
譚：“我沒有那麼大的能量和本事，不過有朋友參與了演出，他們的看法可能和你不一樣。”
我：“完全正常。就像有些人腦海里揮之不去的是海南島的‘大林莽’，有些人的深層記憶是‘桑那高地上的太陽’，雲南知青對於‘1973年7月，中央關於懲治吊打知青和強姦女知青的文件’記憶猶新都是知青生活的一部分。作為文藝作品，對於題材的選擇和剪裁完全反映了作者對生活的認知，不同角度的陳述碎片，最終會交織成一幅歷史圖像。”
譚：“有點道理，本來還想和你探討一下對於‘知青回鄉團’的看法，老婆說晚飯準備好了，下次再談。”
我：“好的，再見！”

參考資料：“光明情中人”- “廣州市戶口保留證” 
http://wugxun.blog.163.com/blog/static/226425140201395111458454/

1973年7月，中央關於懲治吊打知青和強姦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針對雲南兵團的，其時雲南兵團共發生捆綁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調戲姦污女知青的幹部286人，受害女知青430人。後經中央批准，槍斃了數名違法亂紀幹部，才控制了局面。所有這一切，無疑促成了雲南知青心智的成熟。（南方周末：知青大返城”為何始於雲南 - 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