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篇 出差此輪戰鬥，以曹過年他們的勝利告終。只是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能催人上進，現在勝利了，勝利反而常讓人無聊，何況還是和所謂的自家人斗。藍山距瀟湘城有幾十里，曹過年周末也懶得回去一趟。李心怡想要和他講幾句話，一般先得要以女兒鹿鹿的名義，否則話不投機，講不了三句便雙方要搶着掛斷。兩人的關係就這樣擱着僵着。所里有台收繳的電視機，曹過年在電視機前打發着時間。他把頻道換來換去的弄了半天，屏幕上還是變不出自己想要看的那種影像，乾脆把電視關了。一隻蜘蛛在破敗的辦公室牆壁上爬行，蛛網遍布牆角。層層厚厚的灰塵聚在牆上錦旗的皺起處，曹過年想找出最陳舊的錦旗是什麼時候的，便站起來，一面一面的去瞧，發現最早的落款時間為一九八七年元月，內容是：藍山區綜合治理八六年度先進單位。曹過年看了困惑，心內偏執地想：現在這樣的“綜合治理”，概念實在模糊得很，綜合治理辦公室基本上是每年開個會散場，什麼事不做，年底就給各單位發個獎來，要說憑什麼呢，做了一年的事，方方面面都有，綜合起來說治理得不錯，自然該得獎了。“什麼都沒個規範，什麼都是人說了算……也許大城市裡好一點，那裡喧鬧繁華；也許外國好一點，那邊經濟發達……”曹過年正胡思亂想着，外面有警笛響了短暫的一聲。從開着的門望出去，見到一輛警車停在坪里，三四個男子跳出了車外，正好奇往辦公室里瞧。他們穿着警服，卻一個個矮小精悍，掩飾不住的山裡漢子模樣。其中一小個子前來向曹過年介紹，說他們是麻雀縣公安局扁山派出所的同行，來解救一名被拐賣至此的婦女。小個子姓莫，他警銜級別低，年紀也最小，還帶了一副高度近視眼鏡，但他居然是派出所長！曹過年猜測是否他們那邊是所長輪流當，現在輪到他小莫所長扛大梁呢？心想麻雀縣雖是個窮地方，倒也民主得很，我曹過年在他這個年紀，只怕當所長的念頭，腦子裡想都不敢想一下。寒暄間，莫所長的部下們露出一臉的疲倦，曹過年先帶他們去找旅社休息。一路上，他們對藍山派出所的各種設施表示羨慕不已，不時的要“嘖嘖”幾聲，曹過年很感奇怪，說：“我們這裡根本不怎麼樣，難道你們那裡還要差些嗎？”莫所長說：“你們比我們好多了！”其時，曹過年以為莫所長講的是客氣話，後來他有幸去莫所長所在的派出所一看，才知此話非假。莫所長大模大樣地以領導自居，給部下下了整理材料的命令後，隨曹過年回到派出所，兩人就在曹過年的辦公室聊起來。曹過年用羨慕的口氣說：“你不錯嘛！現在就是所長了……”莫所長很謙虛地說：“已幹了兩年了……我畢業於江南一師，有中專文化，所以局裡任命我當所長。”曹過年奇怪地問道：“那你所里的民警都是什麼文化呀？”莫所長說：“還有一個讀了兩年高中，其他的就是初中了。他們有的是部隊轉業回來的，有的是頂替父職上來的……正規警校畢業的，都要留在局裡要害部門，譬如法制科、刑警隊等處。我們那裡，一般就是這樣子。”曹過年不由得暗自慨嘆一聲：“真是天外有天，人下有人。”根據掌握的情況，被拐賣的婦女姓唐，現住在藍山鎮杉崇村毛塘灣村民組。曹過年帶他們先來到杉崇村支部書記劉八海家，想先跟村幹部扯一扯情況。曹過年知道，這樣的案子，如果不跟村上搞好關係，是絕對辦不下去的。劉八海說：“是有一個這樣的女子住在李登輝家裡，不過是給李登輝兒子做堂客的。”曹過年向他解釋說：“麻雀警方已經立了案了，他們是來解救她的，劉書記你還是幫我們一個忙吧！”劉八海默不做聲。曹過年突然想起了一個人，說：“原來在黑水鋪街上，一個叫強書記的，好像就在這附近住吧？”劉八海馬上有了回應：“是的，是的！他和李登輝都在毛塘灣，共一個屋場嘞！他現在混得好，當了老闆了，我女兒就在他那裡當管理人員呢，一個月能寄回來兩千塊，強老闆賺的錢那就更多了！”曹過年笑着談了自己和強書記的親密關係。其實就在早兩天強書記已被湘州市公安局的人給抓起來了。性質還挺嚴重，罪名是組織婦女賣淫。出事後他托人向曹過年求援，看是否能安全脫險，但曹過年心有餘力不足，只能眼睜睜看着強書記被關進大牢。後面發生的事曹過年沒有講，不適宜。有了強書記在中間作潤滑劑，兩人的關係融洽多了。劉八海往毛塘灣一熟人家裡打了個電話，獲知要找的人下午還在家裡，便興沖沖地站起來換了衣服鞋子，招呼曹過年等人出發了。那杉崇村毛塘灣處在瀟湘市有名的西籟山山頂，沒有車路，只能步行。他們一行七人從晚上十點開始，一直走到凌晨一點才到達目的地。全是上坡路，路上兩旁黑森森的滿是一篷一篷的樹木。曹過年覺得是走在一個永無盡頭的階梯上，天隔得那麼近，似乎觸手可及，但曹過年卻不敢伸出手去試探一下，因為那遠處山中時而傳來的尖尖的怪物叫聲，在空中造成一種威懾的壓力，空氣涼涼的仿佛那怪物沒有形狀的皮膚了。劉八海帶他們來到一個幽深山谷的盡頭，說了聲：“到了。”曹過年這才注意到稻田水面反映的隱隱的月光里，一棟低矮的土磚房靜靜的就在眼前。劉八海喊門的聲音在空曠中顯得很響。裡面先是有咳嗽聲，再是拖鞋的沓沓聲，燈點着了，在向大門處移動。只聽“吱呀”一聲，煤油燈下，現出一張滿是皺紋的瓜瓢臉，接着便是一個駝背的老頭。“哪個呀？”他嘶啞的聲音問道。“我！劉八海。”劉八海說。“誒喲！劉書記，稀客！快進屋！快進屋！你們是……也快進來！”老頭把門開得更大，看見了曹過年等一幫子人，臉上頓生愕色。莫所長他們默不作聲，按商量好的，在見到唐姓女子前，他們不表明身份。“他們是藍山派出所的，來查你家的戶口。”劉八海說。他們中已有一個偷偷潛入裡間尋人去了。劉八海又問老頭：“你兒子呢？”老頭說：“在廣東打工弄錢。”“那媳婦在家吧？”“在家，在 家。”麻雀縣的民警已喊了唐女出來，嘰哩呱啦的麻雀話聽得曹過年一頭霧水。老頭子看出有點不妙了，他朝屋裡喊道：“老娘！老娘！起來，起來！有事嘞！”莫所長把曹過年拉到一邊，說唐女願意和他們回去，現在就可以走，請曹過年向老頭子交待幾句。曹過年就說：“這幾位是麻雀縣公安局的，專門來辦理唐XX被拐賣一案，那幾個得錢的已經被關起來了。唐XX今年還只有十六歲，法律規定不能結婚。人怎麼能夠隨便買賣的呢？現在我們要帶人走！”老頭子和隨後起床的老太婆怔住了，連聲的問：“啊？ 啊？”劉八海語氣很威嚴，說：“李老倌，按理來說，是這樣。如果誰要強行留她的話，公安機關那不是嚇人的，誰鬧抓誰！”老頭子強硬地說：“人帶走可以，但給媒人的五千元得退給我們！我們也不是不講道理，見錢就交人！劉書記你的意思我懂，但我一把老骨頭了，坐牢什麼的我不在乎！”劉八海見他不聽，有點氣急敗壞，說：“看你胳膊扭得過大腿不？！公安機關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對惡強盜都敢鋸只角，你李老倌有幾分能耐我清楚得很！”老頭子沉默了。老太婆眼淚順着臉頰流下，她扯着曹過年的衣角說：“我家的情況劉書記是知道的，兩個兒子一個大的得病死了，小的也已經三十多歲，好不容易借錢娶了這女子，就要這麼帶她走嗎？現在受了騙，我們花的錢到哪裡去要？”老頭子號啕大哭起來。他拿出一個酒壺，猛地灌了幾口，說：“我不活了，死了清靜！”劉八海受了感染，覺得鄉里鄉親的再凶下去也無甚意義，便不再作聲。莫所長不懂瀟湘方言，但察顏觀色也知道個大概，他出來慢慢地用麻雀普通話說：“人我們一定要帶回去，至於那幾千元的事，我們回到麻雀縣後再替你們家想想辦法吧！”老頭子只認個死理，定要莫所長打張欠條才行。莫所長看着曹過年，曹過年卻把眼光望向劉八海，大家都不表態。莫所長與幾個部下略作商量，從公文包里拿出紙筆，寫道：“欠李登輝人民幣五千元，回去後我們想法追回贓款償還。”老頭子還不放心，把欠條小心收好，對曹過年等人說：“曹幹部，劉書記，如果這錢不還，我會找你們的！”老太婆心善，哭泣着到裡面柜子裡翻，把給唐女縫製的所有衣服物品尋出來，大都是簇新的女性時裝，一件件疊好，結實打了一個包，給唐女背上，送出老遠老遠。這時天已快放亮，山色青青的，民警們心情愉快，走路也倍感輕鬆。下山途中，忽見黑影一閃，是一隻野貓從草中躍出。莫所長見了，忙問曹過年：“抓不抓？”曹過年想都沒想，說：“抓！”話音未落，莫所長已如離弦之箭沖了過去，其他人也在後面跳躍着追擊，但那野貓乃天生靈物，幾縱幾伏，鑽進灌木叢不見了。莫所長圍着灌木轉了幾圈，可惜地說道：“哪去了？一頓好野味！”曹過年催他走算了，他還要一步幾回頭，走了幾步，終於又跑回去，掏出槍，對着灌木叢連連扣動扳機。曹過年問：“你們連野貓都吃嗎？”莫所長說：“吃。在我們那裡，野貓、老鼠都是餐桌上的好食物！”劉八海一直在想那欠條的事，見麻雀警方的人看見一隻野貓都如此心動，不免有些擔心，他問道：“你們剛才承諾給李登輝家的五千元，能兌現嗎？”莫所長遲疑了：“這個？……反正他家是買賣婦女，也構成了犯罪，我們本不想追究的……這錢他家如果要的話，就請他們到麻雀來找我們吧，我們不會給你們帶來麻煩的。”麻雀的警察們很高興地回去了。聽說他們不遠千里解救婦女的英勇事跡，在麻雀縣引起了強烈反響，某記者還以此為素材，寫了一篇通訊稿，登在地區城市江陽的《江陽晚報》上，題目叫《親人啊，你 回家的路是多麼坎坷》。後來曹過年看到這張報紙，發現文章中有個微妙而有趣的細節：麻雀警察在勝利完成自己任務的同時，還大力協助當地警方（藍山派出所）抓捕了一個外號“野貓”的犯罪嫌疑人。當兩個月後曹過年等人去麻雀時，莫所長已榮調到麻雀縣公安局任辦公室主任。曹過年他們去麻雀縣純屬無奈之舉。李登輝以為象徵國家權力的公安機關出具的條子，很快會有回音的。不到一個星期，他找了劉八海三次，劉八海說這個事是藍山派出所負責聯繫的，怎麼個辦法還得由曹過年等人出面。李登輝想想也是道理，就到派出所來了，纏着曹過年要錢。曹過年看見他那佝僂的背影，天天在派出所走廊上徘徊，心內極其煩躁。乾脆找了藉口，說是出差去了，關了房門躲到床上大睡。老頭子有時間，但派出所的耗不起，熊勇出面跟老頭子解釋了無數遍，老頭子只堅持一條：要麼給錢！要麼幫我去麻雀討！熊勇說：“我們給錢是不可能的……但幫你去一趟可以，路上費用由誰負擔呢？”老頭子很高興派出所終於同意幫他去要錢了，就答應負責那先期的費用。老頭子嚷嚷着：什麼都要錢呢，幾塊錢只能換來一瓶白開水，可白開水就換不到一分錢！邊說邊走了。過了幾天，老頭子來了。他說：“把家裡的大小九隻羊賣了，湊了六百，還借了一百，一共是七百塊。就這些了，我們山里人，除了養羊沒別的生路。拜託你們動身吧。”熊勇問：“難道你不去嗎？”老頭子說：“想是想去，但多一個人就多一個人的費用，我還是不去的好。”其實劉八海和他講過多次，如果他去，只怕會被麻雀警方抓住關押，老頭子害怕了。熊勇把劉八海喊來，對老頭子說：“跟你醜話說在前頭，我們這次去，不一定能順利要到錢，我們也只是盡力而已。如果你把這七百元交給我，到時定問我要五千元，那我就不去了。你懂我的意思不？還有，我建議你同我們一起去，以便隨時監督我們的行為，免得我們努了力，你還不領情。”老頭子就說：“我李老倌哪會是這樣的人！一切由村上和派出所作主，只要你們去了，無論如何，你們是人民的好幹部，我相信你們，我要好好感謝你們！”待老頭子走後，劉八海把曹過年喊進了熊勇房內。劉八海和熊勇是老朋友了，此時，劉八海問熊：“此去麻雀，路上怎麼個走法？”曹過年仰身去看牆上的地圖。熊勇說：“看走哪條路線到張家界最近羅？”曹過年說：“不是去麻雀嗎？”熊勇嬉笑着說：“不玩白不玩，順道去一趟很方便的。”劉八海隨聲附和。為路上和遊玩時方便，劉八海借了熊勇的一身警服穿在身上，熊勇開着車，兩真一假三個警察慢悠悠地遊覽了武陵源、張家界。有了警服和警車作道具，他們不光是省了很大一筆過橋過路費，甚至許多景點門票費都省了。劉八海穿上警服倍覺威武，免費旅遊讓他神清氣爽，一路上笑語不絕。繞了一大個圈子，他們在第四天到達麻雀縣。劉八海算了算賬，說：“熊所長，我們還是很節儉的呢，只花了李老倌三百元伙食費。”麻雀縣公安局辦公室的莫主任熱情的接待了他們，問起那五千元的事，他有點為難地說：“錢我們是從人販子手裡繳獲了，但都放在扁山派出所。你們也知道，我們這邊經濟困難，扁山所的民警都有半年未發工資，只怕那錢早就花光了。何況這錢是贓款，怎麼能退給那買賣人口的犯罪嫌疑人呢？”曹過年就插話說：“如果你當時不打那張條子就好了。現在李登輝尋我們鬧，我們也是沒有辦法……”莫主任默然。中午，莫主任推說有事，避開了他們，另打發辦公室里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同志來應付。老同志帶三人去了麻雀最大的一家賓館，點了很多特色菜，四個人一餐吃了二百多塊。自然老同志買了單，並要服務員開了發票，說是要報銷的。下午，老同志還要興致勃勃地帶三人去距麻雀縣不遠的夾山遊玩，說那是闖王李自成隱居過的地方呢。熊勇打不起精神來，說：“還是算了吧，總要你們請客到時我們還不起的。”老同志說：“天下公安是一家嘛，我跟你們瀟湘公安打交道的時間長着呢。”然後他講起了故事，說幾年前瀟湘市公安局有個叫唐米安的民警，在麻雀縣公安局辦案時，抓獲一個涉嫌拐賣人口的女子，在審訊時對她實施了強姦，案發後，唐米安開槍自殺。曹過年不相信有這樣的事，要追問細節，卻見熊勇臉色鐵青，上前與老同志握手道別：“謝謝你們的款待，我們準備走了。”曹過年說反正還有錢，到扁山派出所去看看如何？劉八海表示贊成。於是熊勇掉頭往扁山而去。在車上，熊勇告訴曹過年，老同志說的確有其事，唐米安其實就是他的一個遠房表哥——老瀟湘縣公安局的一個民警，早些年曾與他有不少往來。車子在麻雀縣的崇山峻岭間穿行，路很窄，眼前冷不防出現一個懸崖，底下是數百米深的峽谷。溪水伴隨着白色的水花無聲地傾瀉。劉八海緊閉了雙眼，說：“我是死是活，全在熊所長手裡握着了。”扁山派出所就坐落在一個臨河的山岸上。院子裡，一條狼狗吐着信子，拖着鐵鏈子在留置室門前來回踱步。有人走近時，它竟站立起來，兩條前腿就要搭到人的肩上了。曹過年慢慢的走過去，見到了曾隨莫所長去過瀟湘的一個民警。他向曹過年他們介紹了他們的新所長，他也是姓莫，卻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大漢。可能是小莫所長打過電話來，大莫所長並不意外，也是同樣的客氣，同樣地錢是沒有的。劉八海說：“那請你們帶我們到唐女家去一趟吧，李登輝家有話要我搭給她。”唐女家離派出所不遠，一個民警帶着他們步行了四十幾分鐘就到了。唐女及其家人正坐在屋前石塊上曬太陽，見有客來，慌得都站起來，把位子讓與客人坐。唐母去廚房燒茶，唐父唐女傻站着，一副惴惴不安的樣子。唐女認識劉八海，和他多講了幾句。劉八海便把李登輝的話告訴唐女，意思是如果唐女仍願意嫁到瀟湘來，李登輝家是一百個歡迎。唐女卻羞羞答答了，說願意。劉八海馬上拿出紙筆來，要唐女寫在紙上。遺憾的是唐女不會寫字，唐父還是請了扁山派出所的同志寫上：“我唐XX兩年後，願意家（‘家’乃‘嫁’之誤，原文如此）到瀟湘李登輝家。”後面唐女捺上手印代替簽字。這時唐母已端上茶來，卻只有一杯。旁邊有人解釋說，唐家沒有其他的容器，客人多了，只能就着這個杯子輪流來喝。曹過年仔細看去，見那杯子底部還補了一圈黑疤，料是使用頻率過高，磨損多年，才至如此。唐母把茶先端給熊勇。熊雙手接過，把水仔細看了一下，苦着臉說：“這茶哪喝得！？”而唐母又馬上回屋去，捧了一口鍋子出來，立在熊的旁邊。鍋子內是渾的湯水。預備熊勇喝了，她再往杯子裡倒。扁山派出所的民警在一邊解釋說，唐家窮，鍋子也只有一口，便一鍋多能，燒茶、煮飯、炒菜，全是它了。回到扁山派出所後，曹過年他們心下明白：在這樣的地方，要回錢是不可能的。劉八海便要求打個證明，好回去向李登輝家交待。他們也挺配合，馬上寫好，說錢已上繳國庫，特此證明。並蓋了派出所的印章。李登輝已守在藍山派出所的辦公室里，望眼欲穿，一直在等曹過年他們。八天后，他們終於回來了。一個個看上去很疲勞，李登輝上前給這個擂擂背，給那個提提包，口中“辛苦了！辛苦了”之聲不斷，以示慰勞。熊勇對他說：“你幫我把車上的東西搬進來吧！”車子尾箱打開，卻是一包一包熊曹劉三人從麻雀帶回來的土特產。劉八海把兩張條子亮給李登輝看，李登輝無話可說。錢雖然沒有了，但那是沒有辦法的事。唐女表的態倒是給他隱隱的希望，他似乎也可向他兒子交差了。“七百元錢用得一分不少，那還是我們一分一分卡着用的。你想想，三個人一輛車，八天呢！”劉八海對他說。後來李登輝托劉八海捎信給熊勇，說麻雀的唐女來他家玩過一次，但怕警察們再來解救，又匆匆走了。所以他特拜託劉書記打個招呼，日後的許多事，還請派出所成全。劉八海來時，順便還給熊勇帶了幾斤黑核桃，說是李老倌在西籟山上採摘的野果，極其珍貴，特奉上以表感謝。熊勇臉上尷尬地一笑，掉頭往裡間屋子走去，不知道是接受還是拒絕。

第二十六篇 農民問題自己人本來可以肆無忌憚。楊世峰、熊勇等和曹過年一樣，都是瀟湘市公安局的小警察，相處久了，關係非同一般。有人形容有幾種朋友的友誼是最靠得住的：一起下過鄉的；一起扛過槍的；一起嫖過娼的。他們幾個倒是符合前兩種，第三種？楊世峰和熊勇相視一笑，很詭秘的樣子。笑得曹過年以為他們真的一起嫖過似的。那次他們幾個隨曹過年回到鄉下的老家，家裡只有老兩口和年幼的侄兒，於是便擺起牌桌放開膀子玩起來。曹過年是老家村上那時候唯一的大學生，是家裡人的驕傲。他料想父母總會以為自己做的便是正確的。卻不料老父親在一邊看着，見他們把錢掏出來了，馬上反對起來，說：“你們是警察，別人打牌玩錢你們還要去抓的，怎麼敢自己又執法犯法呢？崽呀，這不行的。”曹過年說：“沒事做，權當消遣嘛！”老父親口氣有點生硬：“沒事做，你給我到田裡幹活去！”曹過年乾脆不理他。心情不好手氣也痞，楊世峰、熊勇輪流胡了幾手，曹過年手手牌要出錢。老父親又在一邊說道：“一出就是幾百塊，你一個月能掙多少錢？你們還打，我要斷你們的電！”老母親到底心腸軟些，把父親扯到一邊，又過來小心的勸慰曹過年。曹過年煩躁不已，遠遠的頂撞父親道：“你不是也一天輸過二十幾塊嗎？你賭得我也賭得！”父親發火了：“你是什麼身份？我是什麼身份？你要賭博要變壞，請你給我出去！”他跳起來真把電閘關了，屋裡頓時一片漆黑。牌是玩不下去了，幾個牌友一邊扯起曹過年往外走，一邊冷着臉和曹過年母親打着招呼辭別。一路上，楊世峰、熊勇他們很惱火，對曹過年說如果再到他家來打牌是豬X的，讓曹過年很沒面子。為這事和父親慪了氣，他有近一個月沒有回家，打電話也只和母親講話。但最終還是曹過年妥協了。同時他感覺自己做人很是失敗：工作上精神壓力大，前途也渺茫得很；不能隨意的過自己想過的生活，而現在連老家那最後一塊“淨地”都沒有了！以前每次回老家，年邁的父母免不了陣陣樸素的教育，讓曹過年有一種痛心疾首的感覺，仿佛一個信教的基督徒，接受了神父的教誨後發自內的懺悔。自那次被老父親從家裡趕出來之後，曹過年每每要小心自己的言行，避免再遭“驅逐”。……二零零一年的春上，微微的雨幾天不停。藍山派出所的院子內到處是濕漉漉的。曹過年坐在辦公室里，腦海里粘成一團，心情憂鬱如那天氣，不知道該幹什麼好。他在書櫃裡翻出一本“三毛情語鋼筆字帖”，學着上面安排的，橫、豎、撇、捺、鈎，一筆一筆描起來。寫了幾頁字，外面的雨停了，曹過年滯住筆，到走廊上去看湛藍藍的天，心裡也隨着亮堂起來。遠處一個白衣女子在蒼翠的綠色中移動，曹過年眯眼看着，近了，卻是鎮上最豪華的酒家“明月山莊”的老闆娘。曹過年朝她打招呼道：“哎呀！你這個大忙人怎麼有空到派出所來坐坐？莫非是來結賬嗎？”老闆娘佯怒道：“只有結賬才能來嗎？我來看你不行嗎？”兩人到客廳坐定後，老闆娘拿出幾頁紙來，滿面的歉意：“店內資金太小——確實是來結賬——請曹教導員幫幫忙。”曹過年問她：“多少錢？”“五千多塊吧。”“先放着吧，今天熊所長不在。他回來我跟他說說。”待老闆娘走了，曹過年才拿起那賬單仔細審核，其中數額最大的是二月十四日吃的一餐，2588元。“那天實在沒有吃多少東西呀？怎會這麼貴？”他心裡嘀咕道，忍不住用筆劃拉着：筒子骨湯30元，玉米棒24元……五糧液酒四瓶1108元，椰子汁6元，芙蓉王兩條500元……“主要是煙酒費了錢呀！”曹過年嘆息道。“不過他們也算沒有忘本，很便宜的水煮南瓜都上了兩份。”他清楚記得那天恰是情人節，市裡的一個領導抽空來檢查年終評比的各項工作。那人是熊勇在城裡上班時結拜的一個大哥，於公於私，熊曹兩人都要全力以赴的招待客人。招待得好，檢查自然順利過關。何況在那個特殊的日子裡，領導帶了個特殊的女人來了。說她特殊，是因為熊勇對她的稱呼不時變化，一會叫郭秘書，一會叫郭姐，一會又叫大嫂。曹過年聽得迷糊，問熊勇到底叫哪個合適。熊回答說三個都對，但用時要看當時的形態：眾人都在，那就是郭秘書；你曹過年在場，我可以叫她郭姐；就他們兩個和我，則要叫大嫂，這個你是不要叫的。說白了，她就是我大哥的女朋友。付出必有回報，藍山派出所的工作在多個單位的評比中，榮獲了全局的第二名。這讓曹熊二人在後來的派出所負責人會上光彩多多。錢算什麼？錢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況錢是公家的，用虧了換個單位照樣瀟灑快活，自己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曹過年輕蔑地伸出兩根手指頭，夾起賬單，把它們塞進抽屜里。然後他站起來，背負了雙手，邁步到窗前，眼睛往窗外掃了一圈，雖沒有找到月亮，但他還是清了清嗓子，朗聲吟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首詩還沒吟完，曹過年猛然聽到隔壁的戶政辦公室里老蔣的訓斥聲。過了一會，更大的咆哮聲響起來，仔細聽來，卻是陌生人的聲音。曹過年走出去，看到一個中年的農民漢子，正被老蔣推出門來。他並不對老蔣怎麼的，只是站在泥濘中，對着派出所大樓喊道：“你們說得好聽，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我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是人民中的一員，為什麼不能為我服務？一個農傻（對農民的賤稱），要想獲得一個證明他合法身份的東西都是如此之難！你們算什麼為人民服務？！”老蔣受了他一頓問責，余怒未消。過來告訴曹過年說，那中年漢子叫陳水青，是藍山鎮團山村人，來幫他兒子辦身份證，因手續不齊，雖然來找了四五次都未辦好，有點意見是正常的，但總不至於怪他老蔣吧！又說這個陳水青的刁蠻在藍山乃至瀟湘都是出了名的，去年鎮上到他家收上繳款時組織了工作隊，他就針對這工作隊的做法寫了一封長達三千多字的告狀信，題目是“什麼叫農民”，信直接寄給了中央的某位領導，結果真給那位高權重的領導批覆下來，這一紙通天的做法頓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省、市、鎮的各級領導紛紛前往偏僻的山村看望陳水青，或捐錢，或捐物；電視連篇累牘地播放他的新聞，《瀟湘日報》更是為此出了個專版，大大小小的評論擠得報刊上“陳水青”三個字滿目皆是。曹過年對這陳水青來了興趣：他是土生土長的農民，肯定沒有多少文化；而我雖是個警察，卻也是生活在農村里，天天與這樣那樣的農民打交道，自己能夠回答出他的那個“什麼叫農民”的問題嗎？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如果自己了解了這個人和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凌駕在農民階層之上的管理者——警察，是否會在以後的工作中來得更容易呢？三月二十日，曹過年隱藏了警察的身份，一個人悄悄的來到藍山鎮團山村陳水青家，只說自己是某報記者來採訪的，與陳水青就當前社會的農民問題進行了一次長談。陳水青對曹過年深信不疑。兩人就在地坪里扯起談來。對於農民，陳水青有自己很深刻的看法。他用兩個字來形容現在的農民：死與活。何言死？他們沒有知識，沒有技術，沒有城裡親戚，與大官、大款、社會名流等無緣，“往來皆白丁”，只會在山沖旮旯里轉圈子。他們可以獲得三個方面的收入：田土、山林、豬圈。田裡的收入一般是靠得住的，只要不誤了農時，隨大伙兒一道下種，施肥，灌溉，到時便能收穫穀子。但經營山林和豬圈是有風險的，變數大，其收入無法有保障。“活農民”則相反。他們被視為有能力或有關係：有的經商，有的當包工頭，有的投靠親戚。總之，較之於“死農民”，他們可獲得不菲的收入。但深究這“活農民”三字，曹過年發現實已超出了農民的範疇，不能歸入農民一類了。因為他們不再務農，其中有很多甚至寧願將田地完全荒蕪。陳水青說，中國有九億農民，但是在中國沒有人羨慕當農民；如果有機會，他也想當一個“活農民”。農民的收入極為有限，甚至可以說是入不敷出。近幾年山林里沒有帶來絲毫的利益，因為栽種的桔樹凍死了不少，而桔子的價錢又賣不起來（最低時是一角錢一斤），有的農民就乾脆把桔子倒到田裡作了肥料。餵豬往往也得不償失，要消耗糧食，要買飼料。農民不再熱衷於餵豬，或空着豬圈，或養一兩頭，以維持傳統，以消耗過剩的糧食，大抵如此。而田裡的收入怎樣呢？陳水青以自家為例，算了一筆帳。他有老母親、妻子和一個小孩，按人頭分得三畝二分地和五分山林，一個四口之家的生計就全在這上面了。收穫的穀子，減去征糧、上交款和其他種田費用，僅可盈利二百餘元！全年三百六十五天，農民每天的工資還不到一元！二百餘元可作那些用途？可辦三張居民身份證，可抵小孩學前班半年的學費，可交派出所一次的治安罰款……但家裡還有哪些方面的支出呢？……收入與支出中間巨大的空洞，迫使陳水青夫婦像不知疲倦的機器，兩個人四支手一刻不停地在村里折騰着：打零工，挑貨擔，撿破爛，掙可能的每一分錢，省可能的每一分錢，日子就這麼湊合着過。這便是一個農民家庭的經濟結構。如不從農業以外的副業找錢，死死盤踞在土地上的農民只會陷入赤貧。談到兒子的未來，陳水青說讀了初中已不錯了，不是學習成績差，而是因為經濟上困難。雖然現在很多商品降價，但學費、醫療費越來越高。兒子上不起高中，大學是沒有想過的。他為兒子辦身份證，為的是希望兒子早點畢業，外出打工掙錢，以償還幾年前建房子時欠下的一萬多元債。曹過年問他為什麼要負債建房？他說如果不建房，誰願意把女兒嫁給他兒子呢？他以自己的觀點解釋着其中緣由。又說現在別看農村里大都建起了樓房，可真正建好了而不須借錢的不多；像他這種家庭狀況，在藍山鎮還可算中等層次；他挑貨擔走東串西，見過太多的困難人家。陳水青很健談。他非常反感現在某些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官不大，架子十足；開口法律法規，閉口理論政策，實事不干一樁，大作表面文章；對上阿諛奉承，對下欺壓矇騙，造成了幹群關係的惡化。他說中國應該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一個國家，可有人總覺得老百姓是被管理的對象，藐視老百姓，以統治者自居，所以出現了很多問題。他對社會信息的獲取，除了在鄉間耳聞目睹外，就只有偶爾的看看電視了。他知道朱鎔基總理所作的“十五計劃”綱要報告。但曹過年問他對於農民具體有哪些方面的舉措，他就不知道了。曹過年又問了其他的一些所謂時尚社會的問題，他一臉惘然。從未打過電話。呼機，手機，掌上電腦，一個都沒有必要。WTO？上網？余杰？朱麗婭．羅伯茨？納斯達克創業板？他問你說的是否與增加農民收入有關係？他說他寫信的原因很簡單，因為 農民太苦，不說不行。曹過年心內慚愧，覺得陳水青正是說出了很多農民要說的話，而這些話，自己還從未親耳聽到過。臨走時，陳水青拉曹過年到裡屋看用粉筆題寫在壁櫥上的一首無題五言“詩”：我本農家種，作田三十年；身無半寸技，心有一分錢。不是公卿後，喜將國事言；誠因天地擔，庶子應分肩。曹過年感嘆於只有小學四年級文化水平的農民陳水青，卻有一副為國分憂的寬闊胸襟，以及熟練用上“公卿”“庶子”這類不常見的字眼。曹過年接觸過太多的農民，能完整在筆錄上寫出一句“以上記錄我已經看過，與我講的一樣”這句，並能清楚簽上自己名字的，從警五六年來也只見過為數不多的那麼幾個。陳水青當屬其中的佼佼者了。但這“詩”中的“心有一分錢”，又讓曹過年感到些許的困惑。這就是農民，一個農業大國的主人，他們辛勤勞動，把青春乃至生命都獻給了大地，所收穫的卻永遠難讓他們溫飽，更談不上富足。回到所里，曹過年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當他——一個基層小單位的負責人一頓飯能消費千元以上時，千千萬萬的農民卻在為生存而奔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危險的現象，曹過年眼睛眯着，眉頭緊鎖，躺在床上費力地思考着，慢慢地眼睛完全閉合，眉頭卻施展開了，他沒能找到解決這矛盾的方案，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