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鄉客：文革雜憶之二 - 爐煉（上）

送交者: 雲鄉客 2015年04月29日15:49:51 於 [茗香茶語] 發送悄悄話

破題：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里呆了七七四十九天，煉出一雙“火眼金睛”，我在“煉人爐”里花的時間比他要長，由於資質不高，僅僅稍微提高了辨別真假的能力，也算是有收穫了。 註：此“煉人爐”是“鍛煉人的革命大熔爐”，與日本侵略者在雞西煤礦焚燒死難礦工的那個爐有本質上的區別，讀者諸君切切不可混淆。 正文： 我們住的第一個“牛棚”由分場的工具房改建而成，面積不大，約有二十多個平方。分場的幹部基本上都不用到田裡干農活，但有時需要參加“義務勞動”，這個工具房就是存放農具以備不時之需。原先應該還有鋤頭、鐮刀、十字鎬之類的工具，為安全起見都移走了，只剩下一些竹製的籮筐和簸箕。工具房以竹蔑夾着樹皮作牆身，屋頂則由茅草鋪就，這種房子在我們那一帶非常普遍。工具房正中有窗，但已經用粗鐵絲擰死，打不開，窗下以干稻草鋪出三張“床”，看樣子最少還有一位“室友”。這個估計很快就被證實了，民兵打開門，又一個人走進了這間棚子，原來是五隊的知青詹君毅。詹君毅和我們同一年到的農場，當時一起被分到這個分場的共有六十多人，分屬四間學校，一半分到二隊，一半分到五隊。二隊的居住條件沒有五隊好，男知青住的是以大茅竹為間隔，三間相連的樹皮房；女知青住在小路另一側的兩間樹皮房。樹皮房以大毛竹橫、豎、斜作為支撐兼間隔，留有很大的空隙，三個房間的人可以在大茅竹的空檔間相互穿梭來往，三個房間的人也可以一起討論感興趣的話題或吵架。五隊知青和二隊知青一樣，睡得都是兩層的“碌架床”，但是他們住的是瓦房，每間八個人。由於居住環境的差異，兩隊知青的生活狀態略有不同。二隊知青之間交流比較直接而且開放，五隊的知青卻相對封閉。五隊並沒有成立“群眾組織”，相信詹君毅不會是因為鬧“派性”被抓進來。我示意他在剩下來的那張“床”上坐下，壓低了嗓子問他的罪名是什麼？他說是“干擾文化大革命的壞分子”，我聽了就覺得好笑，這傢伙明顯是被抓來湊數。詹君毅沒有參加任何“群眾組織”，就不可能是什麼“壞頭頭”或者抗拒“大聯合”的頑固分子，他最大的毛病不過是模仿京城裡的“西糾”、“聯動”，手裡揮舞着一條金屬扣的軍用腰帶，整天罵罵咧咧，不可一世的樣子，他說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就干擾了文化大革命？ 龐鴻一直沒有講話，這很符合他的性格。他的父親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早年在美國留學，主攻土壤化學，學成以後回國參加建設，“文革”前是農學院的系主任。龐鴻學習成績很好，自己感覺高考時的發揮也很好，卻莫名其妙地考不上大學。落榜使他感到鬱悶卻並不頹唐。到了農場之後，他不像某些知青那樣，懷着下一年以“自考生”的資格再赴考場的宏願，消極對待工作，積極溫習高考材料。他認真學習各種農業知識和干農活的訣竅，很快就成了一個熟練的農業工人，受到領導和老農們的廣泛讚揚。他為人方正到有點呆板的程度，從來不叫別人的外號，與人打招呼總是連名帶姓，一絲不苟。除了與人下下圍棋之外，他不太參加知青間的閒談。勞動的時候，有些老職工喜歡講一些葷笑話，他聽了從來沒有反應。他雖然也參加了我們的“兵團”，對於“兵團”的事務卻一概不聞不問。最近幾天，隊裡颳起一陣風，常常有人以“大聯合”的名義，要我們把插在男生宿舍門前，籃球架頂上的“派旗”拔下來，龐鴻一反常態，主動站出來與那些人辯論，而且在內部會議上堅決反對解散“兵團”。有人說，他是受到了刺激，因為他的父親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掃進了“牛棚”，所以他通過這樣的高姿態來表達心中的不滿。大家對他寄予無限的同情，也理解他的行為，沒想到竟然使他成了被槍打的“出頭鳥”。 也許是我和詹君毅的說話聲驚動了門外的民兵，他拉開那道竹門，探頭對着我們喊了一聲：“不許講話！” 他的腦殼退出門外之前，我高聲問他沒有鋪蓋怎麼睡？他說“等着吧。”然後就把門關上了。 過了一會，他再次打開那道門，我以為他給我們送來鋪蓋，誰知道他給了我們三支圓珠筆，三疊紙，叫我們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說完又閃到了門外。龐鴻接過紙筆，往地上一扔，雙手枕在腦後，躺到了草鋪上。詹君毅撓撓頭，自言自語地說：“寫什麼呢？我沒有什麼罪行呀！” 我低聲地說：“好好想想，有沒有偷雞摸狗，有沒有收聽反動電台，有沒有看黃色小說，一條一條寫下來，爭取寬大處理。” 他輕輕地“呸！”了一聲，說：“顧好你自己吧，別叫人推出午門斬了。” 我嘿嘿一笑，拿起紙筆唰唰唰地寫了起來。他想看看我寫些什麼，我背過身子不讓他看。寫了幾行字之後，我把那張小紙條細細地摺了，塞到褲袋裡，學着龐鴻躺倒在草鋪上。我估摸着隊裡的知青肯定會給我們送來鋪蓋和換洗衣服，特意寫了幾句話，讓他們儘快把旗子拆下來，同時宣布解散兵團，以免更多人被卷進“牛棚”。 我朝左邊的龐鴻看了一眼，他保持着躺下時的姿勢，左腳的腳跟搭在右腳的小腿和腳掌連接處，我相信那個位置應該有一個學名，不過我不懂。緊閉的窗戶有一道窄縫，透進來一縷月光，照在他抿得緊緊的嘴唇上。雖然合着雙眼，我相信他並沒有睡着，於是挪過去一點，幾乎貼着他的耳朵問：“高佬!你有什麼想法？” 龐鴻雖然不叫別人的外號，卻不會阻止別人叫他的外號。他眼睛沒有張開，同樣輕聲回答我：“沒有什麼想法，打到跟前再說吧。” 我說：“你抱着這樣的心態來應對這件事是要吃虧的。按照我的分析，你一向沒有不良記錄，隊領導對你的印象都很好，只要誠懇檢討這次對‘大聯合’的深遠意義認識不足，表示出悔改的意願，相信很容易過關，千萬不要和他們頂牛。” 他側過頭，張開雙眼看着我說：“都這樣了，還會更糟嗎？” 我說：“處理得不好肯定會更糟。” 他問道：“那你有什麼打算？” 我說：“我的情況和你不一樣，我肯定躲不過去，只有避重就輕，儘量爭取從輕發落。” 他若有所思地說：“到時看吧。” 我知道他的態度已經放軟，也就放心了。我開始回憶自“兵團”成立以來，我在隊裡和總場“聯絡站”的活動，評估可能被別人用來做文章的事件以及應對的策略。棚子裡靜了下來，陣陣蟲聲蛙鳴忽然間一起闖進耳鼓。這些聲音每天伴着我入睡，這個晚上聽起來卻感受到不一樣的親切。我徹底地放鬆自己，閉上眼睛，捕捉每一個聲音。 正當我陶醉在大自然的交響樂之中，昏昏欲睡的時候，門外傳來了對話聲，我起來走到門邊傾聽，是隊裡的“戰友”給我們送鋪蓋來了。負責看守的民兵開了門，招呼我和“高佬”到門邊接自己的鋪蓋。也許曾經接到指令，民兵不讓我們直接交接，每一件衣被他都要先檢查一下才交到我們手上。我側過身子躲開民兵的眼光，把事先準備好的紙條夾在手上向小於揚了一揚。小於和我在球場上一向配合得很好，非常默契，他點點頭，走近雙手捧着鋪蓋和衣物的小金身邊，一個趔趄，把所有東西弄跌地上，然後幫忙撿拾。他撿起一床毛巾被，隨手抖起來，民兵馬上把頭擰向另一邊，躲閃肉眼看不見的塵土，我就在接過被子的同時把紙條交給小於。隊裡總共來了五個人，大家七手八腳忙活了一陣，總算交接完畢。看守的民兵很認真，馬上就要求幾位隊友離開，隊友們離開之前說明天早上會給我們送早飯，問我們想吃什麼，我說想吃蝦餃、燒賣和腸粉還有艇仔粥，民兵聽了笑着說：“你的胃口倒不小，不過就算他們真做了出來也先要過了我這一關。” 我們大家一聽都笑了，這一笑緩和了彼此之間的氣氛，我藉機問五隊的人怎麼還沒來？民兵很客氣地說，據他所知分場都通知了的，也許五隊離得遠，所以要晚些才到。我和“高佬”自覺地揮送“戰友”們，把門關上，讓民兵放寬心。 開頭幾天，“專案組”密鑼緊鼓對我們逐一審訊，我按照自己擬定的方案應對，同時根據他們所提的問題判斷他們已經掌握的事實。那段時間的管理比較寬鬆，隊友每天晚上藉口送這送那到“牛棚”來都沒有受到留難。我就把每天向“專案組”交代的事件以及涉及的人員寫下來，讓他們都有思想準備。不過，“專案組”很快就不允許隊友直接帶東西到“牛棚”來，切斷了這條通訊管道，我只好另想辦法。我照樣把要傳遞的消息寫下來隨身帶着，只要有機會在分場大街上見到隊裡來的知青就送出去。自從我進了“牛棚”，隊裡的知青在分場見到我的時候各有不同的態度。由於我們離開“牛棚”都會有民兵押送，公然打招呼並不可能，有些人會微微點頭或者咧咧嘴，然後擦肩而過。有些人離遠就繞道，來不及閃避就低下頭來裝作看不見。見到態度友善的隊友，我會趁民兵不注意的時候，當着那位隊友的面把紙條揉成一團扔到路邊，走過之後再回頭看看他或她是否會去撿。這樣的傳遞方式也有幾次成功的例子。有一天，我看到隊友肖揚站在“牛棚”對面好長時間，不停地向“牛棚”張望，我心有靈犀，向民兵大聲報告要上廁所。根據規定，民兵要陪着我到分場的公共廁所去，民兵問過沒有別人要上廁所，就斜挎起那杆舊式步槍跟在我的後面朝公共廁所走去。走了幾步之後，我回頭張望，看到肖揚不緊不慢地走在我們的後面，我知道他已經領會了我的意思。公共廁所很臭，民兵不會隨我進去，加上他跟知青不熟，估計不知道肖揚是我的隊友，所以一點也沒有防範。那是一個開放式的廁所，一長溜的蹲坑，連間隔都沒有。我們的運氣很好，廁所里一個人都沒有，我選了最裡邊的一個坑蹲了下來。過了不久，肖揚進來了，他很機靈，不跟我靠得太近。他一開口就叫我不要再傳紙條，因為小於抗不住“專案組”的壓力，把先前所傳的紙條都交出去了。我這才理解頭天晚上“專案組”組長對我說的那番話的來由。他說：“你的那些攻守同盟小把戲可以收起來了，老老實實地交代自己的問題以及你的後台才是你的唯一出路！ ” 我對肖揚說不礙事，我基本上不會有什麼新的口供，他們自己小心應對就好，說完就先行離開。對於小於把紙條交出去，我認為可以理解。我覺得在“牛棚”之外的人所感受到的壓力可能比已經進了“牛棚”的人還要大。我估計，由於傳遞紙條的次數多加上“二傳手”不固定，可能出問題的環節很多，加上大家都知道小於和我一向走得比較近，“專案組”以他為突破口很正常。假如自己處在小於的情況下，面對“死扛”或“進去”的選擇，恐怕也很難不屈服。但是，“雞毛信”畢竟還是有作用，但凡到我們隊“游斗”，所提及的事件我大體都交代過，“專案組”挖不出什麼新資料，恨得牙痒痒卻無可如何。 當被趕進“牛棚”的人漸漸多了起來，我們換了一個新棚。由於人多，民兵也開始有點懈怠，棚里棚外交談的機會多了，漸漸形成一個個另類的小圈圈。龐鴻始終保持他的孤傲，基本上只和我交談。有一次在外面幹活，他問我怎麼想出來那麼些怪招應付“專案組”？我說也許是反特小說和偵探小說看得多了，無師自通吧。多年以後，有一次和先父的老戰友們茶聚，他們都是些離休幹部，話題免不了懷念往昔輝煌的日子。也許由於我在場的緣故，他們講得比較多的是先父當年為“國際共產主義事業”戰鬥在敵人心臟的傳奇故事。我忽然自作多情地想，自己當年“智斗專案組”的時候，是不是父親的遺傳基因在起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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