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去年發的稿子。也許是媒體做過的最長的關於趙的案子的報道。刊發的時候刪掉了許多尤其是饒穎方的採訪。我覺得有些細節挺好玩的，刪節了有些可惜，就全發表出來，雖然已經沒有任何時效性，就看個熱鬧吧。反正十分詳細，相關的人幾乎都採訪到了。就好象警察立案一樣。

誰為這條腿“埋單”？

記者：吳虹飛

戴着一副墨鏡的趙忠祥出現在梅地亞中心的大廳。 他的腿腳有些不大靈便，但還是走得儘量不露痕跡。 那條曾經骨折過的腿現在給他的主人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它捲入了一個3800元的官司。醫生饒女士聲稱治療過該腿，並指認趙忠祥沒有為這條腿“埋單”。這單名人之“腿”的欠款案件，並非為了說明名人是多麼地“摳門”，連看病的錢都不給，而是看起來，更象是一對情人反目的家長里短的閒事。告狀的女人由愛生恨，使出渾身解數，只是為了證明他們彼此相愛過，而趙則認定她是為了“要錢”。兩方的律師態度大相徑庭，饒的律師聲稱自己出於同情和義憤，決定幫助這個女子，而趙的律師則反對“把人情牽扯到案件中來”。 因為趙是名人，又是緋聞，很快就爆發了“媒體狂歡”。文化研究者則解釋：這是一種“文化現象”、“色慾話語”。 趙忠祥竭力否認此事。“我不相信21世紀會把白的說成黑的！”——可是21世紀為什麼不能把白的說成黑的呢？ 對於案件的勝訴，他和律師，都有“十足的把握。”他沒有失去他一貫的自信與威嚴。“我一向知道自己吃幾兩乾菜。”他語氣輕鬆，只是偶爾把牙籤一節一節地掰斷了。 下午三點後，咖啡廳中央的屏幕上，出現了趙忠祥主持的節目。很多動物在野外跳躍，間伴着趙老師溫和清晰的解說。 他倚在沙發上，看着電視上的自己，“其實自己都不忍心看，挺對不起大家的。”

趙老師：我為什麼要放過她？ 記者：吳虹飛 易立靜

人物周刊：目前這個案子的進程如何？ 趙忠祥：從法律進程來說，我想已經到了尾聲階段了。名義上是駁回重審，其實根本不會重審，而且法院接這個案子是錯誤的，因為一事不能二審。我個人認為，如果不出意外，不可能會有別的走向。我是贏定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這個案子？ 趙忠祥：無事生非，無中生有，無可奈何。我不認為這是情人間的反目，實際上是饒穎勾結社會上的人來敲詐，來犧牲我的名譽。這和中東的綁架人質似的，切頭。她實際上是拿我的名聲作為綁架的要挾。一直到了昨天，她還限制我48小時內向她悔罪，這個悔罪不是要我發表聲明說：饒穎我對不起你，我真的很愛你，我現在背叛了你，我很後悔，我以後還會一如既往地愛你。她不是這樣的，她是要錢的，過去要100萬，現在要150萬。

人物周刊：那些錄音到底是不是你的？ 趙忠祥：我現在不上網，我也不聽，我只想問：你能確認那個說話的人是我嗎？

人物周刊：你沒有聽到過錄音，難道沒有人跟你複述嗎？ 趙忠祥：有過，那些語言我也看過，但是我很奇怪，我沒有說過的話，甚至她都沒有說過的話，網上也有。比如說，網上說她說，你和張淋那個官司，就是因為你送給了中央首長10萬元的黃胄的畫，才幫你打贏的。這個話我真的沒有聽她講過。如果她錄下來作為證據，那她就是誹謗，不但誹謗我行賄了，還誹謗了中央受賄。我告她誹謗罪，法院也是要立案的。 我只能說我不記得她說過這個話了，或者是我掛了電話，她還在喋喋不休地說話，也是有可能。 她對上海早報一個女記者說，趙和他的律師是同性戀，不過我沒有證據，你可不要登，結果上海早報就把這個“你可不要登”這句話也登出來了。這個指證沒有殺傷力。你說我是同性戀，我怎麼同性戀了？你來取證啊！我的道德觀里不覺得同性戀是一件多麼不好的事情。關於這件事，我對律師說算了，誰不知道她是胡說八道啊？

皇甫大衛寫過一封信給我，這封信我當時沒有對媒體公布。因為我認為這封信是傾向於我的。但是我不理解他，你是律師，你有着鮮明的道德觀念，你不應該這樣的。你和她談了話，結果還向我通報，勸我不要向她低頭。過了三天他就借媒體回過頭來罵我。我也就不客氣，把這封信交給了“律協”了。他們應該在調查中。

人物周刊：這封信是打印的，你怎麼認定是皇甫寫的？ 趙忠祥：因為裡面有隱語和暗語，這個符號是別人不知道。他自己過去也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比方說他說到一個細節，這個話正好是過去他和我說過，或者只有我和我的一兩個律師知道。

你是不是勝券在握呢？ 我怎麼可能敗呢？第一個我已經勝訴了，第二個是一個假字條，怎麼可能捏造出事實呢？

你會反訴嗎？ 我會刑訴她。這是要判刑的。我為什麼要放過她呢？她的所作所為已經觸犯了刑律了，我不辦她，社會也要辦她，這不是我們個人恩怨。

那她要是跑掉了怎麼辦？ 你別這麼說，小心她找你來。你可別招惹她，她可厲害呢。

聽說三年前她就在告這個事情？ 為什麼我和她有這麼這麼長的對話？就是因為我在電話里，對她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掰開了，揉碎了，甚至說你有什麼條件我們都可以談，我認為我已經是仁盡義盡了。但她一直在尋找平台去擴散這個事情。單位啦，婦聯啦，媒體啦，到處告狀，最後到了法院。

當時媒體並沒有把這個事情張揚開來？ 媒體當然不敢了，（當時）它要敢我就滅了它。她現在立了案，媒體就有恃無恐了。但是第一個“人身傷害”的案子，二中院已經裁決了，豐臺法院立案是違規的。

那第二個案子，3800元醫療欠條的事，應該不應該立案呢？ 治療費的欠條，說穿了是中央電視台該她的錢，這是兩個單位之間的帳，用不着你饒穎來催討我。這樣立案是不是可笑呢？海淀法院7次都不給立案，你為什麼豐臺就立案了呢？ 我沒有在媒體上對豐臺法院進行質問，我已經給它留足了面子了。我一直住在海淀區，梅地亞中心就是我家的客廳和飯廳，再說，我怎麼也算是一個名人吧，我要是住在豐臺，難道大家會不知道嗎？兩個人都不是豐臺區的人，你憑什麼立案？

饒穎最近有給你打電話嗎？ 沒有。

她最後一次給你打電話是什麼時候？ 記不大清了。她經常給我發短信，都是甜言蜜語，什麼節日好，端午節快樂。

端午節？那就是五月了。她給你打電話你不接，有這樣的情況嗎？ 我接，但是我一聽是她的聲音，就不說話。她就叨不嘮叨說一大堆，我就給她掛了。她肯定在錄音呢，我不會授人以柄。

你今年電話里和她溝通過，那你覺得她現在和你剛認識她的時候有區別嗎？ 沒區別。她這人一向是這樣的。她可以形式上說沒有什麼問題，過一會她會說出一個你很難接受的事兒。這個事我不想談細節。

法律上兩個人沒有關係的話是不能立案的，她現在拼命想認識我，三年來，“上窮碧落下黃泉”，但是現在“認識我”這個節點還沒有接上。

那你究竟是否認識她呢？ 這是我的隱私，我憑什麼告訴你們？而且，我認不認識她，跟你們有什麼關係？我不是外交部，也不是克林頓，不需要向國民做這樣的交代。 我說我不認識她，這不需要證明。她說她認識我，就要給出證據。 大家就是很關注“我是否認識她”，我就是對這樣的炒作很生氣。

上面這個筆跡是不是你的？ 如果是我寫的，我要還她錢的。我要打官司，就是因為不是我寫的啊。我身邊的人都知道我不可能因為3800元被人告上法庭。再說，這3800元真的是醫療費的話，你開個收據，我就跟單位報銷了呀。 她現在也跟她的律師說，也許這個字條不一定是他寫的，也許是他讓別人寫的，設的一個圈套。我如果是法官我就會“啪”驚堂木一拍，說，你說清楚了，到底是不是？ 如果你認為這個字不一定是我寫的，那還有什麼告的可能性呢？那麼多媒體眼睜睜看着事情到這一步，沒一個人說一句話，責任感在哪裡？最關鍵的證據就那麼一些，你們都不去報導。我覺得太可笑了。 這個事讓我有些傷心，我傷心的是這幾年和媒體打交道很多了，他們怎麼這麼對我呢？

你連她都不認識，她告你的動機何在？ 她告了三年了，她沒拿到錢。你真沒有體會到一個人被潑污水的感覺，特別是一個名人，又是一個男人。你在公共汽車上，突然有人說，耍流氓啊。雖然你什麼都沒有做，但眾目睽睽之下，你還是恨不得地上有一條縫讓你鑽進去。 當時我是一點都不願意自己的名聲受到玷污。就好比楊乃武的舅舅說，孩子，我們平常不惹事。但是第二句是，有了事，我們決不怕事。

不止一個饒穎來敲詐我，在這個事情前後，好幾起呢。有的數額不大，我就讓別人給他（她）了。也有人勸我，說給她點錢吧。 她真是一個悖論，她說她醫術高明，我的中西兩大醫師治不好的病她妙手回天，她又給這個人那個人治過病，那她現在拿着一個礦泉水瓶子裝水喝，比那個行乞的乞丐還慘，我就不明白了。醫術高明，我們的國家多麼需要你。你沒事打官司幹什麼，花那麼多時間？你沒錢怎麼就買那麼多錄音帶，還發給了記者？再說，如果我們認識，你為什麼還要錄音呢？現在又出了一個什麼“DNA鑑定”來了。她有一張人工流產的紙條，那這個紙條跟DNA什麼關係哪？ 她非得逼我承認那個打掉的孩子是我的，告我傷害罪。這個計劃生育是國家的國策，你一個已婚婦女，已經有一個孩子了，所以做人工流產是對的，這不是國家對你的傷害，這是你應該承擔的責任。 她現在急得亂跳，說限我48小時給出答覆，要不然我要把你的生理特徵公布出來。我說，我不相信記者好意思把它登出來呢。是不是跟伊拉克切頭似的？如果你威脅我，那你太低估我的能力了。真是開國際玩笑。毛主席的詩詞寫得好：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抽泣……

饒穎再給你打電話你還會接嗎？ 應該會的。我怎麼知道是她的？她可以用公用電話啊。

你現在心情如何？ 總體來講，比外界傳言的要好。很多朋友打電話來支持我，說，烏雲總會過去的，泰山壓頂不彎腰。你要快樂一點，等等。 徐遲在寫陳景潤的文章里說過，“颱風的中心是平靜的”，準確來說，被風波涉及的中心是平靜的。因為這個事兒不是我挑起的。 再說，我怕什麼？再低也低不到拎着一個破皮箱進入中央台的那個時候了。杞人憂天沒有用，其實天根本塌不下來。 我的命運就已經交給社會了。你就是罵我，也傷害不到我。我到這個歲數，除了我自己，已經沒有人可以傷害我。

你的家庭如何看待這個事情？ 我不想多說這個，我們家經歷的各種各樣的事兒太多了，這個不算什麼，我要是說太多，外界會有傳言。

你在中央台的工作將如何進行？ 一如既往。前年怎麼着，大前年怎麼着，今年、明年還怎麼着。 我跟央視的人這麼說，別跟我劃清界限，我在保衛央視。說大了我是保護國體的形象。不用說大，我是為事實而戰。

那你如何看待幾年前張淋的案子？ 其實張淋那個案子讓我更加為難，更焦慮，更有口難言。因為我當時對的是媒體兩大集團。張淋怎麼也是媒體圈的人，本身就是一股勢力來針對我，複雜性更高。

你在1995年的時候，就很有先見之明地說，其實名人有時比老百姓更不如，因為名人更容易惹事？ 我記得我在三峽碰船觸礁的時候，那時是大禍臨頭，生死存亡。後來我再遇到那個船長，不敢提往事，只是說，說人生這樣的航船，總要碰上風波，我們總是要做好準備。結果話剛說完，就遇到了官司，真是一語成讖啊。

梁曉聲在1995年曾經高度評價過你，說你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名人，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評價？ 在自然界的發展當中，在人類社會的發展當中，或者在人類社會的發展當中。我們對我們自身精神方面的認識是很差的，幾乎是有待開發的領域。雖然我們有奧運會，但我們很少有在精神上修煉自己的門類和規則、有章可循的辦法等等。我們形容一個人，不自量力，不知天高地厚。而自知之明，就好比我們點菜，多了不好，少了不好，對自己和客觀事實有一個恰如其分的估計。這是很難的。 可惜他說過我有自知之明之後，從1995年開始我就官司、是非接*（？）而來。

那你如何處理這些是非？ 這個不是修養，而是個性。我覺得有文化的人，修養高的人，未必有山野村夫那樣有着忍耐力。遇到事之後他們憂心忡忡，有上吊的，服毒的，什麼都有。 但我不是，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是高中生，18歲的時候提着一個破皮箱進入中央台，我是低起點，經歷過很多事情，我怕什麼？再低的時候低不到那個時候了。杞人憂天沒有用，其實天根本塌不下來。我有這個心理底線。

那你認為你的個性是怎樣的，是不是一個習慣忍耐，不願意樹敵的人？ 我哪裡有忍？說句老實話，我基本上是一個有冤必報的主兒。說真的，同事之間的相處，我做得不夠好。我不能舉例子，這樣不合適，人家會說趙忠祥那麼大年齡了，還記得這些陳芝麻爛穀子的。 我很少想“樹敵”這個問題。我樹敵都是通過傳媒，和社會上的閒雜人員樹敵。

你認為這樣的事情不僅是對個人的，而是針對社會的？ 我覺得媒體、公眾不該把污水潑在我身上，因為我的形象是社會，是大家營造的，不是我個人營造的。如果我是一個退休的老工人，我想跪求別人給我潑污水，恐怕都沒有人願意。在我身上這麼大一點事，為什麼怎麼會擴大。他們關心什麼呢？我真的很奇怪。 我想問你們一個事情：如果這個事情，如原告所說的那樣，是事實的話，你們會怎麼來看待處理？其實無論是公眾，還是媒體，大家都知道這是太普通的事情。你們主編難道沒有過這樣的事情嗎？為什麼大家指責起別人來津津樂道？ 我都一個老頭了，怎麼還招引那麼多人來對我指指點點，媒體長篇累牘地追蹤報道？現在媒體是坐山觀虎鬥。就好象鬥蛐蛐似的，這兒撥一撥，那兒撥一撥。 我還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公眾關心度有這麼高呢。是不是大家覺得逮着一個“活老虎”，比較好玩兒？ 現在對人的攻擊、誹謗，無恥的傳言……你可要記得，戴安娜王妃就是在狗仔隊的追逐下，香殞巴黎的吧——死了！

你的道德底線又在哪裡呢？ 因為我是一個中庸的人，我和社會的平均線是一樣的。我們那時候講究自嘲，可是現在的人怎麼自毀呢？比如木子美，我就覺得那真的是一件挺奇怪的事兒。

那你如何看待西方國家領導人的緋聞？ 對於這樣的緋聞事件，我覺得我不會去關注它，評論它，更不會去讚揚它，也不會去明目張胆地反對它。 我在央視的工作性質，決定我不可能關注這樣的事件。即使是克林頓，我也不關心。我覺得那跟我沒有關係。

憑心而論，如果這個案件中的主角不是你，而兩人之間的情人關係本身又是真的，你覺得這個男人，是不是應該承認這個事實？ 如果有，就應該承認。

趙忠祥：我們是不允許出錯的 記者：吳虹飛 易立靜

（一）工作觀：都做過相同的噩夢 1960年到1985年，是你在電視台播報時期，你還記得你1960年4月22日晚7點，你第一次播報新聞的心情嗎？

我的第一次，我希望它很輝煌，準備階段非常激動和緊張，但是沒有容得我實施，就在無意中開場了。

那時我們從舊台遷到新台，我們準備了備用的方案，就是我的同事是沈力大姐這邊線路出現問題的話，我作為候補頂上。但這樣的事情，我當時認為概率為零。但是——沈大姐剛說，各位觀眾，嘩——一陣雜波，忽然我就看到了屏幕上出現了一個楞小子的側面——我們那時一年照相也不到一次，更不知道自己的側面會是什麼樣子。一時間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心裡嘀咕，這怎麼出現一個男的？當我知道這個人是我的時候，嚇了一跳，覺得當時非常美好的期待都落空了。我剛要說什麼的時候，10秒鐘，這個人又不見了。第二天在食堂吃飯，就有幾個中年婦女在指指點點：就是他，就是他。

就跟你們年輕的女孩子，第一次嫁人總希望很排場，很風光，最後只弄得了湊和，私奔了得了，就那種感覺。

當年你一個楞小子，怎麼樣能夠“技壓群芳”，在1000多個報名人員里脫穎而出，進入中央台？

這是黨的需要吧，總是需要這麼一個人，我就趕上了吧。 我是1957年上高中，國家招生頭一次出現這種情況：60%的人要被淘汰，不能上高中。能上高中和不能上高中，對於一個初三學生來說，是人生中最關鍵的。我的功課中等，物理、數學都不行，語文和外語還可以，從來不是出類拔萃的人。不象現在的少年作家，都寫小說，可以賣錢了。或者那誰，從小是送到美國讀博士回來的。因此，在我的記憶中，這個階段是我一生中壓力最大的時候，而不是去考電視台。考電視台我很輕鬆啊，我本來也不是特別想去，而且考不上我還鐵定可以上大學啊——那年的高中生的人數比大學招考人數還少，所以我們都必須上大學。

我們那時侯北京市22中，同學十幾個男生睡一條通鋪，形同手足，當時要提前離開，要過唯一的一個人，跟大家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方式，真的是戀戀不捨，“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啊！但也帶着一種勝利者的優越感。那畢竟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當冠軍，在千挑萬選選出來的。我後來好強的性格，都是在後來的工作中逼出來的。

你覺得你的播音水平，在台里算什麼樣的級別？ 我的水平，算是中上吧。起點不一樣。你看人家是從小留美回來的博士，我不過是一個連功課都不出類拔萃的高中生。我一直知道自己是吃幾兩乾菜的人。

作為國家的喉舌，你經常見到國家領導人，心情、感覺如何？ 這和一個人的成長，成熟程度，和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聯繫在一起的。我18歲見到周總理，那可是仰望泰山，現在都揮之不去。現在我見到胡錦濤、溫家寶，不可能這樣了，雖然心裡還是有落差的。

你和領導人有私交嗎？ 沒有，我和部以上的幹部都沒來往。

1980年你開始解說《動物世界》，當時是跨的步子比較大，可以說是具備某種開創性。你是怎麼找到這種解說方式的？ 我舉個例子：鄧麗君，她的行腔和吐字，如泣如訴，如怨如慕，我覺得對我不是沒有影響，我想我是不是可以有一種娓娓道來、竊竊私語的方式？而不是在大會堂那樣慷慨激昂的？我們還從來沒有提出過所有的動物都是我們的兄弟，而動物世界第一次提出這樣的理念：對於自然我們應該有一種人文關懷的理念。

你在解說《動物世界》時，是不是不由自主地投入感情？ 那當然，我二十年都做這個事情。我覺得這是人文關懷，對動物也是一樣的。不是居高臨下的憐憫、恩惠、施捨，它們有時比咱們還聰明呢。也不是覺得好玩，而是一種關愛，一種博愛。

你是動物保護協會的常務理事，又是東北林業大學的名譽教授，你家裡養寵物嗎？ 不養，我是搞野生動物的，覺得愛護動物應該把它放到大自然里，為什麼要放在籠子裡呢？要是我兒子放在別人家養，我也不樂意。

你在你的播音工作中出現過差錯吧？ 沒有，絕對沒有！飛行員能出現錯誤嗎？那是不可能的，完成任務是以自己生命為代價的。 我們也一樣，我們如果出現了錯誤，就沒有你了，你要押上生命、政治生命、藝術生涯的。在這種情況下，你能夠不嚴格要求自己嗎？你敢不嚴格要求自己嗎？這和你們玩卡拉OK是不一樣的。

在這麼大的壓力下，你會不會有一種兢兢業業，如履薄冰的心情？ 所有的人都一樣。所有的播音員，主持人，特別搞直播的，都出現過驚人的相似，就是隔三岔五要做類似這樣的噩夢。比方說，現在就要開播了，我現在還在西單呢，或者還在坐電梯呢，說什麼我也到不了。都有！我原來只有我一個人做這樣的夢，後來發現大家都一樣。這真是奇怪了，這真是一個值得醫學去探究的現象。

如果我們去看古今中外的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國空軍，他們在戰場上的平均壽命只有17天。和莫斯科保衛戰的戰士，其實是必死的。這樣比起來後，自然就心平氣和了。

你如何看待熒屏上的自己？ 我在電視上的圖象，其實自己都不忍心看，挺不愛看的。其實挺對不起大家的。這可不自謙。就好比姜文也在一次訪談里說，他挺不愛看電影上的他的，覺得挺丑的。

你的從業經歷中，受過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不就是文革嗎？大家都去了幹校。除了文革之外，往後這二十多年來，我倒沒有太大的挫折。適者生存。而且我看得很開。我比較明白，什麼都無所謂。

你長期的職業生涯里，你有無產生過厭倦？ 有過，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跳槽。可能有一段枯燥些，不順心些，但從來沒有過要離開。因為到我可以自由選擇工作的時候，我已經差不多50歲了。我年輕時，這可是飯碗，我離開了，可就真的沒有飯吃。計劃經濟，一切由組織安排，我們沒有這個餘地。

請問中央台這樣的體制，對你而言，是否有着它的不足之處？ 你可以批評我，但我不能批評我的單位。這是一個職業道德。不可能你吃着人家的飯，你回頭罵人家。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指責他的老闆。

（二）家庭觀：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親情

你在1995年的《歲月隨想》裡寫道：“如果我此時摔倒，自有我妻子來扶我。”你覺得親情在你是何種位置？ 我覺得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親情。我妻子很體貼我，對我非常好，她也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的播音員。她和我一樣，也沒有上過大學。文革期間，一定要家庭出身好，才能夠進電台，她家庭出身很好，是工人階級出身。到台里後，她到北大外語系在職學印尼語。

你們當年是如何結識，如何走到一起來的？ 那時候我們是沒有業餘時間的，我們哪有工夫去逛街？所以我只好就近解決吧。 我們當時是同事，一個食堂吃飯的，然後湊在一塊，彼此有好感，所以走到一起來。 我妻子非常美，到現在我依然覺得她很美。 她幾乎沒有什麼愛好。她喜歡旅遊，現在就在國外。

你早戀過嗎？ 我們那時侯，男生多看女生一眼，都是要被批評的。

你妻子是如何化解你的困難的？ 我妻子是一個很賢惠的女人，也是一個力量也很單薄的女人。你如果她有核電站一樣無窮無盡的力量，那我就不成了被她保護的人？ 我覺得家庭是要相濡以沫的，互相諒解。而不是說她給你什麼建議，什麼力量。她跟着我這麼多年，我已經覺得足夠了。我還能指望她是百萬富翁，她出去掙錢，我天天家裡呆着？

你在家裡是一家之主，在工作中有了不愉快，遇到挫折，你會回去跟妻子講嗎？ 不講。男人跟女人講這些事情，最沒勁了。你有煩惱，你解決不了，你的妻子比你還沒有能力，還無助，那你為什麼還要把自己的困難強加給她呢？她又幫不了你。

那她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儘量讓她看不出來。

你父母的家庭對你的性格影響大嗎？ 我父親早就死了，我是遺腹子，我有兩個姐姐，死了一個。 我們住在胡同里，和小夥伴們一起，離開小夥伴不能生存。遇到最大的危險，不過是被自行車“剮”一下。太安全了，家裡頭都不怎麼管。 母親對我影響也不大，她讓我們沒餓死，就很了不起了。我們那時侯不興和父母商量，不受家長的管。我都到了電視台報到了，才通知家裡。我的自我教育是自己和學校和社會，以及朋友們完成的。

（三）生活觀：二十年來看大師畫畫

你的性格和為人處事如何？ 你們年輕人喜歡張揚，喜歡另類、時尚一些。我覺得一個文明世界的人，是要受法律約束的。如果大家都放浪形骸的話，那這個世界不就是群寇了嗎？ 人的性格，其實相互差異不大，你看那頭驢，它們差別大嗎？ 我喜歡平庸，既不飛揚跋扈，也不唯唯諾諾。我不喜歡張揚自己的個性，對外說自己怎麼樣，我覺得很可樂。我覺得自己很平常。我想做到不卑不亢，但經常會拍案而起。

你的生活是一個有情趣的人嗎？平日結交朋友嗎？

非常有情趣。喜歡畫畫，聊天，散步，看看花鳥魚蟲，逛逛古玩市場，交交朋友，論論道，這些事兒，一個星期都忙不過來。真的。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孟母擇鄰，我一般不結交很下流的人。我總喜歡“高攀”一些，大家都一樣，就好象現在大家選擇名牌大學，名牌系，拜一個名牌的教授，找一個名牌公司，這也是一種時尚。我很時尚，你們以為穿好衣服就是時尚嗎？

聽說你非常喜歡畫畫，如果不當主持人了還想去當畫畫的？

我畫畫不錯，可以和准專業畫家，甚至專業畫家可以相比。書法在業餘中也不錯。我有天賦。 小學四年級下了課就到一個同學家玩，他父母都是中央美院的教授。我耳濡目染，受到薰陶。 現在畫畫在我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比例，我來往的圈子主要是畫家。非常有幸，中國以後成名的大畫家我都是他們的朋友。比如說李可染、黃胄、范曾等。只要我有空我就今天去這邊，明天去那邊，他們的文化修養都很高。隨便和你喝喝茶，聊聊天，都受益非淺。如果碰上他們正在作畫，那就更加榮幸了。我可是看了二十年那些頂尖大師畫畫的啊。 畫畫必須沉下心來，國畫是不允許出錯的，你如果畫錯一點，就要換紙重來了。 我原來挺浮躁的，現在沉下來了。一個星期不出門都沒關係。

我也喜歡京劇，但這個不是我的特長，談不上票友。 我聽音樂很兼容，古典的，現代的，西洋的中國的，最親密的情愫在施特勞斯（？）家族的音樂，因為我是中國唯一的一個人，轉播了18年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就象播《動物世界》似的，你總會被它薰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