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獻給母親節

母親的智慧

母親是北方人，性格爽直，伶牙俐齒。父親是南方人，性格溫和，拙嘴笨舌。兩人性格取長補短，按理，日子應該過得祥和太平。父母雖都是知識分子，可在柴米油鹽醬醋茶浸泡的瑣碎日子裡，他們也像千千萬萬的平凡夫妻一樣，免不了磕磕碰碰，少不了爭吵拌嘴。

拙嘴笨舌的父親與伶牙俐齒的母親吵起架來，不管是對是錯，結局永遠只有一個：以父親的沉默克制或“落荒而逃”而告終。

母親不光嘴皮子利落，手腳也很麻利。經常是嘴到手到，說話做事滴水不漏。在家一向說一不二，帶着霸氣。都說“婦女能頂半邊天”，我們家呢，乾脆“婦女頂上全片天”。

父親不止一次自嘲地說過：別人家是“夫妻、夫妻”，我們家是“妻夫、妻夫”（與“欺負”諧音）。

總覺得父親的自嘲里，帶有對母親的謙讓與嬌寵。

記得大學一年級的那個寒假，回家過春節。為一件記不清的小事，父親跟母親拌了幾句嘴。結果，母親不依不饒，從語言庫里取出長槍短炮，對父親一番狂轟濫炸。我聽不下去，忍不住問父親：“你怎麼受得了啊？”毫不動氣的父親笑笑說：“我就當是聽你媽在唱歌。”那一刻，我簡直目瞪口呆，對父親的修養佩服得五體投地。

父親看到我不加掩飾的驚異，又笑笑，說：“不管怎麼說，你媽顧家。她要是沒這兩刷子，我們家可能早就家破人亡了。”

見我不解，父親問：“還記得小時候，你媽帶着你和小妹參加批鬥會的事嗎？”

哦，當然記得。那時我還小，大概5、6歲。以孩子的眼光看當時的場景，有些懵懂。有關整個事件的背景，我是在長大以後，才慢慢搞清的。

那是文革期間，父母下放在靠近鄱陽湖的一個生產建設兵團。那裡有關押的勞改犯，有下放的知青，也有北京過來勞動鍛煉的幹部。運動初期，“保皇派”和造反派陣線分明，勢不兩立。天性溫和的父親不願加入任何派系鬥爭，出於本能，想當“逍遙派”，或者說，中間派。但當時的形勢是，所有人都得站隊，非左即右，非紅即黑，根本沒有“逍遙派”的任何空間。最初，父親是兩派都極力爭取的對象，因為父親出身好，同時又是技術幹部。但父親沒有歸順任何一派，這無形中得罪了兩派人。當“上面”明確表態支持造反派時，“保皇派”如喪考妣。造反派召開批鬥大會，不僅要揪出“保皇派”，還順帶要打擊“逍遙派”。他們已經暗中策劃，在批鬥現場，把我父親也一道揪出去批鬥。

母親是醫生。一貫以“一視同仁、救死扶傷”為最高醫德，人緣不錯。批鬥會當晚，造反派一方有人偷偷給母親通風報信。母親當時剛生完小弟，正在坐月子。一聽到消息，當即左手牽着我，右手拉着小妹，直奔批鬥會現場。父親帶着一隊知青，坐在千人批鬥會場，對批鬥會內幕毫不知情。當批鬥會主持人用高音喇叭喊出父親的名字時，母親不顧一切，衝上台去，一把奪過話筒，慷慨激揚地說了一通話。當時的場景，用“驚心動魄”來形容，毫不為過。母親的每一段話之前，都恰到好處地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語錄，像她的一貫做事風格，一氣呵成，滴水不漏。母親的挺身而出，神奇地扭轉了局勢，父親得以躲過一劫。

多年後，母親到德國來探親。說到這事，母親告訴我，當時，父親曾私底下跟她說過，如果被揪出來，他會以死相拼，絕不會老老實實掛着侮辱自己的批鬥牌子，由着別人打耳光，剃陰陽頭。父親雖然性格溫和，可一旦倔強起來，說到做到，撞南牆也不回頭。尤其是涉及到個人尊嚴和人格的事，父親不會含糊。母親了解父親。所以，那天會不顧一切，舌戰群雄。 要知道，那天批鬥會場，造反派都有槍。父親如果反抗，動起手來，   很有可能會性命不保。那時武鬥已成燎原之勢，父親如果被擊斃，也只能算是“自絕於黨和人民” 。

父親後來聽從母親的建議，與一位奶牛場的工人，組成了只有兩人的“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在整個文革期間，免於了被衝擊。

也就是從那一刻起，我突然洞察到母親的智慧：她表面上總是“欺負”父親，內心裡卻十分清楚“霸氣”的尺度。  她收放自如，從不挑戰父親的底線，並敢於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

如今，父母都已進入老年。度過了金婚之後，他們不僅相貌越來越接近，連得的老年病都一樣。

現在，兩人吃一樣的藥，打一樣的針，做一樣的保健操。相濡以沫，片刻不離。

爸爸樂呵呵地說：這都是你媽多年“栽培”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