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小腳、不識字，丈夫解放前就病死了，家裡有一個男孩、三個女孩，還有一個婆婆。婆家姓馬，恐怕曾經也是殷實人家，家就在小城十字街西下坡不遠路南，縣委對面，住的是一個兩進的院子。院子有臨街的門面，解放後門面房讓政府徵收了，開了一個修自行車鋪。給俺娘他們在旁邊開了一個進院子的小門。

一進院子有兩間西屋，房子也讓集體給占去了，住的是一個叫黃二孩的精壯漢子一家，當時干着生產隊長。我七十年代回小城看俺娘，見黃二孩領着生產隊上山採石頭，出事故殘廢了，勉強能走路，家裡一群孩子都還小。再往前上一個台階兩間東屋兩間西屋是俺娘家住的。三間南屋是正房，住着的那家的男主人俺娘讓我叫'三伯'，應是俺娘死去的丈夫的哥哥。院子裡過去還有一眼水井，後來填死了。有一顆石榴樹，還有一顆棗樹，結的棗特甜。俺娘她們家一定在鄉下沒有地，要是有地土改時劃成地主就別想做保姆了。成分應該是'房屋出租者'，類似於'中農'，我猜解放前恐怕就是以房屋的微薄租金為生。

俺娘在我們家做飯、洗衣服，照顧我們五個的一切。我上中學前從來沒穿過買來的鞋，穿的都是俺娘給我用手做的。做鞋的工序先要做鞋底，要找出舊布，在木板上一層層鋪，鋪一層刷一層用面打的漿糊，放在太陽下曬乾，剪成鞋底的大小和形狀，然後用粗的針和線密密麻麻納一層，然後再做鞋幫，最後把它們縫在一起。寫那個時代的小說和那個時代的真實生活中多有姑娘愛慕一個男子，精心做一雙鞋表達心意。那時候孩子們沒有玩具，男孩子會抓一種硬殼的甲蟲，叫'金金花'，拿線拴住脖子，讓它飛着玩。記得是四、五歲時，我抓不到'金金花'，這要到榆樹上抓，或到雞窩裡掏，別人家的也不讓我玩，我哭着回家，俺娘拉着我，出去用李子跟別的孩子換了一個。

俺娘自己還有四個孩子，老大是男孩，我喊'乾哥'，下邊三個是女兒。'乾哥'，念完了初中，五十年代中出去到鐵路上作職工了，那時找工作還不太難，也不分城市農村戶口。我上幼兒園時一天俺娘的小女兒接我，說去'吃桌'，原來是乾哥回來結婚辦酒席，找的還是本縣的一個鄉下姑娘。二十年後一次我到乾哥所在的城市，找他幫我買火車票去過他家，三個孩子髒兮兮的，家裡什麼也沒有，老婆在打臨時工。

俺娘的大女兒五十年代末中學畢業後，新疆建設兵團招人，她偷偷報了名，俺娘不讓她去，說去了就不認她這個女兒，她還是去了。以後和一起去的臨縣的青年結婚，每年給俺娘寄錢來，說你不認我這個女兒我偏要認你這個娘。俺娘臉孔長得很周正，四個孩子中老大老三像俺娘，老二老四都不好看，但性格剛強有擔當只有這個女兒像。

俺娘的第二個女兒長得最好看，初中畢業考上了護士學校，不巧趕上了六零年生活困難經濟調整，學校撤了，她又回到了小城吃農村糧，俺娘做主給他找了一個城南的菜農結婚。那人倒是老實肯干，二十年前我回小城，俺娘就跟我說她的這個二女婿已病死了。

就這樣，十幾年過去了，俺娘跟着我們家，父母給下放到鄉下，她跟着到鄉下，我們家六五年離開小城到城市，她跟着我們到城市。她為我們解饑渴，給我們抵嚴寒，運動中有時父母讓人帶走了，她就是我們五個的庇護和靠山，任何時候她都永遠跟我們在一起。只是六零年生活困難時期，我們那兒餓死很多人，俺娘提出給我們一家做好飯我們吃完收拾利落後，她回家吃。當時她家有一個眼睛已經瞎了的婆婆，還有剛上中學的小女兒。俺娘跟着我們家吃商品糧，每月有26斤糧食，她把她的糧食帶到她們家。就靠着這每月26斤，她們一家三口挺過了困難時期，老婆婆一直到七十年代才壽終正寢去世。

六六年紅衛兵破四舊，說雇保姆是資產階級剝削，勒令保姆都回家。俺娘離開我們家時，我爸不讓她把戶口轉走，說讓她永遠呆在我們家，我們五個孩子長大後給她養老。俺娘害怕連累我們，還是把戶口轉走了，但連着有十年，每年春節俺娘還是到我們家跟我們一起過。俺娘來過春節是我們五個孩子的最盛大的節日。她二女兒的婆家在山裡，俺娘拿來親家送的木耳和黃花菜，快到我們家時買一手巾兜炒花生，將木耳和黃花菜加上粉條豆腐熬一鍋，這是我們一生最難忘的美味。

六七年文革打派仗，傳言另一派要攻打父母單位的這一派，我媽怕我們出事，讓我帶着我們五個逃難。天下之大肯收留我們這樣的黑幫子弟的只有俺娘。我們五個在小城俺娘的家裡住了兩個多月，一直住到市面平靜。

七十年代中，不知是俺娘突發奇想，還是別人給她出主意，她提出要把她的商品糧戶口換給她的小女兒。她女兒那時已快三十了，農村戶口，工作、婚姻都沒着落。我聽了覺得是匪夷所思，但俺娘托人送禮，最後還真辦成了。她女兒有了戶口，也找到了一個集體工廠的工作，儘管工資時發時停，後來和一個招待所的炊事員結了婚，還領養了一個女兒。但俺娘就沒有糧食供應了，她變成了農村戶口，但沒力氣下地幹活。我那時已有收入，每年春節都會給俺娘寄幾十塊錢，也會省出糧票給她。

過了2000年，我已在海外，家裡打電話來，說俺娘中風了，農村老年人得這種病都是不治的，抬到屋子門口等死。我大妹妹是醫生，帶着藥趕去，但俺娘已快九十，壽數盡了。我的弟弟妹妹四個給俺娘辦了隆重的葬禮，他們四個披麻戴孝跪在當街為俺娘送靈，雇的響器班子吹吹打打繞城三周，將靈柩送到我們給買的墓地，墓上還刻了石碑。

又過了幾年，我大弟弟到小城出差去俺娘她們家，見房子建了一半停了下來，問起來才知，俺娘的那個外孫女考上大學，把準備蓋房子的錢拿去交學費了。回來一說，我們兄弟姊妹五個一人拿出5000塊，讓她們把兩層的房子蓋起來了。09年秋天俺娘的小女兒又打電話來，說她丈夫查出肺癌，動手術需三萬塊錢。我們五個，再加我媽也出一份，馬上把三萬塊錢給她轉了過去。手術做得不錯，但兩年後癌症轉移，還是死了。

2014年秋天，我們五個又一起去了小城。俺娘的外孫女已結婚，有了一個五六歲活潑的小男孩。她大學畢業已做了多年村官，考試早通過了，但打不通關係，一直轉不成公務員。俺娘的小女兒已退休，靠着俺娘轉給她的城市戶口，每月能拿到1500元的社保，看病也能報銷大部分，可以安穩活下去了。

她們家有一隻小白狗，老早我妹妹就告訴過我說，兩年前這個狗剛生出來不久，狗媽媽出門大概被車撞了，滿嘴流血的爬回家，和她的兒子頭頂頭咕噥了一陣就死了。從此之後，這個小狗再沒下過台階一步。我試驗了一下，撕下一個燒雞腿，先讓小狗吃一口，他吃得很高興，然後把雞腿放在台階下，小狗看看，無動於衷，再把雞腿拿上來給他，他又吃起來。我想，狗媽媽拼着最後一絲氣力回來給兒子說的，一定是世道險惡、人心叵測，讓兒子小心的話吧。

下午我們五個一起去了俺娘的墳上，荒草遮住了墓碑，我們找了好久才找到。我們將貢品擺上，除了水果，還有一大碗紅燒肉。我們知道俺娘活着時愛吃紅燒肉，但從來沒有放開量吃過。

寫定於2015年母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