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是我們院子裡的一個老人，在我最早的記憶里，他就有一把白鬍子了，我們小孩都叫他‘王爺’，大人們則稱他‘王先生’。在我們小城，在49年後的語境裡，稱人‘先生’絕對是一種敬而遠之，甚至是一種劃清界線的表示，被稱為‘先生’的人一定也就不是自己人，自己人是要稱‘同志’的。

確實，王先生還真不是革命隊伍里的人。王先生大名叫王蒼，解放前是遠近聞名的大地主，他信佛，有發自內心的悲天憫人的慈悲心腸。1942年我們家鄉大災荒（老輩人提起，總說‘三十一年年饉’），餓殍遍野，窮人賣兒賣女。王先生在家鄉搭起粥棚，四鄉饑民蜂擁而至。王先生還收養饑民的棄兒，來者不拒，救助無數兒童。自此，王先生‘大善人’的美名不脛而走。48年共產黨一來搞土改，王先生馬上交出全部家產：土地、房屋、家庭資材。以當時土改的兇殘和不留情面，也實在不好意思對王先生下手，只好順水推舟，給王先生了一個‘開明士紳’的虛名，讓他住到縣城裡養起來了。當時縣一級還沒有‘政協’這樣的名堂，不像現在，縣政協是‘黨、政、人大、政協’四大班子之一，有臃腫的編制和豪華的辦公場所，王先生就住在縣政府院子裡的一間小屋裡。

一開始王先生孤身一人，沒有別的家人，沒有老伴，也沒有子女在身邊，說是他有兩個兒子，陸續都死了。若是信因果，王先生一生積德行善，或許是要贖前世深重的罪孽吧。他的第二個兒子死後，兒媳改嫁，六十年代初王先生的孫女來到他身邊，祖孫二人相依為命。他孫女上小學和我同班，由此我有機會常進出王先生的家。他們住兩間小屋，孫女住外間，王先生住裡間，每人一張床、一張桌子，簡單的衣物放在箱子裡，王先生還有一些中醫的書。由此我推斷土改時王先生是將家裡所有的家產全都交出去了。

儘管住在縣政府，也有一份工資，王先生其實是沒有任何事情做的，新政權的事情也不允他沾手，他也深知，所以他拿把大掃把春夏秋天掃院子，冬天掃雪。王先生高大的身軀，腰杆筆挺，一大把白鬍子，每天一掃吧一掃吧在院子裡掃。每天早上，王先生都背起一個糞筐出門，將大街上夜裡拉車路過的馬和牛的糞便一灘一灘用鏟子鏟到背上的糞筐里，到市聲起時，把揀到的糞隨便倒在莊稼地里。反正那時已經是人民公社了，任何一塊地都是集體的。

有人悄聲跟我說過，王先生懂醫道，我也在他家見過線裝的醫書，但從來沒聽王先生自己說過，更沒張揚着給人開方治病。王先生信佛，但我在他家連任何佛教的書也沒見過。現在想想，這種蘊涵不露是王先生亂世明哲保身的大修為吧。我只有一次見過王先生寫字，他用毛筆工筆畫出一簇簇的花鳥蟲魚，稍遠端詳，就可看出字來，可辨字體的方正端嚴。他寫（畫）的是一幅對聯，內容忘了，不外乎是四平八穩的應景的話吧。

王先生的日子就這樣波瀾不起的一天天過着，我不記得有任何親戚和朋友來看過他，雖然大人們說，常有他31年年饉救活養大的孤兒會給他寫信，有的還寄錢來。雖然外邊的運動一場緊似一場，卻一直也沒人想起過他，王先生有學養，但從沒聽他對市面上的事說過隻言片語，也不記得他去看過電影看過戲，我也就以為王先生已經修煉得心如古井了，直到他幫我們搬家的事兒發生。

中國的政治運動從大躍進失敗後的反右傾，緊接着反五風、小四清、大四清，然後就是十年的‘大革文化命’，一陣緊似一陣，一次狠過一次。家父從‘小四清’起就被關押，‘大四清’後甄別，給了一條生路，我們全家要搬到臨近城市的新單位。運動中失勢，自是路人側目，過去趨炎附勢者遠避，甚或落井下石。我們搬家時找了一輛破卡車，一家老小，幾個破箱子，棲棲遑遑。可到臨走時王先生來了送我們，並和我們一起坐上車走了，一路上汽車開動迎面的勁風吹動的他的白鬍子鋪灑了他一臉。

到了我們的新家，王先生提水和泥，為我們盤起了一個新灶。現在國內城市做飯都用上煤氣了（管道或煤氣罐），郊區頂不濟也是燒蜂窩煤，但以前都是燒煤塊，爐灶的內膛的形狀則決定燃燒進風的多少和風向，王先生知道我們不會做，到新地方又人生地不熟，他送我們乾脆送到我們新家。盤完爐灶，他又和我們一起買了煤和黃土拉回來，教我們按比例混合，做成煤餅曬在地上。現在想想，王先生100多里相送，並不僅僅是為我們盤爐灶吧，應該是對失意和落難者最大的撫慰和同情。

吃過午飯，我們都想出去轉轉，王先生輕車熟路領着我們。走到南大街，這是這個小市相比於北京王府井的繁華熱鬧所在，走過當時全市最大的一家百貨商店，大人悄悄告訴我，這家商店解放前就是王先生家的，我這才知道王先生家解放前不但在鄉下廣有田產，在城市也有可觀的商業資產，當然這些都被‘革命’一風吹沒有了。我側眼看王先生，我想或許我能從他臉上看出失落、懷念，或憤慨，但什麼都沒有，他的面孔如石像般沉靜，眼神如古井般深沉。

我插隊再到小城已是三年半以後了。碰到的熟人說起小城的‘破四舊’，認識和不認識王先生的人都會像提起經典一樣說到他。‘破四舊’一起，王先生馬上用字紙簍為自己糊了一個高帽子戴上，敲着自己的銅洗臉盆自我遊街去了，當時連在當政唆使下兇殘泯滅人性打砸成風的‘紅衛兵小將’都沒敢犯眾怒動手打他。王先生游完街收拾自己的簡單的衣物用具就離開了縣城和縣政府的小屋，回到了鄉下的老家。他遊街敲的這個銅洗臉盆我曾在裡邊洗過好多次臉。那時我上小學，冬天天亮的晚，王先生每天早上叫我起床上早自習，他在火爐上燒好水，我洗過臉和他的孫女一起上學校。不知道王先生自我遊街時作何想，我2014年重訪小城，和舊人提到王先生，他們跟我說的還是王先生自我遊街的事，這讓我覺得王先生此舉如同老舍的跳太平湖一樣，成了人們對文革和文革的成因的永遠的控訴和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