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有兩種“黃禍”，一種來自中國本土，一種就在西方。有關義和團的恐怖傳說，是西方20世紀中國形象的一個陰暗恐怖的、以地獄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紀西方輕蔑、鄙視的鴉片帝國的睡獅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個垂死僵化的帝國軀體內，還蘊藏着一種邪惡的危險的因素，一種令人想起東方地獄與世界末日的因素。現實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種隱喻的方式，表現着現實中西方對中國體驗到的種種欲望、焦慮與恐懼。“黃禍”恐慌在很多時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

義和團是本土的中國人代表的“黃禍”，“傅滿洲博士”是西方的中國移民代表的“黃禍”。那些生活在倫敦、舊金山“唐人街”的、在西方人看來醜陋、陰險、狡猾、骯髒、冷漠而又勤奮、麻木而又殘忍的野蠻的“中國佬”。 “他們中大多是些惡棍罪犯，他們迫不得已離開中國，又沒有在西方世界謀生的本領，就只好依靠他們隨身帶來的犯罪的本事。” 這是更為迫近的“黃禍”，直接威脅到西方世界的安全。

在西方的中國形象中，“黃禍”可以體現在關於一個歷史事件的想象上，也可以體現在一個虛構的文學人物想象上，可以以中國本土的中國人為基礎，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國移民為基礎。我們關注在想象與現實之間，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指涉相互印證的可能。真實的義和團事件，可能用來表現莫須有的“黃禍”，而表現“黃禍”恐慌的虛構的恐怖小說，又暗示着現實世界意識形態與權力關係。通俗文藝與嚴肅歷史，虛構與現實之間的文本相互指涉、相互依賴。

一

20世紀開始的那年，爆發了義和團起義。這大概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又一次引起西方廣泛深切注意的事件。因為一再經受打擊、幾乎處於癱瘓狀態的中華帝國，突然從其腹地，社會的最底層，一個神秘莫測而又危險可怕的中心，爆發了一次野蠻的、洪流般的反抗。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黃種人在亞洲的廣闊天幕下，排山倒海地撲向孤島式的西方人貿易與傳教的據點。那裡微弱的文明之光將被這野蠻殘暴的黃色浪潮吞噬。這是西方人難以想象也不敢想象的。

義和團的恐怖故事傳到西方，似乎證明了他們某種不祥的預感，也喚醒了他們集體無意識深處沉睡的噩夢。預感是關於“黃禍”的預感，而噩夢則是“啟示錄”中的末日景象：如海沙般眾多的魔鬼部族，將攻占蒙愛的聖城……

首先是“黃禍”傳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戰敗，半個多世紀中國在一系列國際衝突中連連失敗，已接近衰亡與屈辱的極限。這一年裡，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開始在公開場合提出“黃禍”（Die Gelbe Gefahr）說法，並命令宮廷畫家赫爾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據他想象中的黃禍景象畫一幅畫，製版印刷後送給他的親友大臣和歐洲其他主要國家的統治者們。畫名就叫“黃禍”，畫中七位天使一樣的人物分別代表德、英、法、意、奧、俄七個西方國家，她們拿着長矛與盾牌站在一處懸崖上，頭頂是一個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爾（Archangel Michael）站在崖邊，大家面前，表情嚴肅而神聖地說：“歐洲國家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與你們的家園！”在懸崖深澗、隱約的山河城廓的那一邊，半空中懸着一團奇形怪狀的烏雲，烏雲中心閃現着一團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騎在一條中國式的惡龍身上。

威廉二世聳人聽聞的黃禍幻景，雖然沒有多少人認真，甚至有人提出異議， 但畫家的畫卻很快流傳開來。1898年，美國也將《黃禍》作為宣傳畫印刷發行。如果說德皇的黃禍恐慌完全是捕風捉影，英國美國倒還有一些難以啟齒的理由。對英國來說，那是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與經濟掠奪使他們在勝利的得意中也隱約感到某種恐慌，他們隱約預感到中國人總有一天會對大英國採取報復行動的。對美國而言，問題更具體，華人勞工移民在勞動力市場與種族觀念上對美國人構成威脅，已經出現過排華風潮，都是“黃禍”恐慌的現實與心理背景。克爾南（V. G. Kiernan）談到“黃禍”時指出：

“有可能出現的中國威脅表現在經濟與軍事兩個方面。如果中國被迫接受現代工業化，那麼中國難以計數的勞苦大眾就可以讓中國產品泛濫於世界 。這是一個令人想起來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認自己有一種倖免於難的欣慰，‘不管怎樣，我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當時還有人抱怨，‘在中國謀生的外國人的數量，已經日漸減少’ 。正是那些僑居中國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擔憂與恐怖，而他們的看法又影響家鄉公眾輿論的偏見。從軍事角度看，中法戰爭後，‘人們似乎已經想見中國佬滿世界亂跑的景象’； 20年後（作者所說的西方人的種種恐慌，都在19－20世紀之交的那幾年——引者注），這種危險可能就更加緊迫，如果有一個國家最終控制了中國，就像不列顛控制的印度那樣，在中國龐大的人口基礎上建立一支高素質的、規模驚人的軍隊，一切就不堪想象了。有一位英國鴉片煙鬼說，如果英國能夠占領中國，“20年內就可以建立一支打敗全世界的軍隊”， 如果沙皇的軍隊可以得到中國的人力資源上永不枯竭的補充，他們就無往不勝了。有關俄國統治中國並使用中國統治世界的預言，早在19世紀中葉就可以聽到，19世紀臨近終了的時候，一個美國人曾預言：俄國將統治中國，然後印度——‘亞洲將開始征服歐洲’。

……

在一般人的頭腦中，黃禍帶來一種模糊的驚恐，只要一想到中國龐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萬涌到其他國家，人們就會不寒而慄。歐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國，對龐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對他們來說，亞洲人口泛濫，歐洲如果沒有技術上的領先，根本就無法應對。他們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貶稱中國泛濫成災的人群，該詞最早出現於歐洲語言，指中亞腹地洶湧而出的野蠻人，他們是些半人半獸的怪物，不知所來，也不知所向，所到之處，無不令人驚恐……

克爾南想說，西方人的“黃禍”恐慌，其實既不是經濟的，也不是軍事的，而是對龐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種“心理上的”（Mentally）的恐慌。這種恐慌可能根本沒有什麼現實或可能的威脅，只是它那令人厭惡的、異己的存在，就讓西方人感到緊張、痛苦。麥都思曾描述過擁擠在地獄般的國土上的龐大的中國人口。並對此表示過傳教士特有的同情。西德莫爾（Eliza R. Scidmore）沒有傳教士的同情，也毫不掩飾自己的種族主義偏見。他在《萬歲帝國》開篇道：

“從來沒有一個外族人能夠深入了解黃種人的思維方式。他們思維的起點與終點都與我們不同，是一個和我們相反或顛倒的過程，我們無法追蹤和理解。……對於所有的東方人來說，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跟我們的差異那麼大。沒有一種記憶、風俗、傳統、理念、詞根或是任何一種象徵能夠把我們的過去和他們的過去聯繫起來。這就像在盎格魯撒克遜人與中國人之間,沒有任何同情、關切、同感和默契可言。

他們巨大的數量和相似性令人震驚，任何一個單獨的個體與他的三萬萬同胞的相象是讓人感到可怕的。在這個巨大的帝國的任何一個地方，每個人都發現他們擁有相同不變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黃色皮膚、堅毅的性格和刺耳、機械的語言；相同的住房、墳墓和服裝；相同的偏見、迷信和風俗；相同的自私的守舊性和對於過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這種單調乏味、前後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斷重複的生活，令人討厭，幾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們占據的土地上，從西伯利亞到交趾支那，無論在哪裡，他們都留着卑賤的辮子、穿着毫無感覺的棉鞋；無論在哪裡，這人類最低劣的種族都墮落到骯髒、混亂之中。他們頹廢、沒落、麻木不仁，甚至對財富的喪失也無動於衷；他們自負、自私、頹喪、懦弱和迷信，沒有想象力、感情、騎士精神或幽默感；他們不會熱心於任何鬥爭，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條件的鬥爭，甚至對於誰將統治他們或誰將篡奪君權也漠不關心。”

“黃禍”更多是一種西方文化對東方的想象中固有的幻象。龐大的異己的人口本身就給西方人造成心理壓力與恐慌。如果他們不好鬥也不好動，麻木不仁，那麼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厭惡，世界上竟有這樣一個卑劣的種族存在而且不斷增長；如果有一天，這麼龐大的人口突然變得嗜血好戰，武裝到牙齒，反感或厭惡就變成了恐懼和仇恨。那將是世界最黑暗的時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

克爾南強調中國龐大的人口對西方造成的心理壓力。實際上“黃禍”恐慌的原因，可能更為多面更為複雜，有歷史的也有心理的，有經濟軍事的還有文化、政治的。西方文化充滿排斥性與侵略性，異域想象賦予異域的特徵，也經常帶有想當然的排斥性與侵略性，對異域文化的想象經常是“以已度人”的。羅伯特·杜魯斯（R.Druce）分析“黃禍”的意義時指出：“不管怎樣，某種有關‘黃禍’的觀念不斷侵擾着歐洲人的想象。‘黃禍’是一系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無。它對西方本土經濟的威脅在於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工的湧入；對西方哲學與基督教會的威脅在於佛教的傳播；而更大範圍中對西方勢力的直接威脅，則體現在中國正在與其他國家一道，爭取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當然，最不堪設想的恐慌，還在於一種惡夢，黃種人像洪水一樣在全球泛濫，最終統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