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是一場惡夢，是西方文化集體無意識深處關於異域東方的恐懼。它可能找到歷史的依據與地理的方位，但本質上仍是心理的，是一種關於恐怖的想象的原型，歷史事件與地理方位，不過是將其喚醒並表現出來的方式。“黃禍”恐慌在西方有多種理由多種表現，但直到1900年義和團事件，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它還只是一種沒有多少人當真的夢魘。義和團運動爆發，起初只是山東山西幾位傳教士遇難，教堂被燒，然後是大批的團民湧入北京，圍攻教堂使館等。西方人的恐慌似乎終於應驗了。有關義和團事件的各類報道出現在西方，在人們想象中勾畫出可怕的“黃禍”景象：無數醜陋兇殘的黃種人，頭上腰上纏着血腥的紅布帶，揮舞着長矛大刀，野獸般嚎叫着，蝗蟲般漫山遍野地湧來，所到之處，火光沖天，過後便是廢墟一片。這是多麼可怕的、地獄般的、世界末日般的場景。西方幾乎所有有關義和團報道都在重複同一個故事，同一種恐怖的場景。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所有描述義和團事件的書信、小說、政府或教會報告，都在證明“黃禍”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歷史必然的劫難。傳教士的報告描述了他們的同伴與妻小在山西被砍頭或以其他野蠻方式折磨至死的血淋淋的場景，教士、使節、士兵、商人以各種形式介紹他們被困在北京教堂與領館的那個死亡夏天的日日夜夜。這些著作報道在義和團事件及隨後的幾年中，充斥着整個西方社會，以至1906年，親身經歷義和團事件的英國人普南·威爾（B. L. Putnam Weale）要發表自己的見聞書信時，他的朋友告訴他，僅他自己的藏書中，就有43種有關義和團事件的著作，這還僅限於英語，不算西方其他語言寫成的有關著作。
“黃禍”終於成為現實。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黃禍”與義和團事件具有某種“互證”關係。義和團事件使“黃禍”的預言應驗；西方人關於義和團的想象，又來自許許多多所謂親身經歷者的“故事”，而所有這些“故事”，聽上去又是同一個恐怖的故事，即“黃禍”的故事。普南·威爾希望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以正視聽”，而他描述的“事實”依舊是“老故事”，只是加入了一些個人想象。他的《北京隨筆》一開始就描述了一個處在戈壁邊緣、野蠻世界邊緣的黃塵漫天的城市——北京。這個城市在歷史上不斷被野蠻游牧部落入侵，洗劫、殺戮、夷為平地，已成為上帝在這個世界上選中的、反覆展演世界末日景象的舞台。又一次劫難到來了。義和團像過去來自草原上的那些游牧部落一樣，湧入這個黃塵瀰漫的死亡之城。他們粗野尖厲地嚎叫着，像地獄裡的惡狗（Hell Hounds），他們放火焚燒房屋，火光與濃煙吞噬城市。這是普南·威爾描述的義和團進城的那個晚上：“……依舊忠於職守的帝國衛兵剛剛關上韃靼城門，就聽到一陣嚎叫，以前我從未聽到過這麼尖厲可怕的聲音也從未想象到世間能有這般恐怖的叫聲。義和團來了。義和團第一次向我們撲來，他們穿過哈德門，從東面向使館區逼近。他們已經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了三天，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力，除了我們這裡的百十桿槍。義和團加上北京城裡的那些流浪無賴，發現在漢人城裡已經沒有什麼值得施暴的，大概又聽說他們可以隨意處置那些基督徒和歐洲人，所以他們就蜂擁向內城。他們發瘋地嚎叫着，一陣一陣地，所有的人同時重複着兩個字：殺、燒，而且聲音一波比一波大。我曾聽到一大群沙皇士兵向沙皇致敬時的吼叫如何響徹雲霄，那種聲音奇特極了，但是，還遠不如現在義和團嚎叫得可怕。這種叫聲聽起來讓人血液都凝固了，它悽厲、空曠，一聲一聲地重複，幾個小時從未間斷，叫聲中包含瘋狂與邪惡。……我們中的婦女已經嚇呆了，水手們咕嘟着，這不是戰爭，比戰爭更可怕，是但丁描寫的地獄。你直覺中已經預感到，如果這些人衝進來，他們會將我們的肉一片一片地從骨架上撕下來，夜漆黑，寶塔與城牆上箭樓的影子，看上去猙獰可怖，義和團可能隨時都會衝擊來，使我們粉身碎骨。”
最恐怖的不是某種經歷，而是關於某種經歷的想象。普南·威爾與許多義和團事件的見證敘事者一樣，他們更多在描述自己關於恐怖的想象。這種聲色俱全的想象是最可怕的，義和團野獸般的嚎叫、血腥的紅色腰帶……一位小時候讀過有關義和團事件的書籍的美國傳教士，聽說自己將被派到中國傳教時，做了一夜惡夢 。義和團圍攻使館教堂，既是一次歷史事件，又是西方人想象中“黃禍”恐慌的證明，後者在想象中比前者在現實中的經驗更加恐怖。後者的恐怖具有歷史與宗教文化心理的深遠背景。普南·威爾說：只有在北京這座城市，才能夠想象義和團的恐怖，因為這是個在歷史上反覆被野蠻部落殺戮塗炭的地方；從金到元，從元到清，草原游牧部落經常從黃塵四起的戈壁中湧來，燒殺搶劫之後，屍體血污成泥，房屋宮殿成塵。如今又是一個塵沙蔽日的夏天，野蠻人再一次湧來。普南·威爾和他那些同伴在事變及其隨後的回憶中，總禁不住將義和團與野蠻的草原游牧部落的入侵聯繫起來，同一種野蠻勢力，同一種野蠻方式甚至同一批野蠻人。歷史的惡夢突然復活在眼前，紀元四世紀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血洗羅馬城市、紀元十三世紀拔哥率領的蒙古大軍橫掃多瑙河畔，進逼布達佩斯，如今這些義和團，在西方人的想象記憶中，就是阿提拉與成吉思汗的後代。這是歷史記憶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對義和團形象的塑造。還有宗教記憶，當年蒙古大軍進逼奧地利，驚恐萬分的基督徒最直接的感覺就是世界末日到了，《聖經·啟示錄》中描述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全部應驗：鎖在無底深坑裡的龍，或古蛇，也就是魔鬼，將“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聚集起哥革與瑪各的部族，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圍困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啟示錄》第20章）。中世紀歐洲人第一次見到中國的龍的形象，就確認魔鬼就是中國的龍。“韃靼人” （Tartar）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來自地獄裡的人”(Tartarus)，而蒙古人（Mongolian）則直接令人想起《啟示錄》中所說的魔鬼的部族哥革與瑪各(Gog和Magog)。描述義和團的西方人，既在描繪他們目前的義和團，又在描繪他們“目後”集體無意識深處的世界末日與地獄幻象。
在西方人的義和團想象中，我們既可以發現他們的歷史記憶，又可以發現他們的宗教記憶。義和團形象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們關於世界末日的幻想原型的表現。魔鬼部落來自東方，他們可能是匈奴人、蒙古人、義和團，他們以海沙般的人數圍攻基督徒的蒙愛之城，世間已沒有什麼比末日更可怕的了，而東方魔鬼部落的降臨，就是末日。義和團不僅印證了他們的黃禍預感，也印證了他們內心深處的千禧末日的預感。這是同一種原型，東方、中國，蒙古人或義和團，都不過是想象地圖上想象的角色。
威廉二世的“黃禍”想象在眾多的義和團事件的報道中，變成了“真實”。更讓人信服的是，畫中那七個國家 加上一個日本，組成了八國聯軍，迅速占領了北京，並四出追殺逃散的義和團民。這是一個恐怖的故事，但有一個“光明的”結局。早在義和拳剛剛在山東、山西出現，幾位傳教士遇難的時候，西方人就已表現出復仇的急切。義和團進京，圍攻教堂使館，美國《時代》雜誌刊文稱：“中國，不管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已經對我們發動了戰爭，北京的屠殺已經開始而且還將進行下去。所有的西方文明國家必須武裝起來復仇。必須像對待食人生番那樣對待中國人，將北京夷為平地”。越來越多的恐怖故事從中國傳來，“白人婦女們正在遭受難以名狀的野蠻折磨，據我們所知，有些受難者竟連續幾天忍受可怕的酷刑折磨，痛苦難以細說，印度僱傭軍起義的暴行也沒有這般殘酷。”“孩子們被當着父母的面殺害，婦女被強暴奴役，父母的折磨、殘殺……毋庸置疑，文明世界不可能忍受這種殘暴的屠殺，我們必須復仇……” 在西方敘事中，義和團事件已不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義和團驅逐殺害洋教洋人的衝突，而是野蠻對抗文明，中國對抗世界的衝突。他們在將中國等同於野蠻的同時，也將西方等同於文明。這樣，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就不是民族與國家之間，宗教之間的簡單偏狹的仇殺，而是文明徵服野蠻，體現着歷史進步必然規律的正義行動。
所謂“中國對抗世界”的故事，終於以“世界”征服中國結束。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寫作《北京之圍：中國對抗世界》一書時，筆調是輕鬆的，就像他在寫給讀者的那段“前言”中開的那個玩笑，那是大洋彼岸的一場狩獵。 英國士兵尼格爾·奧利芬特（Nigel Oliphant）出版於同時期的《北京使館之困日記》 ，也以同樣的結構敘述義和團恐怖殘酷的“圍困”與八國聯軍的“解放”，同樣是個光明的故事。他們的著作代表着當時絕大多數義和團著作的態度。這是一個以恐怖與邪惡開始，最終英雄戰勝恐怖與邪惡的老套傳奇。似乎只有少數例外，一是像法國海軍軍官，富於東方主義想象的文學家彼埃爾·洛蒂（P. Loti），他隨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為北京的廢墟、死屍、搶掠所吃驚，他哀嘆世界上這個最後倖存的古老文明的神秘輝煌的都城，如今也消失了，地球上再也沒有美與神秘，而那些慶祝凱旋狂歡的西方人，很少有人能想到，總有一天他所見過的中國那些“樸實精壯的農民”會掌握法國人的“現代的殺戮手段”，到那時後果將不堪設想。 另一例可能就是普南·威爾，他不僅描述了義和團圍攻使館與教堂的恐怖，也描述了八國聯軍洗掠北京的恐怖。 這是同一種野蠻，似乎沒有戰爭是正義的。
有關義和團的故事，是西方20世紀中國形象的一個陰暗恐怖的、以地獄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紀西方輕蔑、鄙視的鴉片帝國的睡獅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個垂死僵化的帝國軀體內，還蘊藏着一種邪惡的危險的因素，一種令人想起東方地獄與世界末日的因素。
義和團事件證實的“黃禍”恐慌，最終也只是虛驚一場。它的結局並沒有威脅到西方國家，反而導致了那個“天朝帝國”的滅亡。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八國聯軍進駐紫禁城，在慈禧的寢宮裡，普南·威爾坐在“這位亞洲最有權力的女性”的床上，看着房屋一角那個華麗的銀制夜壺，儘量體會這個垂死的帝國權力中心的陳腐、乏味、永夜難眠的生活。那個用自己高超的權謀統治整個帝國，又幼稚到相信義和拳刀槍不入的慈禧太后，一年半以後（1902年1月）才回到北京。她從洋人給她提供的專列上走下來時，發現車站裡有那麼多她過去討厭的洋人，但她還是“按照中國婦女的禮節，向他們行禮”。 緊接下去又在紫禁城的大殿裡宴請這些西方使節、軍官的太太孩子們。美國公使的夫人代表眾夫人致辭：“……我們衷心地祝賀您和皇室的其他成員重新回到美麗的皇城……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對您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樣都是痛苦的；但是這種悲慘經歷的創痛是可以消除的……” 這種措辭總讓人聽起來有些別樣，似乎是主客倒置了。不管怎樣，鴉片戰爭以來歷次內亂外患，已使這個帝國無可挽救了，崩潰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1911年少數革命黨在少數城市意外的起義成功，竟使這個近400年的天朝帝國傾刻間分崩離析。滿清滅亡了，作為一個帝國，它已不可能再威脅西方。英國人莫里斯·科林斯（Maurice Collins）在《大內》一書中說，“明朝的沒落是中國歷史的一幕，而清朝的滅亡則是世界歷史上的大事”。它標誌着中華帝國數千年強盛的終結，一種世界古老文明的衰落。然而，這不只是災難的開始，科林斯1912年說：“這齣長劇遠沒有就此結束。如果說過去中國曾災難深重，那麼她註定還將遭受十倍於此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