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方人的“黃禍”想象，不僅是以中國為背景的，它可能涉及到整個亞洲，只不過20世紀絕大多數時間裡，中國是其主要背景，而以傅滿洲為代表的中國人是“黃禍”的禍首。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間，日本人才取代中國成為“黃禍”的“禍首”。

洛莫爾在1913到1959年間，一共寫過以傅滿洲博士為主要反面人物的13部長篇小說，3部短篇小說和一部中篇小說。在所有這些小說中，傅滿洲的主要活動便是施行謀殺與酷刑。他發明了各種稀奇古怪的謀殺方式，諸如利用毒蛇、蠍子、狒狒等動物或利用高科技手法配製的毒藥，而所有這些謀殺手法，又都帶有明顯的所謂的“東方的野蠻色彩”，就像德昆西的鴉片夢幻中東方也充滿着陰毒的蛇蠍、狒狒、鱷魚一樣。後者在《一個英國鴉片癮君子的懺悔》中描述噩夢般的“亞洲場景”：“我不知道別人是否可以體會到我這方面的經驗；但我常想，如果我被迫離開英國，生活在中國，生活在中國人的習俗與生活方式，中國的環境中，我一定會發瘋……那裡人煙濃密，生命如草芥。亞洲龐大的帝國統治着龐大的人口，加上那些東方化的名字與形象，更是令人敬畏。中國，在所有這些方面，都是超過東方其他地區，最東方甚至比東方還東方的地方。我為中國的生活方式、習俗感到恐怖，仇恨與無情將我們與中國人截然分來，我此時的感受細微而幽深，幾乎無法分析。我寧願住在瘋人院，或者跟野獸呆在一起，也比生活在中國人中強。所有這些，我能夠說清楚並有時間說清楚的，讀者必須自己體驗到，然後才能理解我感受到的這些東方夢幻和詭奇怪誕的神話的難以想象的恐怖。在我的幻夢中，那種赤道的炎熱與烈日灼烤下，所有奇鳥怪獸，蟒蛇巨鱷，蠻花野草，可用的，可觀的，赤道地區可以出現的東西，一齊都出現了，出現在中國或印度的背景中……”

傅滿洲小說都出自一個套路，這個套路在最初的三部小說《陰險的傅滿洲博士》，《傅滿洲博士歸來》、《傅滿洲博士之手》中已經奠定了。以後的作品情節基本相似。傅滿洲總是在策劃各種可怕的謀殺，利用各種難以預料的手段。傅滿洲的對手也總是那個名叫丹尼斯·奈蘭——斯密（D. Nayland Smith）的白人警察。故事發生的場景，可以從倫敦到加勒比海，從紐約到緬甸、印度，而不管故事發生在哪裡，都有一個背景中國，那裡似乎是所有罪惡的來源。

洛莫爾說他的“傅滿洲”小說不是要描寫一個世界範圍內的黑暗王國。他們擁有強大的政治、宗教、經濟與犯罪勢力，他們在西方世界活動，一起倫敦的謀殺案，可能根源在紐約，他們與東方中國有着密切的聯繫，那裡可能是他們的老窩。他們不僅僅進行社會犯罪，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構成一個“超社會”(Supersociety)，“掌握顛覆政府甚至改變文明進程的力量……”。 洛莫爾的《傅滿洲博士之謎》（1913）出版，使他和他的人物都一舉成名。小說銷售了上百萬冊，被翻譯成10多種語言， 1929年，好萊塢也開始拍攝傅滿洲博士的恐怖電影，傳播面更加廣泛。好萊塢一共拍攝了14部傅滿洲題材的電影，最後一部《傅滿洲的陰謀》問世，已經是1980年。在這一系列的小說、電影中，傅滿洲的計劃不斷被白人警察挫敗，而他又總能生出更奇特、更險毒的計謀。傅滿洲本人也可能在一部作品的最後造成假象，大家誤認為他已經死了，而到下一部作品中，他又活靈活現地出現在觀眾與讀者面前。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傅滿洲代表的“黃禍”，似乎是一種永遠也不可能徹底消滅的罪惡。就像美國80年代的一部影片所暗示的。影片的名子叫《唐人街》（Chinatown），但整部影片的故事與唐人街或華人基本無關。一位警察自發調查一樁謀殺案，兇犯是一個白人企業巨頭，調查使他不斷陷入困境，最後他絕望了，望着消遙法外的兇犯遠去的汽車，他說：“這就是唐人街！”“唐人街”意思是指一種讓你無可奈何的罪惡。

“黃禍”似乎是一種莫名的、永遠無法消除的恐慌。它雖然不是直接指涉知識地圖上那個現實的中國，但的確在想象的背景上，與它有着直接的關係。傅滿洲系列的恐怖小說與電影，經常以中國甚至亞洲的政治宗教與文化狀況為背景，白人警官斯密說：“我們的命運都掌握在中國人這個長不大的民族身上！一個崇拜祖先的種族，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小說的敘述者也說：“我們經不起任何失敗，否則黃色游牧部落就會吞噬整個白人世界。” 傅滿洲故事表達了西方人的種族與文明的偏見與焦慮，傅滿洲的陰謀或者說是“帝國復興大計”，與中國20世紀初興起的民族主義建國思潮相關，冷戰時代，作為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工具的傅滿洲形象，又與共產主義聯繫起來。在1957年出版的《傅滿洲的復歸》中，傅滿洲已經100歲了，但依舊身體健康，他在與蘇聯合作，成為紅色陣營的陰謀家。當然，冷戰背景下傅滿洲的角色的想象並沒有表現得很充分，兩年以後，洛莫爾就去世了。他去世前發表的最後一部傅滿洲系列小說《傅滿洲皇帝》（1959）中，傅滿洲形象的現實背景又有了新的變化，他代表的是那個永恆天幕下的東方帝國，而不是轉瞬即逝的共產主義政權。他開始對抗那些克里姆林宮的共產主義官僚們，他對一個被他綁架的英國生物學家說：“你總是把我們目標混同於那些破壞你們基督教醫院的共產主義傻瓜的瘋狂念頭。你總是把我的工作等同於那些竊居克里姆林宮的狂妄自大、利慾薰心、蠱惑民心的政客……博士先生，如果現在這個所謂的文明還不會完蛋，那麼，像我所說的那些知識團體，就不可避免地要消滅那些試圖創造一個共產主義世界的只知尋歡作樂的、厚顏無恥的騙子。” 洛莫爾已經老了，他的虛構所依靠的那個現實世界，如此變幻莫測，幾乎比想象還要離奇。東方帝國的土地上，出現了一個共產黨政權，而那個號稱代表正統與傳統中國的國民黨，則跑到了一個小島上，與共產主義陣營對立。在洛莫爾想象豐富的一生的最後日子裡，北京的共產黨政權正醞釀着與克里姆林宮的共產黨政權的一次徹底決裂，這次決裂將導致中國共產黨政權與西方世界聯合對付的蘇聯的所謂霸權。虛構能暗示什麼，又能預示什麼？

我們關注在想象與現實之間，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指涉相互印證的可能。真實的義和團事件，可能用來表現莫須有的“黃禍”，而表現“黃禍”恐慌的虛構的恐怖小說，又暗示着現實世界意識形態與權力關係。何偉亞（James Hevia）在《檔案帝國與污染恐怖——從鴉片戰爭到傅滿楚》一文中試圖揭示在通俗文藝與嚴肅的帝國檔案，虛構與現實之間的文本的相互指涉與相互依賴關係。通俗文藝作品，也是“特定意識形態的產物”，並“主動參與權力關係的構造”：

“傅滿楚的帝國復興大計既依賴於他們領導的被稱之為‘神秘東方的最大的謎’的秘社——思蕃 ，同時也依賴他自己的腦袋，確切地說，是他不可思議的天分。內蘭德·史密斯認為‘思蕃’隱匿於喇嘛教的面紗之後……源於東方思想中的依洛西斯（Eleusinian mysteries）‘秘密儀式’。與此同時它還是一個超級間諜傅滿楚所控制的諜報機構。傅通過這一機構與不同組織陣線合謀共事，這些組織包括狂熱的穆斯林原教旨教派，毒品私犯罪集團，傳統中國秘社，崇拜卡莉 的印度綠林和被稱之為‘Dacoits’的緬甸殺人越貨團伙等一系列反英團體……林林總總，卻都源於英國人對於英國境內外的亞非反抗所做的豐富的想象。

……在沃德 的筆下，猛然覺醒的中國對英方的亞洲統治構成了主要威脅。當時普遍性的對於鴉片貿易與鴉片戰爭後可能的中國復仇的焦慮使得這種論調更為可信。同時帝國網絡的雙向流動，對科技知識向有色種族傳播的恐懼以及英國隨時會被捲入冷戰或熱戰的狀態，都強化了此類焦慮。在這種大背景下，恐怕就不難理解對於東方智慧將能夠融合古今知識的隱憂，更不難理解中國陰謀論何以能夠如此流行。也正是在這種心態之下，一個能夠領導東方與西方列強抗爭的中國誕生了：它將首先擠出大競賽的參與者，然後驅除在亞洲的所有殖民統治，最後將歐洲人趕回他們從前就占據的歐亞大陸的一隅。”

在西方的中國形象中，“黃禍”可以體現在關於一個歷史事件的想象上，也可以體現在一個虛構的文學人物想象上，可以以中國本土的中國人為基礎，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國移民為基礎。不管怎樣，現實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種隱喻的方式，表現着現實中西方對中國體驗到的種種欲望、焦慮與恐懼。“黃禍”恐慌在很多時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這種想象可以出現在嚴肅的政治、宗教報告中，也可能出現在通俗文藝作品中，它們表達的方式不同，但原型卻是相同的。這個原型不僅決定他們感知表達的內容，也決定他們感知表達的方式。西方有關義和團的所謂真實嚴肅的描述中，經常出現特定的末日幻象，有關傅滿洲的異想天開的通俗恐怖故事中，這個幻象卻不時地指涉“真實嚴肅的現實”。

西方的一個時代或一種中國形象，經常表現在不同類型的文本中，以不同的歷史事件為素材，卻遵循着共同的文化心理原型。一個更好的世界與一個更壞的世界同樣重要，因為西方文化時時刻刻需要構築這個“他者”，確認自身存在的切實性與安全性。原型還在想象中繼續，黃禍的恐慌還會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以不同的文本形式表現出來。薩克斯·洛莫爾的傳記《邪惡的主人》開篇第一名話就說：“虛構比事實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