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戲主要問題是編劇的水平，三十年來的現代文化，有一個可能性的上限，我們今天看文革時代的思想覺得很可笑，再過三十年回頭看看今天國人的思想，同樣會覺得很可笑。

從正面來講，琅琊榜的善惡正邪的主題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只是它歸於金庸武俠小說和野狐禪的一類，思想境界不高。港台武俠小說曾經給中國幾代人洗腦，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的影響都存在。

琅琊榜的拍攝還是很唯美的，當然女同學不如男同學，這是一個遺憾，音樂就不去談它了。我昨天說，沒有經和史的基礎，寫戲沒有方向感，沒有學問的基礎，寫戲沒有厚重感。比如琅琊榜的主線是善惡、正邪的鬥爭，但中國歷史上的善惡正邪，是通過忠奸來演繹的，琅琊榜沒有忠奸的主題，只有一個義字，而不見倫常，這就落入墨家之流的膚淺了，以至於說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這種看似正義但卻大而無當的空言。為什麼說這是一句大而無當的空言呢？孟子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儒家一個極限的準則。由於儒家的憂患意識，始終是懷抱整個天下的，所以孟子語雖然具有顛覆傾向，但仍然不離倫常，認清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比較一下我們可以明了，所謂天下人之天下，不見綱常大而無當，是不負責任的一句空話。

還有琅琊榜上說一坐上皇帝的寶座，無論是誰都會變的，這也是幼稚可笑、人云亦云的淺見，無非重複權力產生腐敗的西人腔調而已。從究竟上講，權力既不產生腐敗也不產生正義，正義與腐敗，來自於別的東西。

琅琊榜“先驗”地樹立起一個代表良知和正義的太子，然後就在權術裡面演繹正義如何戰勝邪惡，可是，假如邪惡者的權術高於正義者的權術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老文明是有解的，但琅琊榜不會有解。假如琅琊榜不是像現在這樣倒果為因，借渲染謀略至上而喧賓奪主地伸張正義，而是演繹太子曲折的成長曆程，那這部片子的歷史境界就會別開生面，厚重得多。

平心而論，儘管民主制乏善可陳，只不過是利益制衡的一種社會工具，但君主制本身，也未必一定就是好東西，我們看看西方的《君王論》即可略知一二。然而從根本上講，一切人類政治制度，本身無所謂好壞，制度只關乎社會效率，無關乎社會正義。從因果上講，是歷史文化的價值基因，決定社會制度的善惡性質。

孔子和儒家的偉大，就在於把一種強大而又難以駕御的君主政體，納入到一個可以調節的倫常體系之中，同時又把人類天良以及衍生的倫理道德基因，一以貫之地注入到家、國、天下之中，成為一種通上徹下、可以長久永續的普適價值。

簡而言之，琅琊榜中的太子，不是石縫中蹦出來的孫悟空，在家天下的君主制中，良知和正義如何成為現實的可能，以及可能中的必然存在，是今天的中國人需要面對歷史重新思考的問題。中國歷史昇平、太平、據亂的三期輪迴，據亂期都很短，只是群龍無首的混亂期比較長。而與古人的家天下動輒三兩百年相比，現代政治體制相差太遠太遠了。又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一統江山五十或一百年、兩百或三百年，並不是等量加減的關係，這個道理並不難懂。

匹婦提出手段與目的的悖論，這個命題，在二元論中是無解的。手段應該合目的性，這是大前提和常態，諸葛亮用計謀手段太殘忍，他自己知道那也是要折陽壽的。認為目的為善就可以不擇手段，其本質是手段為自己立法，又假借目的的合理性為自己辯護，很顯然，這是雙倍的邪惡。

其實無論目的還是手段，都是從人的心念中流出的，心念之善惡，並無手段與目的之分，所以手段與目的相合，是一種常態。比如佛教的非暴力是絕對的，不存在合乎目的的暴力法則。然而在明確了手段合乎目的的大前提下，佛教也有開遮持犯的開許，但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手段與目的的關係了。

所以手段的權變和開許，屬於例外的不定法，絕不是一種規範。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這個權就是手段的變通，但它的前提是適道而立，這是權變的資格，這也說明手段的變通不是在一般意義的語境中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