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右派”改正一風吹

“右派”“全部”改正，是胡耀邦的又一塊豐碑。當胡就任中央組織部長以後沒多久，他就提出了這一問題。

在當時大部分有權勢的官僚眼裡，為“右派”摘帽，在工作和生活上不再歧視，已是皇上開恩，要他們承認共產黨當年做錯了，即使委婉地使用“擴大化”的字眼，也象給清朝子民剪辮子一樣不可接受。多虧胡耀邦部長再三堅持，最後大家才達成共識，給“右派”摘帽。

大前提定下了，具體怎麼做，還是有很大爭議。一般官僚的想法，是共產黨的老套路，各級黨組織審查，逐級上報批准，然後摘帽。這樣就再次給當年給他們戴帽的人生殺大權，只要找到隻言片語所謂的反黨言論，他們就可以不改正，表示老子當年並沒有錯。

又是胡耀邦力排眾議，要一風吹。他說（大意），50多萬人，這樣做要什麼時候能做完。這些人年紀都不小了，按這樣做法，許多人有生之年是無法看到自己改正了。終於，中央在1978年9月17日發出了55號文件，《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

這樣做，速度就非常快，沒多久，被改正的“右派”就突破了50萬大關。有人有點慌了：“這怎麼辦？太多了！”胡耀邦說：“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怎麼不嫌多？”

第一行的“全部”是有引號的，最終有那麼十幾個右派未能得到改正。這已經超出了胡的能力範圍了。

（二）苦惱人的笑

我父親在抗戰期間參加了共產黨組織的，隸屬於國民黨三廳的抗敵演劇隊，解放後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噩夢。每次運動都為此挨整，寫檢查，直至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77年高考，我取得了283分的好成績（北大平均分280）。由於父親的原因，我未能進入任何學校。我寫信申訴，最後招生辦公室回信，說一個小學生考出了66屆高三的水平。請明年再考，此類事不會再發生。據讀信的老師說，這信是主任（陳錦華）寫的。

1978年高考，我取得了上海市適齡考生理科第二名的好成績。由於父親尚未平反，招生辦公室和77年一樣，把我的材料扣押，招生的老師根本沒有見到我的名字，最後反覆申訴，才算進了當時的上海師範學院。許多人，包括那些扣壓我材料的人，居然說，你們這樣的家庭，能進大學就很不錯了。

天真的我，以為現在政府講道理了，就給教育部寫了封信。進校後一個多月，當時的輔導員（一位工農兵大學生），把我找去，說我給教育部的信現在在他手裡。文革過來的我，也沒有驚慌失措，就告訴他，我寫信的時候都已經考慮過了。

第一學期結束前，一次回家，媽媽告訴我，爸爸當年參加的抗敵演劇隊（隊長徐桑楚）和新中國劇社（社長杜宣），已經平反，定於1月8日開爸爸的追悼會。事後知道，是杜宣同志親自去北京請胡耀邦過問兩個團體的平反之事。

以後，我的第一志願，復旦大學的蘇步青校長知道了此事，在上海市第一屆數理化競賽籌備會議上提出了此事，指出高考制度還需要進一步改進。此事很快傳回了學校。那位輔導員再次把我叫去，問我要不要考研究生，說系裡可以破格推薦。我當時真是一頭霧水，就對他說，一個小學生考取大學，已屬幸運。考研究生，你也太抬舉我了。他居然沒有發火。事後有人和我開玩笑，除了你，全校都知道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