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道當初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戰軍是不是多山東籍將領的緣故，反正我們這個城市裡為數不多的山東人裡頭，行伍出身的大官蠻多的。從小到大，我每進一個新的學校，總是碰得到山東籍的同學，她們剛巧都有從前捨命打仗，後來神氣做官的爸爸，也都還有比她們大了很多的、仿佛是別的媽媽生的哥哥姐姐。

讀中學的時候，我的同學裡，就有這樣的一個官小姐。她的父親官拜幾品我倒不曉得，只知道她住在我們隔壁弄堂那棟派頭很大的公寓裡。那棟俄羅斯風格的公寓裡，住的全是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文藝界的某某，文化界的誰誰，當然還有做得不小的官。以前每次被家裡打發到路口的煙紙店去拷醬油，路過那棟公寓的花園的時候，我總是會隔著雕花的鐵欄杆和那片鬱鬱蔥蔥的草地，羨慕地張望那些螺旋形的華麗的柱子，精雕細刻的厚重的大門。卻想不到，新同學裡那個大着嗓門講普通話的女生，原來是住在這裡頭的官小姐。 第一次被邀去她家做客的時候，我小心翼翼地踩著淺淺的台階一步一步老老實實地拾級而上，而官小姐早就三五個台階一步地竄到上面去等我了。路過鄰居的家門口的時候，她輕描淡寫地說，“三樓唱京劇的誰看不起一樓唱越劇的誰。”“為啥啦，大家不都是很出名的演員嗎？”我很土地問。“嗨，唱京劇的自以為是國劇麼，其實還不過都是些戲子。”官小姐有些不屑。這樣的八卦評論讓沒有見過世面的我大為興奮，原來電視上那些神氣地晃來晃去的臉是彼此看不起的，而且還不過“都是些戲子”。

爬完長長的象牙色的台階，我們終於來到她家的門口，高大的拱形的深褐色的木門，弧線優美的黃銅的把手，因為年歲悠久的緣故，都帶著一種厚重的暗色調。我站在這個氣宇軒昂的家門口，興奮地猜想着這屋子裡的布置不知道是怎樣地精美華麗呢。

然而在打開門的當兒，撲鼻而來的居然是一股濃烈的大蒜氣味，我的眼前出現的是一個大而無當的客廳。寬大的房間，有着極高的屋頂，那原先是為了讓人裝吊燈，才去弄得那麼高的，現在屋頂上馬馬虎虎地按了一個電燈泡，看上去象是一個體態魁梧的洋老太太，穿了一件露出肚臍眼的肚兜，感覺非常滑稽；深褐色的畫鏡線下，依舊貼著從前的白俄留下來的米黃色的牆布，然而那米黃已經很顯齷齪了；客廳的牆邊上，隨便放着幾張辦公室里常見的木頭凳子，還有一些長條板凳，是公共食堂里用的那種；透過落地的鋼窗，看得見花園裡婆娑的樹影，可是落地窗前卻是一張辦公桌攔住了去路；辦公桌的背面，有綠漆噴出來的一串數字，這個我是懂的，代表這是公家物品的意思。

辦公桌邊上坐着一個光着膀子穿軍褲的男人，我猜那就是官爸爸了。我想跟他打招呼，可是官爸爸不苟言笑的臉色看上去有些陰沉，而且他臉上的陰沉也沒有因為看見我們而舒展開來。我站在那裡，非常尷尬。官小姐卻毫不在乎地一把拉了我就往她的房間走。“別理他，”她說，“為了我姐的事他讓我媽生氣了，這兩天我和我媽都不理他。”

一個家裡的小孩，如果是不同的媽媽生的，彼此之間的複雜關係不是我這種簡單的家庭里長大的小孩可以想象的。然而那種複雜，也不是我家這種平頭百姓可以隨便擁有的，那是以官爸爸的大權作為背景的。我一邊跟着官小姐往她的屋裡走，一邊倒是在心裡另生出一層複雜的情緒來。

官爸爸們手裡有大權，上海的小市民們是羨慕的。可是這層羨慕仿佛是站在陽台上看街上結婚的隊伍浩浩蕩蕩地走過，熱鬧的氣氛豪華的排場是令人羨慕的，可是看的人到底還是覺得自己有些居高臨下。在官爸爸們來上海之前，上海的小市民們原本是另有一套生活方式的，在那套方式的薰陶之下，對生活，我們本有着不同的想頭。比如帶花園的俄羅斯公寓，應該是會讓我們很眼熱的，但是裡面的長條板凳和大蒜味道，就不在其列。 如果要選上海小市民的典型代表，我想我們家大約可以評得上：手裡完全沒有權、口袋裡的錢剛剛夠開銷、書架上略略有幾本書。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準則不知道這兩句話能不能概括：大的派頭不會去摜，小事情上的面子不能丟。只是小市民的生活，碰到大事情機會其實不多，於是維護一張面子就幾乎成了生活的重心。比如我們家因為錢不夠用，一隻蘋果要和哥哥兩個人分著吃，可是爸爸媽媽倒是每個禮拜天都要去理髮店裡坐一坐的，一個吹成油光光的奶油包頭，一個吹成蓬鬆的菊花頭。雖然這筆開銷省一省我和哥哥就都可以吃到一個完整的蘋果，可是我們也覺得爸爸媽媽光鮮亮麗地去上班，事關我們家的面子，這錢是不應該省的。

我們家雖然小，卻掛滿了一屋子的畫。掐著手指頭算一算，我起碼是十八歲以後才有機會下咖啡館喝咖啡的，可是卻從小就和牆上的那個“喝咖啡的女人”打照面了。畫裡是一個西洋女人，很悠閒地坐在彎成S形的靠背椅上，緊身的衣服束出豐滿的曲線，金色的秀髮挽起來盤在頭頂上，面前擺著一套銀色的咖啡具，戴著白色手套的手正端著咖啡杯慢慢地往嘴裡送：是一個懶洋洋的下午，是一種安然優雅的姿態。這樣的生活情調，雖然與我們吃完泡飯擠着公共汽車去上班上學的日常生活全無干係，可卻是我們熱烈嚮往的。

至於說到吃，大蒜大蔥韭菜一類吃了會嘴臭的東西我們是不碰的，家裡若是千年難得吃一次，我和媽媽就寧可吃白飯。如果被女同學女同事評論一句說“伊拉屋裡相老喜歡吃大蒜格”，那就幾乎類同於一件醜聞，是非常失面子的事情。可是同樣說到臭，若是吃了臭豆腐，臭冬瓜，黃泥螺一類，這倒好象又不打緊。

小市民是沒有權也沒有錢的，可是一個城市的文化氣息，卻是在小市民的日常生活當中慢慢成形的。雖然這些日常生活的規矩充滿偏見，俗不可耐，可是住在哪裡，可以逃開生活里的日常呢？官小姐自恃出身不平常，她偏是看不起我們這些規矩，行事另有一套豪爽的風格。春天裡我們穿粉紅的淺蘭的衣服，她不是深灰就是深藍；夏天裡我們穿花裙子着涼鞋，她照樣一條卡其布的褲子外加一雙布鞋；季節變換里我們的頭髮長了又短，她永遠是一個幹部頭；平日裡我們女生絕不肯快步走路的，急起來寧可小跑，因為嫌快走的姿勢太難看，可是官小姐有事沒事一向是撅起屁股甩開膀子就大走特走。

和她的風格比起來，我們這些嘰哩咕嚕的講究顯得小里小氣的。她對我們很不屑，常常開口就說，“你們這些女的，哼哼......”我們這些女的倒很少說她，可是我們常常會當着她的面，故意彼此交換一個大有深意的眼色，沉默裡面充滿嘲諷。官小姐是個敏感的人，我們的做派她當然察覺了。於是她益發不要與我們這些女的來往，放學後總是書包往後背一甩，身體往前一傾，就象坦克車一樣大步轟隆轟隆地開回家了。

二、

在我們“這些女的”裡面，官小姐算是和我走得最近的。這倒不是我為人特別隨和的緣故，我想我給她看的臉色，恐怕是最臭的那張也未可知。她之所以和我“有數”點，實在是因為我們就住在貼隔壁，況且她功課不好，常常有求與我。

那時每次考試，結果一出來，老師總是要給全班五十來個人排張成績表貼在牆報上，說是這樣做可以鼓勵先進激勵後進。我的名字總是在左上角很神氣的地方，稍稍再被鼓勵一下就要先進到牆報外頭去了；可是官小姐的名字，是要在右下角可憐巴巴的地方才能找得到的。

其實官小姐在轉到我們學校來以前，是在別的地方拿第一名的。現在跑到我們這裡來蹲在右下角，還要看人耍眼色，那種落差帶來的壓力真不是一個十幾歲的敏感要強的孩子可以用自己孤單的力量來疏解的。那張名次表讓我飄飄然不知所以的同時，卻是象石頭一樣壓在官小姐的心頭。她上課變得不能專心了，終日裡端着一個日記本，不是抱在懷裡發呆，就是在那裡憤筆疾書。

班主任很好奇官小姐日記里的秘密，她和其他班幹部商量着要趁我們上體育課的機會把官小姐的日記拿出來關心關心。大約他們最後有沒有得手，或者得手以後除了排名次仍舊沒有找到激勵後進的良方，官小姐成績還是在每況愈下。

她愈加不要跟大家來往了，就只是常常來找我問功課。那時我的腦子很管用，不管是文的還是理的，那些讓她冥思苦想了一個晚上都不得要領的難題，拿到我這裡來，十分鐘就給她講清楚了。她拿了答案，其實是買賬的，可是道謝卻道得很不情願，常常一甩手就走了。我很不高興她的態度，想我幫了她，卻倒好像欠了她。然而我心裡卻又不希望她不再來問了，我很得意那種三下五除二就解決別人難題的感覺。

那時我一心以為我的世界是在牆報外頭那個遼闊的藍天裡，而她的世界，再大也出不了那個右下角的，更何況她家還喜歡吃大蒜。其實我從來沒有誠意關心過她，我熱心給她解題，只不過是因為她給了我炫耀自己本事的舞台而已。我的自以為是和官小姐的不肯服氣哽在我們之間，兩個人疙疙瘩瘩地做着朋友，然而就連這份勉強的友情終於也到了尾聲。

是一個冬天，官爸爸給了她兩張內部的電影票。吃過了晚餐，她過來叫我一起去武警禮堂看電影。那天的電影開始就已經晚了，一放還兩場。第一部是一個香港的古裝片，不記得講什麼，左不過是一些人時不時擺出咬牙切齒的姿勢，飛來飛去亂打，還出了許多血。第二部是崑劇“十五貫”，名字倒還記得，可是依依阿阿完全聽不懂唱什麼，印象里只有婁阿鼠那一個慘兮兮的白鼻子，還有他那滴溜留的眼珠子，總是在那裡不停地轉，轉得我快煩死了。可是外面天已經很黑了，又冷，我不敢一個人回家，只好在武警禮堂那個硬邦邦的椅子上歪着打瞌睡。

總算熬到看完電影，來到馬路上才發現末班電車都已經沒有了，我們只好步行回家。那兩部那麼土的電影，居然好意思號稱是內部片，還要跑到武警禮堂那麼遠的地方看，天那麼冷，車也沒有了，又不知道會不會碰到壞人。我很惱火，回去的路上一句話也不肯說，沉默里全是埋怨。

我們悶聲不響地走了一個鐘頭，終於轉過最末一個拐角可以看得見自家的屋頂了。遠遠地，我發現我媽媽站在我們的弄堂口，她不停地四下張望着，黑漆漆的身影里充滿了焦慮。看到我和官小姐的身影在路口出現，她急急忙忙地跑過來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對我大喝一聲，“這麼晚了你野到哪裡去了，快點給我回家！”當着同學的面被媽媽凶了，我覺得很沒有面子，心裡更加埋怨官小姐。我都沒有謝謝她請我看電影，很不情願地咕嚕了一聲再見就撇下她跟着媽媽轉身走了。我媽媽只是想到自己的女兒不可以冬夜裡野在外面，她沒有想到官小姐一個人回家也是不妥的。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想，我們應該先送她回家的，可是我們竟沒有。

從此以後我和官小姐斷了來往，不當心碰到時就象陌生人一樣互不理睬了。高三的時候我和官小姐分到了不同的班裡，彼此連打照面的機會也很少了。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我剛剛讀大學的第一個冬天裡。那個星期六，天黑了我才從學校里無精打彩地回家，路過教堂門口的時候，正碰到教徒們做完禮拜出來。人雖很多，但是卻不如平時那麼又擁又擠，大約是剛剛聽完“兄弟姐妹要彼此相愛”的緣故。在慢慢涌動的人群里忽然迎面走來一個大幅度甩膀子的身影，那是久違了的官小姐。她氣色很好，看見我，她很高興地笑着跟我打招呼，仿佛我們之間從沒有過芥蒂，“寒，”她大聲叫道，“我們剛剛考完試，我全部及格了！”我還來不及回答她，她就穿過人群，轟隆轟隆地走了。

聽說官小姐是考上一個大專的，現在她全部及格，看樣子不會排在右下角了。我們也剛剛考完試，雖然我們沒有排名次，可是我知道，左上角的那個位子已經輪不到我了。我終於明白了官小姐曾經面臨的壓力，那真是一種可怕的體驗。我站在人群里，望着她遠去的背影，情緒非常低落。抬起頭來久久地望着教堂的十字頂 ，我知道，我也需要一個日記本了。

尾聲、

那天下午我坐在路邊的咖啡館喝下午茶，我端了一杯卡布基努和一份蒜蓉麵包、挑了一個彎成S型的靠背椅來坐。是暮春的時節，街心花園裡落了一地粉色的花瓣、陽光灑在身上，象是一個溫暖的擁抱。我懶洋洋地靠在那裡眯起眼睛望野眼，一個大個子的西洋女人從我面前走過，她金色的頭髮剪得齊齊的放在耳後，豐滿的臀部翹得老高，走起路來步子跨得老大，仿佛轟然有聲。我望着她的背影，這種走路的姿勢實在是眼熟。我想了想，對了，官小姐就是這個樣子走路的。

親愛的官小姐，你好還嗎？你在哪裡？你從前的朋友在很遠的地方想念你，她現在已經不自以為是了，而且，你看，她也愛吃大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