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周小燕先生去世的消息，並沒有太大的震驚，畢竟是年近百歲的老人，近年更是一直在與病患作鬥爭，只是有一絲淡淡的哀愁：又一個認識的人去世了！

我得有機會認識周先生是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時，我的妹妹在香港跟隨周先生的學生，男高音歌唱家林祥園老師學習聲樂。有一年，林老師要帶領包括我妹妹在內的幾個學生到中國遊歷，一來想讓他們親睹神州大地的壯麗河山，二來也讓他們有機會到上海拜見他們的師祖周先生。那時國內的旅遊業還不成熟，交通和住宿都要自己規劃、安排。考慮到我對國內情況比較熟悉，也有一些人脈，林老師建議我和他們一起出行，我欣然領命，當了一次導遊。

我們那次的“神州行”歷時二十多天，所到的地方包括了北京、南京、蘇州、無錫、杭州、上海。上海放在最後一站是為了讓那幾個利用業餘時間學習聲樂的學生有機會到“上海音樂學院”參觀、感受專業學府的氣氛，更是為了讓他們有機會親聆周先生的教導和鼓勵。除了在學院裡旁聽了某位教授的授課，周先生還在家裡安排了兩次聚會，讓滬、港兩地的後進們有交流的機會。我這個門外漢雖然看不出什麼門道，總歸是趁了幾回熱鬧。

由於工作的性質，八十年代我每年都要到上海。既然已經認了周先生的門，我也就每次都上門拜訪周先生，其中有兩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我到周先生家的時候，周先生家中已經有一位客人，是“上海交響樂團”的指揮之一。兩位前輩讓我這個“圈外人”參與他們的話題，我記得當時主要談的是“文化大革命”造成古典音樂聽眾產生了斷層的現象。另外一次，我參加晚宴之後才登門拜訪周先生，恰逢中國女排在打一場重要的比賽，周小燕先生和張駿祥先生正在聚精會神地看球賽。周先生叫我先坐下來看球賽，看完再聊天。兩位老人全神貫注地看球，我卻在旁邊悄悄觀察兩位藝術家。他們像當時大部分中國人一樣，看電視的時候不開燈，寬敞的客廳里只有電視機熒幕發着亮，還有從過道傳過來的昏黃燈光。張先生比較含蓄，看到好球往往展顏一笑，周先生卻像個孩子一樣鼓掌叫好；當中國女排出現一次失誤，周先生又會發出重重的嘆息，百分百的投入。最後，中國女排打贏了那場比賽，兩位先生都很興奮，因為中國女排離另一次“連冠”又近了一步。

回想起每次與周先生的交談，總是環繞着着聲樂教育對香港音樂界和音樂人的關心。那些年，林老師的“林祥園學生合唱團”在香港相當活躍，從七十年代的“民歌聚唱”音樂會到八十年代的歌劇演出，在香港音樂界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周先生對這個以業餘愛好者為主體的“徒孫”團體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對於他們的演出多有點評，客觀上也提高了我的欣賞水平。

周先生七十歲那年，作為“上海音樂學院”學報的《音樂藝術》期刊，出版了一本附刊以慶賀周先生的壽辰以及執教四十年。當編輯人員為這本書冊題名之前徵求周先生的意見時，周先生提出來，就叫“我是幸運的”。書冊出版之後，周先生送了我一本簽名本，三十年來，我多次翻閱，細味周先生關於聲樂訓練的心得和對聲樂發展趨勢的啟示，還有關於演唱風格的觀點，得以良多。“我是幸運的”這本書的副題是：周小燕演唱教學生活四十年。副題標示的不是周先生教學生涯的休止符，只不過是一個小結。作為上海音樂學院的“終身教授”，周先生的詮釋是“終身教授干終身”。她是那樣想的，同時也身體力行，先生的名言就是“蓋棺之日，休息之時”。

先生累了！該休息了。“中國之鶯”的靈魂飛向廣袤的天空，她美妙的歌聲和對於聲樂教育的理念永遠留存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