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沿着固定的軌跡走向西方，月亮在三十天的周期內或圓或缺，周而復始，表現出一種規律。人類的生產和商貿活動之中也存在着相類似的規律，只不過周期不固定。譬如在農產品交易上，今年某一種農作物歉收，市場價格就高。由於利潤高，第二年種這種作物的農人相應增加，卻因為供應量超出市場需求，價格反而降了下來。工業產品市場也一樣，總是在供求之間不斷調節，尋找平衡點。人類通過實踐，學習遵從自然規律，順勢而為，以求得平穩的發展。然而無論自然界或者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總會遇到天災或人禍，破壞了所謂的自然規律，帶來動盪和變異。撇開宗教因素的影響，人類對於生育的觀念在不同的時期就有不同的認知和措施。

某些政治家或經濟學家着眼於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有意無意忽略了人口無限制增長所潛藏的不穩定因素。英國的馬爾薩斯對於人口的增長，與上述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占有食物的減少。”他的《人口學原理》表述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沒有限制，人口是呈幾何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長，而食物供應呈算術速率（即：1，2，3，4，5，6，7等）增長。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災難（戰爭，瘟疫，及各類饑荒），道德限制和罪惡（馬爾薩斯所指包括殺嬰，謀殺，節育和同性戀）能夠限制人口的過度增長。在他看來，當人口無限制增長所潛藏的不穩定因素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發危機。因此，他主張人口的增長要有限制。現如今，由於農牧業的技術得到提高，人口增長與食物供應之間的不平衡並不普遍，只存在於某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那些地區，除了糧食供應不足，同樣缺乏足夠的醫療設備和藥物，不利於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總體說來，地球的總人口一直在增長，由於經濟發展的程度的差異以及對於計劃生育的認識和實行的能力，具體到各個國家卻又有不同的狀況。日籍記者 Daisuke Wakabayashi 在 2009 年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日本斥重金鼓勵生育》 Baby Bundle: Japan's Cash Incentive For Parenthood。文章說：由於對出生率不斷下降和人口日益老化的問題感到擔憂，日本新領導人提議給新生育家庭每月發放補貼，每年總計發放3,300美元左右，直至孩子年滿15周歲。其他鼓勵措施還包括增加國家承擔費用的日間嬰兒照顧服務，學費減免以及其他意在提高生育吸引力的措施。

在中國，2015 年 11 月 1 日，“國家衛生計生委指導司負責人”在接受“中國人口報、健康報”記者聯合專訪的時候指出：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人口形勢發生了轉折性變化，人口總量增長的勢頭減弱，人口結構性問題突出，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加深，出生人口性別比居高難下，人口均衡發展的壓力增大。早在1980年，黨中央發表的《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就指出，到30年後，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國人“多子多福”和“早結婚，早生子，早享福”的傳統觀念帶有濃厚的農耕社會色彩。中國在某一個時期信奉“人多好辦事”，“眾人拾柴火焰高”，“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於是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採取嚴厲批判的態度。上個世紀 50 年代，當時的北大校長馬寅初提出了以節制生育、提高質量為中心的《新人口論》，試圖為中國人口科學的發展以及解決中國人口問題提供一個參考方案。很可惜，他的看法和當時的最高決策層有極大的分歧，因此遭受嚴厲批判，被迫在 1960 年辭去北大校長職務，長達二十年都沒有機會發表他的學術研究心得，直至1979年，他的《新人口論》才有一個重版的機會。由於對“人口論”的批判，節制生育的主張沒有機會得到足夠的重視，人口劇增帶來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出來。 1973 年，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確定了“晚、稀、少”方針，要求晚婚、一對夫婦有間隔地生育兩個孩子。但是習慣勢力不容易改變，計劃生育的觀念還是沒能形成。1979年起，各地在中央要求下陸續出台了計劃生育規定，對違規生育者給予經濟和行政的嚴厲處罰。除個別省份農村實行兩孩政策外，全國城鄉普遍實行一胎化政策。這樣的強硬政策引致前面“國家衛生計生委指導司負責人”提到的“人口總量增長的勢頭減弱，人口結構性問題突出，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加深，出生人口性別比居高難下，人口均衡發展的壓力增大。”諸般負面因素，因此，在中國又有了“開放二胎”的新政策。

馬爾薩斯關於人口增長的理論曾經被許多20世紀的經濟學家所詬病，由於科技發展帶來糧食供應的同步增長，大規模的人口增長並未造成馬爾薩斯災難，所以有人稱他是失敗的詛咒先知。對於馬爾薩斯理論的批評來自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天主教和婦女生育組織。馬爾薩斯的理論當然有他值得批評的地方 ，例如他建議只對勞動群眾和貧困階級採取這樣的措施。根據他的這種理論，雖然可以減緩了貧困人口的增長，同時卻把社會弊病的責任推向較低的社會階層，這就從根本上導致了推動立法手段使英國的窮人生存狀況更為惡化。

但是，200 年來馬爾薩斯的理論也有為數不少的支持者。他的這一理論被政治家、經濟學家、進化論學家所認同。雖然他本人反對節育，主張通過“晚婚和禁慾”等道德限制來控制人口增長，他的理論卻啟發了 19 世紀弗朗西斯·普勒斯推動節育。可以說，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是計劃生育的先驅，而且一直沒有過時。聯合國於 1994 年簽署的文件《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報告》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關於計劃生育的部分可以視為對人口理論的肯定。對於計劃生育的基本原則，報告書其中一段這樣寫道：“計劃生育方案的目標必須使夫婦和個人能自由和負責任地決定其生育數量和生育間隔、擁有這樣做的信息和手段、確保知情選擇和全面提供安全有效的方法。”

雖然聯合國的文本確立了計劃生育的基本原則，正如在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過程中曾經有過的“一胎扎、二胎刮、三胎又扎又刮”、“一人超生，全村結紮”這樣的極端主張與手段，這世上仍然可能存在着一些極端主義者，傾向於在節制人口增長方面採用極端措施。如果這樣的人在一條村有絕對的話語權，影響的是一條村，在一省有絕對的話語權，受影響的就會是一個省。如果這樣的人富可敵國，還是生物科學家的話，他所能影響的範圍就可能擴展到整個人類社會！作家 Dan Brown 2013 年出版的小說 Inferno 向讀者展示了一幅令人驚慄的地獄圖卷以及“末日時鐘”的觀念。

小說創造了一位生物遺傳學家佐布里斯特，他在生物遺傳、胚胎譜系工程的領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他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又是一個“超人類主義者”，他認為，人口問題是另一個“末日時鐘”，而且比核武的威脅更為具體，更為緊迫。根據他的研究數據，在美國，60% 的健保費用是用來支撐生命最後半年的病患，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們活得越久，就要花越多資源支撐老人與病人。因此，他宣稱：人類正在滅絕的邊緣，除非我們發生急遽削減全球人口成長的大災難，否則我們活不過未來 100 年。所有醫師應該停止行醫，因為延長人類壽命只會加劇人口問題。如果基因工程的進展不是用來治病而是用來製造疾病，對人類會有更大的幫助。他主張科技應該用來創造現代醫學無法治療的疾病的雜交菌株，以限制人口增長。同時，利用科技來克服我們人體先天的弱點。換句話說，人類進化的下一步應該是我們開始改造自己的生理，通過核心胚胎譜系層面影響接受者的可遺傳的免疫 - 讓所有後代對該疾病免疫，讓自己的物種變得更強壯。他創造了一種稱作病毒載體的東西，刻意設計來把基因資料植入被攻擊細胞的病毒。這種病毒可以通過空氣傳播，不會殺死宿主的細胞，而是在細胞植入預設的 DNA 也就是改變細胞的基因組，使人喪失生育能力。這種病毒擴散之後，會植入所有人類的 DNA ,還會世世代代傳下去。它會在某個比例的人口“啟動”，換句話說，它只會在隨機挑選的部分人口中造成不孕。

這樣的病毒是不是很可怕？這樣的“瘋狂科學家”是不是很可怕？

也許有人認為，這不過是科幻小說，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我認為那是過分樂觀了。根據已有資料，我們知道科學家已經能夠通過“轉基因”的手段，培育出“不育雄性蚊子”來影響蚊子的繁殖，由此切斷瘧疾的傳播鏈。我們也知道，微生物學家可以在實驗室人工培育出人類目前還沒有抵抗力的“超級H1N1”流感病毒。我們真的不能預知，是否有科學家正在為人類的“轉基因”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