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76周年紀念日。燭光祭、守靈儀式、世界和平法會、國際和平集會，倖存者赴日證言……一系列的紀念活動顯示這一主題日益受關注。

　　但時光回溯到上世紀90年代，當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研究南京大屠殺時，卻面臨着窘境。她到南京採訪時，沒有看到大屠殺遺址，卻看到這座城市的大部分老房屋和老街景被拆除。張純如觀察到的事實，正映射了這場曠世災難的命運：在公眾視野中，它曾長期“消失”。

　　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經盛鴻，曾是“文革”後最早的一批研究生。“可以說我一直在南京求學，但我們的老師從來不講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也不提，任何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都不提。”

　　“老師不講，教科書不提”

　　南京大屠殺在日本曾為輿論禁區。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學會副會長、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經盛鴻說，戰後數十年來，日本右翼勢力一直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尤其是對法庭關於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宣判，進行攻擊與誹謗。“南京大屠殺的血淚歷史在日本國內被刻意封鎖和淡化，直至70年代初，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內容仍是日本新聞出版界的禁忌。”

　　解放後30多年，南京大屠殺也曾在國內教育中長期缺失。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長吳先斌談起南京大屠殺，第一個想到的是他外公，一位沒有經歷南京大屠殺，但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老人。

　　上世紀70年代，吳先斌上小學。有一次外公帶他去南京秦淮河洗澡。在石頭城橋邊時，老人說：“當年日本人在這裡殺過很多中國人。”年幼的吳先斌聽了非常震驚，“外公為什麼會告訴我這些？難道他說錯了？可他是我最親近的人啊。”當時，小學生吳先斌接受的抗戰教育是小兵張嘎、地道戰和地雷戰等。“關於南京大屠殺，國家記憶曾經缺失了，但民間記憶一直沒有斷過。”吳先斌覺得官方的修史不能表達全部情感，後來產生了創辦民間博物館的設想。2006年，他出資創辦了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收藏了2700多件文物。

　　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經盛鴻也經歷了沒有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教育。

　　1963-1968年，經盛鴻在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上世紀70年代末，他入南京大學歷史系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後最早的一批研究生。他在南京的家中告訴南都記者，“可以說我一直在南京求學，但我們的老師從來不講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也不提，任何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都不提。”大學時代的經盛鴻接觸到關於國民黨抗戰評價是這樣的詞彙：“一潰千里”，“望風而逃”，“降將如毛”。

　　1938年1月，剛剛創刊的《新華日報》曾多次報道了南京大屠殺。後來情形漸漸發生改變。1948年11月解放區的光華書店出版的《中國抗戰史講話》，也介紹了南京大屠殺，不過重點落在揭露國民黨軍隊的逃跑，“在南京就採取逃跑主義，不戰而逃。”1949年7月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的《從“七七”到“八一五”》，則沒有涉及這次浩劫，而是對比國共的抗戰表現。1957年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翻印的《“九一八”以來國內政治形勢的演變》和1983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戰爭史話》，“南京大屠殺”都沒有出現。

　　《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作者張純如這樣寫道，“南京大屠殺之所以沒有像納粹屠殺猶太人或廣島原子彈那樣深入世界人民的意識之中，是因為受害者自己保持沉默。”“在社會上，那些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講，不讓他們講。”經盛鴻介紹，在學術界，1949年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的30多年裡，對南京大屠殺幾乎沒有研究。

　　屈指可數的異數是已故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興祖。1960年，由高興祖牽頭的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史小組組織部分師生，開始對南京大屠殺事件進行調查，歷經2年，寫成8萬字的書稿《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但這部書稿直到1979年才獲得刊印，是一本幾萬字的油印本，只供內部交流。

　　“當時高興祖只能單槍匹馬地研究，困難重重，沒有人理睬，沒有人重視，查找資料困難，文章也沒有地方發表。後來他想方設法把他的研究成果出了，但沒有人理解它的重要性，影響力沒有多大。”經盛鴻說。

　　“南京好人”遭遇

　　南京大屠殺之前，國民政府從南京遷走了，但有20多個英、美、德等國的僑民留下來了，包括美國教會辦的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的外教。“這些人基於人道主義精神，以中立國人士的身份，力所能及地抗拒日軍的暴行，為救助幾十萬難民做了大量貢獻，被南京難民稱為‘救命菩薩’、‘南京好人’。但在解放初‘反美、仇美’的思想政治運動中，這些人都被批判了。”經盛鴻介紹，抗美援朝時，凡是與美國沾邊的都受到批判，“在這兩個學校任教的美國教師，如魏特琳、里格斯等人，都被打成美國特務，或被批臭，或被驅逐，趕走之後還要批判。還讓這兩所學校的師生員工交待和他們有什麼關係。”

　　張純如發現，朝鮮戰爭時，中國報紙將南京的美國人描述為幫助日本人進行屠殺的惡棍，還有文章指責南京淪陷時安全區外國人將南京城拱手讓給日本人。另外的文章則稱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是一個帝國主義者的組織，與日本侵略者串通一氣。

　　經盛鴻介紹，在南京保衛戰中，很多國民政府軍人犧牲，其中最少有九位將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有幾萬人“但在南京保衛戰中壯烈犧牲的國民政府軍人，和在日軍大屠殺中被殺害的國民政府軍人，在建國後卻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反動軍官’。”

　　“抗戰勝利後參加審判南京大屠殺日軍戰犯的國民政府法官，也被打成‘反動法官’，坐牢的坐牢，關押的關押，流放的流放，頭上戴着‘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沒有好下場。在這個背景下，自然不可能深入追究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惡。”經盛鴻說。

　　學者王錦思提及，1959年，日本戰犯被組織來南京，但不是去祭奠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而是去雨花台默哀被國民黨殺害的革命先烈。

　　經盛鴻介紹，“文革”時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日本屬於第二世界，被認為是可以爭取團結的對象“在這個背景下，只能揭露美帝國主義的‘侵華罪惡’，而不可能深入追究日軍侵華和南京大屠殺的罪惡。”

　　重回公眾視野

　　上世紀80年代，南京大屠殺終於重回公眾視野。1982年是一個節點。

　　當年7月，日本文部省審定教科書時，把“侵略華北”和“全面侵略中國”等段落中的“侵略”改為“進出”，把南京大屠殺改為“占領南京”。中國針對教科書事件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人民日報》也發表了《必須牢記這個教訓》的評論。此後，中方展開調查。

　　1983年11月，南京成立了“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辦公室，籌備建立紀念館。

　　1984年2月至6月，官方首次有組織、大規模地調查南京大屠殺，發現了倖存者、目擊者、受害者1756人。

　　198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40周年之際，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落成開放。此時距南京大屠殺已近半個世紀。

　　記憶的復甦，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華民國史辭典》仍未將“南京大屠殺”收入，卻收入了“南京慘案”詞條，描述了1949年南京示威遊行學生被國民黨軍警打死2人的史實。

　　被忽略的還有遺址。1990年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旅遊辭典》，描述了革命烈士陵園雨花台，對南京大屠殺遺址隻字未提，1991年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小辭典》亦如是。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亦命途多舛。1995年，當張純如踏上南京尋覓倖存者的時候，看到倖存者是一些窮人，“他們大多住在黑暗、骯髒的房屋裡，屋內潮濕，散發着霉味，到處是貧困的痕跡。”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長吳先斌提供了一份2007年的大屠殺倖存者名單，上面的許多老人已經離世，如今倖存者不足200人。

　　其中一位健在的，是79歲的馬庭寶。父親在1937年的大屠殺中遇害時，馬庭寶只有兩歲。他目前主要依靠每月的1000多元退休工資度日，居住在南京市一間只有17平米的房子裡，房子沒有衛生間。退休前，馬庭寶是普通工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每月領取幾十元的薪水。他說，解放後至上世紀80年代之前，南京大屠殺沒有被公開提起過。解放後很長時間，他作為倖存者未獲任何政府援助。

　　直到2004年———南京大屠殺67年後，馬庭寶收到了南京市民政部門的第一筆援助金，一年500元，該援助金目前增加到了一年1400元。2005年，馬庭寶獲得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援助協會頒發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書》。

　　時至今日，對南京大屠殺的介紹正不斷深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廣場，一塊頎長而沉重的黑色大理石，上面用各國文字寫着：“遇難者300000”，最開始用3種文字介紹，如今發展到了11種。

　　參考資料：

　　經盛鴻著《為了維護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歷史——— 與日本右翼人士鬥爭的歷史回顧》

　　經盛鴻著《枷鎖下的金陵》(中國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

　　孫宅巍著《澄清歷史———南京大屠殺研究與思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南都記者 高龍

　　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