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罵魯迅是時代的榮耀嗎？

心言

我曾經這樣評價海派文化，以江浙文化為根的海派文字很美，就像養育他們那方水土，文字的流暢和秀美來得那麼自然，而且刻意的往往是用凝練簡樸的文字來表達深刻的思想，如同江南人在生意上的精明，多用一個字都不肯，但是讀來讓人頓生一種自然的山水美。而這江浙文化里就出了一位獨闢蹊徑的魯迅先生，他的文字平白直接，根本不給人玩味的機會，而是肩負沉重的社會現實責任和使命感吶喊，從而使讀者從沉重的歷史教訓和社會現實中清醒過來，振作奮起。

魯迅之前中華民族已經在封建專制中生活了兩千多年。以人治思想為中心的孔孟之道也被一代代封建王朝發揮到極致，傳統文人熱衷於八股文，樂於“學而優則仕”，而視自然科學為歧途。在封建制度的束縛之下，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滿足於周而復始的封建農民經濟，每次改朝換代的代價是期間百年以上的戰亂割據和黎民塗炭，而每個朝代的新貴們都以孔孟之道為其維護統治的工具，以至西方國家出現文藝復興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工業革命到來奠定基礎之時，中國的明王朝自英宗皇帝起卻正在走宦官弄權的腐朽階段。

在西方國家完成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社會變革，走向資本主義的同時，明王朝夕陽西下，以至末年只剩下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國土。當滿清王朝正在忙於平定中原的時候，西方國家的科學研究已經取得相當發展。微積分出現的十七世紀中葉，中國尚未出現康熙盛世。而乾隆正在政治上走向腐敗，大肆收刮民脂民膏，實行文字獄期間，正是工業革命在西方國家興起，蒸汽機完善之時。國粹派學者們也許會說，如果沒有蒙古人入侵和元朝的建立，中國自然科學並非落後。但是，經過北宋全盛，南宋的衰退直到滅亡又說明了什麼問題呢？中國文人除了歷史以來熟讀孔孟之道，讀書做官以外，可曾在思維方式上圖過變革？四書五經當中一兩句閃爍哲學智慧的言辭究竟是否可以代替完整的哲學思想體系和思維方法？直至滿清覆滅，中國自然科學在孔孟之道的人治核心中可曾有過任何地位？

誠然，從隋朝至宋朝的歷史時期，中國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分支上有過一些傲人的成就，但是十分局部片面，絕對無法形成完整的哲學和推動社會生產力全面發展的科學體系。如果說數論，平面幾何和經典力學等幾個學科可以在封閉式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得到些微發展的話，微積分的出現則需要哲學思想作為思想方法，而其經濟基礎則是從自給自足的封建農業向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向機器生產的轉化。無論是明朝源於元朝的極權統治，還是清朝拓展疆土，思想禁閉的封建統治都不會有微積分出現的起碼社會經濟，文化和科學的土壤。而哲學以及科學發展最起碼的承前啟後，在大範圍研究的基礎上逐層提升的文化氛圍何曾在中國出現過？既使至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懂微積分的數學家不過寥寥幾個！

滿清自嘉慶走向衰落，到道光鴉片戰爭簽訂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這時如果向同時期的日本那樣開始自上至下的維新變革還是可以的。可惜的是，在皇天后土的孔孟思想影響下，中國有固步自封，維護天子統治的道德學說，卻絕對缺乏變革圖強的思想意識。若非如此慈僖皇后何以冠肅順等八大“顧命大臣”以罪名予以除之。而在那個以弱肉強食為遊戲規則的歷史時期，一個又一個的不平等條約割裂掠奪着中國，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入侵更加速了滿清王朝的滅亡。

“幸亥革命”發生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國迅速傳播，震撼了中國思想界，並推動民主革命運動的到來。首先覺醒的是新興知識分子。他們以報刊為主要形式宣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創辦了《江蘇》、《浙江潮》、《蘇報》和《中國白話報》等二十多種政治性刊物。同時還印刷發行了陳天華的《警世鐘》和鄒容的《革命軍》等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冊子130餘種。很多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著作也得以翻譯出版發行，比如，蔡元培翻譯了德國科培爾的《哲學要領》，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一九零五年年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成立。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政治綱領。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誌着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 武昌起義以後，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紛紛起義響應。首先響應的是湖南和陝西。此後，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廣東等省先後宣布脫離清政府而獨立。

一九一二年四月，袁世凱竊得政權後復辟帝制，重新發起尊孔復古，孔孟之道又被揀起來當作維護其統治的思想基礎。面對這種情況，部分進步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起反對封建文化的思想啟蒙運動，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目的是要衝破封建思想的束縛，力爭實現名符其實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易白沙、吳虞、錢玄同等。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反對封建專制和倫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個性解放，建立民主共和國；提倡科學，反對尊孔復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對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與科學判斷一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和文言文，開展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與此同步的社會變革是推翻袁世凱的帝制，討伐段祺瑞北洋政府的第一次護法戰爭。由此分析，“新文化運動”與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是相息相關的，既使沒有魯迅，也還有一大批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和知識分子，社會變革的趨勢是沒有哪個人可以改變的。

誠然，在這些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每個人對歷史和現實的認識不同，以至以後胡適蔡元培等人走進國民黨，而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則發起成立共產黨。魯迅作為獨立人士，思想逐漸感受到現實的壓迫，使命感愈加沉重，終于于其它左翼知識分子發起成立“左聯”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當時的中國社會貧富極其不均勻，農村存在地主階級對農民的不平等剝削，剛剛興起民族工商業也還局限於唯利是圖階段，而中國整體國家實力還十分衰落。這時出現為國家民族長遠命運大聲疾呼的鬥士型知識分子並不奇怪。與其它左翼作家相比，魯迅的使命感似乎更深一層，反映到其作品中，思想的尖銳程度也就越激烈一些。同時，他出於強烈的責任感，對那些麻木不仁，一味沉醉於自我自我欣賞而缺乏參預社會熱情的一些文人進行批評也是可以理解的，況且中國已經在衰退不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根本看不到希望。他“罵”沈從文，林語堂和梁實秋等人是出於這個原因，鄙視徐志摩也同樣是這個原因。與其說他“罵”的是哪一個人還不如說他罵的是當時那種文化現象。儘管魯迅批評沈從文“休閒文學”的創作思想，但事後也稱讚他小說寫作技巧。魯迅在冷言批評當時流行的這種文化現象的同時，熱心始終都沒有衰減，冒險為被暗殺的柔石等“左聯五作家”整理出版遺作，著文抨擊當局。

作為肩負歷史責任的鬥士型作家，魯迅不僅受到當局的嚴密監控，同時也招來那個時期一些文人們的謾罵指責，從挖苦其文字平淡到譏諷其人格世故，瘋狂者不勝枚舉。這其中一些心中有些微社會責任的文人們對魯迅的批評基本可以正面對待，比如林語堂在魯迅逝世後對他的評價，因為林先生本人也同樣感受到國人的麻木愚昧。相反梁實秋則在隨國民黨逃亡到台灣幾十年以後仍然耿耿於懷，根本不反思國民黨失敗的原因。

以當時中國社會貧富之懸殊，一旦代表少數富裕階層與代表普通大眾的文人分道揚鑣，其矛盾必然是不可調合的，因為其集團利益的衝突本身就是你死我活。魯迅可能與胡適和睦相處嗎？一方附身於當時占中國人口不到萬分之一的富有階層，另一方時刻關心的是占絕大部分人口的貧苦大眾。如果當時中國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小康人口可以在貧富間起到粘結調合的作用，階級矛盾就可能以貧富互相讓步的折衷方法解決。令人遺憾的是，既使中國走到今天，能夠發揮社會穩定緩衝作用的中產階級在全國人口當中的比例也遠遠小於這個百分數。

甲午戰爭以前，中國人口已經達到四億五千萬，八年抗戰結束時人口總數下降到三億多一點點。難道單這樣一個簡單事實還不足以讓人們痛定思痛，認真考慮近代中國失敗在何處嗎？出現魯迅這樣為民族命運大聲疾呼的一代知識分子還令人奇怪嗎？

與歷史上封建王朝改朝換代往往需要上百年的過渡期相比，今天的中國發展是基本令人滿意的，出現的一些問題也不是不能解決的。只要全民族同心協力，奮發圖強，中華民族就會重新創造出輝煌。今天再罵魯迅是什麼道理呢？是對歷史上的得失懷恨在心？還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問題絕望到底？應該說，目前出現的問題，都可以在文化習俗上找到根源，也有很多浮躁的文化現象可以歸咎於長期封建極權的壓制。而“新文化運動”提倡的解放思想，追求自由民主和尊重科學的精神還遠遠沒有做到。如果孔孟之道中一些道德學說可以提倡的話，那麼其人治，君權思想的核心和固步自封的精神枷鎖是否應該打破呢？畢竟，沒有法律約束的道德學說是封閉性農業社會過去後無法保障和檢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