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薩特，我們在紀念什麼？我們在期待什麼？

“他逆歷史而動，是這種悠久的道德主義傳統在本世紀的現時繼承人……”

今年不僅是薩特誕生百年，也是薩特的論敵歷史學家雷蒙·阿隆的百年誕辰，是小說家肖洛霍夫、音樂家冼星海、戲劇導演焦菊隱、電影導演蔡楚生、好萊塢影星葛麗泰·嘉寶的百年誕辰。種種紀念活動的意義究竟何在？拋卻那些功利的目的，人們其實一方面在懷舊，一方面在期待。但是文化精英薈萃的歲月已與我們漸行漸遠，孕育薩特這樣的文化英雄的土壤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越來越貧瘠。

上世紀80年代的閱讀時尚

今年的薩特百年紀念更像是教授們在紀念自己的青年時代。他們通過紀念表達對今天的態度、宣誓自己的立場，或者通過紀念活動得到一次憶舊的聚會、飯局，甚至僅僅是得到論文出版的機會。

把薩特頌揚加繆的文字搬過來形容他自己也同樣適用：“他逆歷史而動，是這種悠久的道德主義傳統在本世紀的現時繼承人，雖然他那固執、狹隘、純粹、刻板以及感情用事的人道主義，很難戰勝當今世界眾多的醜惡現象，但在反對不擇手段的權變家以及實用主義對金錢的崇拜上，他那頑強的拒絕態度反而對我們時代的道德行為的存在做了重新肯定。”

或許薩特的小說並不如加繆那樣更為人所喜愛，但是薩特讓人懷念的並不是他的小說才能。似乎只有法國人和中國人才熱中把文化人樹立為偶像，從薩特到魯迅，那些能夠獲得一定大眾效應的“文化英雄”總是被賦予超越文字能力的道德色彩，他們是拒絕專業限制的跨界的知識分子。

薩特在中國知識人的記憶中多半也是這樣一個富有道德色彩的知識分子角色，當時曾參與譯介薩特的翻譯家施康強回憶那時學界的“薩特熱”“並不是說對薩特有多少真正理解消化，大家關注的不是存在主義哲學思想本身，更多的是由薩特傳來的‘強調自己選擇’的自由信息，年輕人壓抑的個性得以大大透了一口氣。”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許多譯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和哲學思想的書籍進入年輕學子的視野，但是引起普遍共鳴的則只有薩特等少數人，成為當時的閱讀時尚。

今年的薩特百年紀念更像是學院知識分子、教授們在紀念自己的青年時代。紀念總是暴露現在人的思想脈絡，被紀念者成為一個符號，他們通過紀念表達對今天的態度、宣誓自己的立場，或者通過紀念活動得到一次憶舊的聚會、飯局，甚至僅僅是得到論文出版的機會。

紀念活動的意義何在？

雖然薩特活着時可以和政府主導的價值體系保持距離，他反對戴高樂、諾貝爾文學獎和法國政府授予的榮譽，但死後卻得到這個體系的接受、頌揚。

今年不僅是薩特誕生百年，也是薩特的論敵歷史學家雷蒙·阿隆的百年誕辰，是肖洛霍夫、冼星海、焦菊隱、蔡楚生、葛麗泰·嘉寶的百年誕辰，還是安徒生誕辰200周年、鄭和下西洋600周年，讓人驚訝我們對時空的感知：一百年和一年、十年或一千年的差別到底在哪裡？每一年人們都舉行種種紀念活動的意義何在？

在文化人物方面，大學是紀念活動的主要發源地，大學教授們的師友關係、個人趣味以至申請經費的必然都可以促成一次紀念，有些紀念活動是親友之間的追懷，有些是學院的研討，還有些是政府出面的隆重大會———微妙的是，雖然薩特活着時可以和政府主導的價值體系保持距離，他反對戴高樂、諾貝爾文學獎和法國政府授予的榮譽，但死後卻得到這個體系的接受、頌揚。

紀念曾經是行業內確定經典和傳承譜系的一種方式，並通過報章擴散消息。而今天則有了更豐富的含義，比如丹麥政府就想把他們的安徒生兩百年紀念活動轉化為國家文化公關活動，展開眾多的國際紀念活動。或許薩特的紀念可以說是有親歷感的紀念：我們曾經有過的閱讀體驗以及足夠多的資料可以讓人發揮，還有和他交往的人的感人回憶。

不過，在中國的大學教授們紀念薩特誕辰100周年的時候，我懷疑法國的戲劇學院是否也會紀念焦菊隱誕辰100周年？或者是其他中國文化人的誕辰。所謂的“名人”也有一套生產和傳播的鏈條，而近代以來中國似乎在製造有國際傳播力的文化名人上處於長期的無能狀態，這和整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創造能力一致。

從文化英雄到文化名人

中國文化界還在繼續湧現名人，或者有人想成為名人，但是文化名人很難再獲得道德高度，媒介和商業體系的發達可以促成名人的生產，但無法製造道德上的權威形象。

薩特和魯迅可以說是最後的文化英雄人物，他們的文字生涯和社會活動在生前就獲得知識界———尤其是左派青年———的普遍認可。魯迅1936的逝世和薩特1980年去世的場面非常相像，後者的葬禮讓數萬巴黎民眾自發排起了一路巨流，護送思想大師靈柩遠去，這也是文化英雄時代終結的最後一個鏡頭。有趣的是，這是文化人在模擬重要政治人物的國葬的形式。

歐洲從上世紀50年代以後，電視、大眾報紙開始取代嚴肅讀物的地位，對文字工作者造成致命的打擊。而中國文字型的名人的影響在20世紀前半期達到一個高峰，並一直延續這種能量到80年代，之後電視開始大規模普及、商業化浪潮開始席捲神州。此後詩人、作家和學院知識分子就不無痛苦地看到他們的領地在逐漸縮小，電視連續劇、經濟管理秘籍和娛樂明星的傳記奪走了閱讀傳統嚴肅讀物的時間。

今天，文化名人的範圍前所未有地擴大了，不僅有傳統的嚴肅作家、學院知識分子、音樂家，進入大眾媒介的電影導演、演員、電視支持人、建築師、設計師、收藏家、科學家也可能會被當作文化名人。作家中名人的社會影響力相比80年代有了很大的衰退，現在，一些學院知識分子、專欄作家以及電影導演正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

中國文化界還在繼續湧現名人，或者有人想成為名人，但是文化名人很難再獲得道德高度，媒介和商業體系的發達可以促成名人的生產，但無法製造道德上的權威形象———雖然近年來知識分子發掘出的顧准、王小波和陳寅恪，並賦予他們濃厚的道德色彩，但是並沒有像魯迅那樣深刻地融合到知識分子的成長體驗中。

現在的名人只能有專業內的權威或者獲得廣泛流傳能力，如同暢銷華人地區的余秋雨一樣成為成功作家和追捧者的“偶像”。

“偶像”這個沒有道德色彩的中性詞彙的流行顯示了今天文化名人和娛樂名人成名基礎的相似性，出鏡率、金錢收入、觀眾和讀者數量同樣是判斷文化名人的尺度，道德只是一個隱蔽的角度———不過，成為醜聞報道的主角對文化名人來說還是一個致命的武器，道德對文化人物來說要比娛樂明星限製得更多一點。

但是至少有一點是明確的，“進入歷史”對多數名人來說已沒有吸引力，或者沒有多大意義了，因為不再有惟一的史書了。

■人言

薩特哈羅德·布魯姆（美國文學批評家、《西方正典》作者）：薩特既不像個小說家，也不是戲劇家，但他一直在寫作散文的同時，努力向着小說家和戲劇家的方向前進。不過，我覺得他寫福樓拜的書，還有他的自傳都非常有意思。

菲利普·克洛岱爾（法國作家、龔古爾中篇小說獎得主）：薩特的時代已經過去。人們都不再讀他，大學裡讀薩特只是一個象徵，真正讀進去的也很少。薩特曾經是個非常重要的作家，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法國的社會上看。但薩特的影響已經過去，他當時所提出的“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現在已不存在這種潮流，當前的社會也不鼓勵這種做法。

在法國和國外，因為歷史上的原因，有一段時期知識分子起的作用很重要，大家都聽知識分子的號召，去介入政治，參與論爭，熱情很高。然而這已經成為歷史，現在大家在社會政治方面的參與感沒有那麼強烈了。人們不再需要知識分子出來代他們說話，現代人都很有自己的個性和觀點，思考成為了個人的責任，社會似乎不再需要集體思考的方式。尤其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電視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據了很重要的位置，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未能“戰勝”電視，這是當前法國文藝界的一個嚴重的問題。

■薩特著作

哲學：《存在與虛無》、《辯證理性批判》

小說：《牆》、《噁心》、《自由之路》

戲劇：《密室》、《死無葬身之地》、《可敬的妓女》、《骯髒的手》、《魔鬼與上帝》、《涅克拉索夫》

自傳：《詞語》

其他：《境況種種》（共10集）

我國出版的有關薩特的部分作品：《存在與虛無》（三聯書店）、《詞語》（三聯書店）、《文字生涯》（人民文學出版社）、《薩特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薩特傳》（作家出版社）、《存在與自由———薩特傳》

■薩特年表

1905年：薩特出生於巴黎。父親是一位海軍軍官，兩年後病死。

1916年：薩特母親再嫁。舉家搬遷至小城拉羅謝爾。

1924年－1928年：就讀於法國的精英大學———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結交西蒙·波伏娃。

1938年：出版成名作長篇日記體小說《噁心》，表達了自己的存在主義觀念。

1939年：二戰爆發，薩特應徵入伍，次年被德軍俘虜，在戰俘營中關了10個月。

二戰中着軍裝的薩特。

1943年：出版代表作《存在與虛無》，系統闡釋了存在主義哲學思想。

1944年：與好友加繆共事於後者創辦的《戰鬥》雜誌。

1945年：主持創辦《現代》雜誌，傳播存在主義，成為職業作家。

1952年：加入法國共產黨，兩年後出訪蘇聯和中國。

196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但拒絕領獎，理由是他“謝絕一切來自官方的獎勵”。

1968年：在“五月風暴”學生運動中，成為精神領袖。

1973年－1974年：擔任法國左翼大報《解放報》主編。

1980年：4月15日，薩特因患肺氣腫在巴黎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