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

歷史不能假設沒有發生的事情，不過可以展開想象的翅膀遨遊一番。

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那就是1956年的事情了。

是否可以認為，1956年以後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沒來得及施“陽謀”，1956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不會導致1957年的反右，就能為中國保留下一大批民國留下來的各界精英。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中央領導可能會形成集體領導，因為當年共同打江山的戰友們基本都健在，而高層領導中沒有一個人能像毛澤東一樣把權術玩得精熟圓透，讓其他人心服口服地聽從指揮。中國人的心理是要有一個皇帝坐鎮，“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所以也可能各路軍頭誰都不服誰，重開內戰，蔣介石殺回大陸。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中央注重國內建設、發展民生，就不會發生1958年至1961年的三年災害。中央已有定論，不是天災，是人災－－浮誇成風。據說死了兩千萬人，至今也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數據。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1959年就不會有導致黨內鬥爭的廬山會議，彭老總不會蒙受不白之冤。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也許不會發生60年代的中蘇交惡，蘇聯繼續支持中國的各項建設，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會早實現很多年。文革前中國的半導體研究已經走在日本前邊。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1962年中印可能不會發生戰爭；那時中國的國力在蘇聯的支援下應該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如果發生了戰爭，就不會把拿到的土地再丟給印度；如果中央領導人超前思考，揮軍打到新德里，解放印度的勞苦大眾，把印度改為中國的一個自治區，也不是沒有可能。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1963年不會有“四清”運動，農村的生產不會受到破壞。“四清”後，有些窮困地區，每年春荒時整村人出外討吃。討飯已經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而是能否活下去的事情。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中國也許已經實現了民主選舉。文革前的六十年代曾實施了一次普選，選舉區人民代表。到1980年又實施過一次普選，也是選舉區人民代表。後來普選無疾而終。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當然就不會有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百業俱廢，人心變惡。我挺可惜我家在文革初被砸碎的那些中外古董，再想找可就找不回來了。還記得那時父母都顧不上孩子了，有一天聽到胡同里收廢品老頭的吆喝聲，我偷拿了家裡一個銅千手觀音，出門一拐彎，交給收廢品的老頭。老頭把那個銅觀音拿過來左看右看，然後問我：“你真要賣嗎？只能當廢銅收。”我沒說話，點點頭。老頭上稱稱了一下，給了我七毛錢。我拿着七毛錢買零食去了。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沒有文革，大學照常招生，中國不會出現各界人才的十年斷裂。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不會出現“四•五”事件，也不應該有8964了，因為言路已經開放，沒有必要上街遊行了。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也許中國的兩彈一星會拖後很多年－－因為蘇聯老大哥給予了核保護，國內建設需要更多的資金，沒有哪個領導人會有“賣了褲子也要搞原子彈”的魄力。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中國的腐敗可能會提前發作。中國建國後的二十年是窮過渡，沒有腐敗是因為沒有可以產生腐敗的基礎。文革前一個會計貪污了幾毛錢就會被判幾年。如果中國早早地就富有了，貪污腐敗之風也就會早早地刮起來了。

1976年毛澤東去世。這之後的事情就和毛澤東沒有關係了。不過這之後毛澤東的影響還在很多方面存在。

打江山易，坐江山難，砸爛一個舊世界易，建設一個新世界難。如果毛澤東在建立新中國之後就駕鶴西去，把建設新中國的辛勞、責任讓其他人去承擔，現在對毛澤東的那些議論、評價、謾罵也許都不存在了。

如果毛澤東早走二十年，好耶壞耶，因為沒有發生，所以沒有定論。說好，說壞，因人而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