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是風起雲湧的一年。那一年，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發生了多少刻骨銘心的事情啊！

在共和國的歷史上，一九七六年恐怕是最不平凡的一年。看到網上一篇文章是這樣開頭的：“從1949年以後，中國每一年都有大事發生，1976年發生的大事就像一串糖葫蘆，特別多，特別雜，是讓中國人感到震恐、震盪、震撼、震驚的一年。”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中國人都知道，此言不虛。

對我個人來說，那一年，是我進“終身難忘廠”的第六年，也是在廠里當工人的最後一年。在那一年裡，我有一個三上首都北京的特殊經歷，而這個經歷又和驚天動地的國家大事聯繫在一起，回想起來，怎不令人思緒綿綿、感慨萬千……。

對七六年的深刻記憶，應該從那年的一月八日開始，那天廣播喇叭里隨着哀樂聲傳出了周總理去世的消息。記得幾天以後，在廠里食堂的飯廳兼會堂里舉行了全廠職工參加的追悼大會。大會很簡單，默哀，廠領導致悼詞，就是把報紙上登載的悼詞念一遍，老書記蒼桑、緩慢的聲音中有點顫抖……，散會。大家默默地從食堂大門走出來，默默地走向廠區車間，一路上沒有人說話；到了車間，大家默默地散坐在車間裡，大約有五分鐘，還是沒有一個人說話；接着陸續有人坐到裝配流水線傳送帶旁邊的工作位子上，生產組長不像平時那樣開動流水線之前總要喊兩聲：“開工啦、開工啦——”，而是默默地合上流水線的電門，大家開始工作……。事後弟兄們在寢室里議論：平時大家在車間裡總是嘻嘻哈哈的，這樣的景象，從未碰見過。

接下來的日子裡，報紙上、廣播裡“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鼓點一陣緊似一陣，新聞里老人家的形象一次比一次衰老，後來竟是顫顫巍巍地由人攙扶着、嘴巴也合不攏的龍鍾樣子。神州民心浮動，傳言四起。那時在民間流傳最廣的是一篇“周總理遺言”，我當年把它認真地抄在日記本上，如今貼將出來，權作一個“歷史見證”。後來聽說這篇東西是個謠言，於是在“遺言”的下面又錄了一句魯迅先生的話：“謠言這東西，卻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藉此可以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參見下圖）

在這浩劫文革的第十個年頭，老百姓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不滿情緒不斷漫延，舉國百廢待興而不知何時可興。在清明節之前，有同事從縣城回來跟我們說，城裡大街上出現了“我們深切懷念敬愛的楊開慧烈士”的大幅標語，矛頭不是直指那個號稱“文革旗手”的“紅都女皇”麼？還聽說天安門廣場很多人自發地給總理獻花圈。4月5日清明節的天安門廣場上，花圈似海、人群如潮，更有人甚至當眾大聲疾呼：“秦世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人民再不是愚不可及……”，有人高聲朗誦詩歌：“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酒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偉大領袖很生氣，問題很嚴重。於是，天安門紀念碑周圍“鬧事”的草民們遭到“清場”的打擊，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鄧大人第二次被打倒，同時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反擊右傾翻案風、清查清明節反革命分子在全國各地展開，黑雲壓城，萬馬齊喑。7月6日，廣播裡又傳來哀樂：人大委員長朱總司令與世長逝。7月28日凌晨，河北發生強烈地震，整個唐山市傾刻夷為平地，24萬多生靈瞬間慘遭塗炭(這個令人悚然的數字在近年才得以公諸於眾)，為20世紀世界地震史中死亡人數最多。

所以說，當時全國的形勢是，用一個現今的常用詞，叫做“非常嚴峻”。嚴峻到什麼程度？清明節之後，黨中央決定，為了“嚴防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搗亂”，必須逐級審查、嚴格控制進京人員，欲購買去北京的車票或機票的任何人，必須持有省一級革命委員會的專用介紹信。年輕的朋友恐怕從沒有聽說過有這樣嚴厲的管制規定吧？

正在這個時候，七月下旬廠里通知我：八月五號在北京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