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有人告狀，俺娘必定揍俺。她老人家軍人出身，手段亦毒辣。雞毛撣子，火筷子，抄起什麼是什麼。不過俺並不怕。她拎傢伙時，俺往往已經跳到床上，或者跳窗戶跑了。

最怕的是她做思想工作。她工作忙，回家往往是晚上十點之後。假如白天有人告狀，她就半夜把俺從被窩裡拎出來訓話。舊社會的可惡，革命的艱難，幸福的來之不易，毛主席怎麼說，哥姐為什麼聽話而俺為什麼不聽，擺事實講道理，讓你沒法反駁。結束語是一個疑問句：我造了什麼孽，生了你這個小祖宗？

一個冬日的禮拜天早晨，她精神好。把俺叫來歷數一個星期以來的劣跡，俺暈過去了。俺醒來後她頒布了一項新政策，下次我講話，你要提醒我先查查煤氣。原來俺煤氣中毒了。

俺長大一些後，發現每次人來告狀都先揍俺一頓。顯然違背了毛主席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指示麼。打官司要聽兩邊的觀點，然後才能判決。一個好的法官，絕不能先打被告一頓，這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她老辦對的案子只有兩個。一次是上課時，俺在作業本上寫反標，拿給老師。老師大驚失色，把俺抓到校長辦公室。校長和教導主任把俺娘找來開會。不知她怎樣一說，最後判定是六歲小孩亂塗。沒有五花大綁地批鬥俺。後來俺一直想問她怎麼談判的。但又怕挨揍。一直沒問。估計無非是痛陳利害，說如果鬧大了對學校也不利。其實俺寫反標不是想推翻現政權，但也不完全是亂塗。俺是覺得端坐在課堂上寫毛主席萬歲太傻叉，鬧點事出來更有趣些。

另一次是十二歲時，警察打電話，通知俺娘要把俺抓走。俺娘問為什麼。警察說俺的朋友毛三兒偷附近人民群眾的雞。被擒之後交代是受俺指使。俺娘問，毛三兒交代偷雞幹什麼了莫？警察說，說在你家殺了燉着吃了。俺娘說這不可能。這孩子不會做飯。而且在家殺雞吃，必然有雞毛，雞骨頭等蛛絲馬跡。也會被他的哥哥姐姐發現。但他們都沒向我反映。而且，我本人也沒發現過。您缺乏證據，將他綁了去又有何用？ 不如先去再審審那個小毛頭，問他一些具體問題。如誰殺雞，用什麼刀殺，刀是什麼樣的，怎樣退毛，怎樣收拾，怎樣燉，什麼時候放鹽，必能找出破綻。那警察覺得有理，就沒有把俺帶走。回去用細節問題問毛三兒，毛三兒說不出來，只得承認誣陷。

俺爹揍孩子的順序跟俺娘相反。他先講道理，然後揍。而且次數很少。事實上，俺只記得挨過他一次揍。是俺跟一群孩子在院子裡打雪仗玩。院子管理員老張頭認為是反革命暴亂，前來清場。俺扔了一個雪球，正扔進他的脖領子。俺爹將俺叫來，先講紀律的重要性。指出老張頭就是維護紀律的。又說老張頭在大青山立過戰功等。最後結論是必須打十記手心；而且要登門給老張頭道歉。他老打手心用一把鐵尺，打時一絲不苟。任你鬼哭狼嚎，第一記和最後一記都一樣重。那次，俺手腫了好幾天，彈球都打不准了。

俺認為他的順序更好些。他只揍了一次，俺卻記住了要尊重資歷老的人。俺娘揍的次數超多，俺卻記不住為什麼了。而且，講道理是不錯的習慣。據俺爹說，他在部隊剿匪時，一個部下找他自首。說他是國民黨臥底，任務是刺探情報，並且找機會暗殺俺爹，以挫敗圍剿計劃。但他聽了俺爹幾次報告，又觀察俺爹辦事，發現很講道理，久而久之，竟然被感化了。

俺長得更大之後看了點博弈論。從博弈論的觀點看，打孩子是一種十分穩健的教育策略。孩子沒理自然該打，萬一孩子有理，打也有助於培養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優良品質和抗擊打能力。博弈論有一種策略，叫做悲觀策略，就是按照最壞的情況出招。不能保證不輸，但是可以保證一旦輸了損失最小。打孩子就是這樣一種策略。後來俺到美國，給洋鬼子當雇員，受盡了欺壓。沒有小時候的忍辱負重教育，很難抗得過去。

孩子挨打，說明他們意識形態已經開始跟上一代發生衝突。這類衝撞在很多家庭都會發生。俺們這一代的後代，還有憂患意識的大概很少。而俺們這代，有電子遊戲意識的可能也不多。從政治的角度看，家長的意識形態也許是主席意識形態的某種延伸。主席喜歡一日三遍打。對幹部，對知識份子，對學生，一律用運動“鞭策”。這不怪主席。民間都懂“下雨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大眾喜聞樂見的娛樂方式，主席只是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