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蔣政權的末日攻略說起——有感於張雲帆被抓

老田

在蔣政權晚期，統治階級內部存在着一個可以稱之為末日攻略的努力方向，在末日攻略中間，死命地得罪民眾是一個顯著的歷史和政治現象。同時，統治階級成員還以各種機會主義策略，千方百計地鑽進勝利者陣營預備在現政權垮台的將來出人頭地，是兩種很常見的策略選擇。這些末日攻略，都有效地幫助了解放戰爭的快速勝利。 

一、共產黨非常意外的快速勝利

1946年夏天，國民黨軍隊對被包圍在湖北宣化店附近的新四軍五師發起攻勢，這標誌着國共內戰的全面爆發。在共產黨內部，雖然對於最後勝利有着必勝的信息，也有與國民黨反對派血戰到底的決心，但是，對於快速戰勝國民黨並沒有太多的期待.

當時共產黨有一份中央文件下發各軍，要求各部做好戰爭和動員群眾的工作，預備在五年左右的時間內打敗國民黨。這個設想一經傳達，並不受土共軍隊高官看好，一位三野軍官子弟回憶，他父親當時作為縱隊（軍級）司令員，與很多同僚私下議論過這一判斷，大家都不認為這個時間目標能夠實現，雖然大家都有着跟國民黨打到底的思想準備，但是要說在幾年內就能夠取勝，都表示不看好；私下的主流議論是：蔣介石那麼多人馬那麼多槍，還有美國人鼎力支持，五年打勝這個判斷，不太靠譜。

在戰爭初期，蔣介石不僅在兵力武器方面有着極大優勢，除了這個有形的優勢之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巨大優勢——蔣政權通過零躉和批量賣國的方式抱上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大粗腿，為此，信心爆棚，總參謀在陳誠宣稱要在三到六個月內消滅共產黨軍隊。

後來的事實演變證明，全面內戰爆發之後，僅僅三年時間就取得了全面勝利，五年全勝還是一個相對保守的估計數字。實際上，在戰爭進行到一年半左右，全面勝利的曙光就已經出現了。應該說，這個後果是出乎國共雙方意料的。

二、蔣政權的末日攻略

很多人從共產黨軍隊的各種特徵出發去分析，並解釋這個快速勝利的原因，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答案。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和答案，需要在國民黨政權內部及其社會基礎中間去尋找，因此，答案的主要部分或者說更有解釋力的因素，是蔣政權內部成長起來的，在蔣政權內部成長起來的各種有利於其快速滅亡的趨勢，本文總稱為末日攻略。為了更好地理解共產黨出乎意料的快速成功，格外需要分析一下蔣政權的末日攻略，是如何有利於快速結束解放戰爭的。

應該說，蔣政權雖然以壓榨和鎮壓民眾為能事，但還是有其自身的社會基礎的。我們首先看看蔣政權的當然社會基礎，如何看待蔣政權的興廢之機。

一個小資本家，原本是非常不看好共產黨的，結果在很短時間內，就不得不改變了自己的看法。武漢長江委前造反派領袖顧建棠，小學畢業就被送去當學徒，他在工廠當學徒的時候，恰逢抗戰勝利，當時內戰眼看就要爆發，工廠主說共產黨肯定不行，打不過國民黨。到1946年的時候，工廠主說不好了，老共要得天下了，我就問他說“先生，你怎麼知道共產黨要得天下呢？”他說現在99%的人反對老蔣，80%的人支持老共，老共還不得天下？

不過，這個工廠主也是蔣政權的得力助手，也一同拼命地得罪民眾，把每一個尚存希望的普通人，都要趕上革命的道路而後止。顧建棠說“在工廠里由於不堪虐待，我就逃跑回家，因為家裡無法向老闆賠錢，父親就要我回去，我就中途逃跑。結果在外面碰到解放軍，跟在他們屁股後頭走，那個排長問我為什麼要跟着他們，我說因為沒有飯吃就想要跟他們參軍。我記得當天晚上吃的第一頓飯是包穀米飯，菜就是鹹菜炒黃豆，但是可以吃飽。本來我想要跟着渡江，因為家鄉解放了，組織上要求回原籍參加接受政權。”

蔣政權的末日攻略中間，最有成效的“作死事業”是統治階級內部各個階層和群體，以極端的策略和姿態，去快速得罪民眾，從而以最快的速度喪盡人心。上述小老闆一面抱怨蔣政權喪盡人心，一方面非常積極而堅定地把手下一名學徒工，驅趕到共產黨隊伍中間去，各個階層都協調一致地把民眾驅趕到共產黨的支持隊伍中間去，算是末日攻略中間最有成效的作死努力。

早在1930年代前期，國民黨圍剿紅軍的方面軍總指揮陳誠，就在江西發現：土豪劣紳和國民黨基層政權，無不以驅趕民眾參加紅軍為能事。

上文的小老闆說到，哪怕到了最後到蔣政權人心喪盡的時日，也還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不支持共產黨的，這個數字未必準確，但是，蔣政權有其自身的社會基礎和階級隊伍，則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但是，在這一部分蔣政權的天然或者永不贊同共產黨的基礎內部，變化也依然極端驚人。我們看看，在共產黨明顯會獲得勝利的當口，城鄉上流社會成員及其子弟的選擇，就更有意思了。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net"

老田訪問過臨近解放時期武漢地下黨成員宋洛等人，據他回憶：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往往缺乏經費支持，革命者需要自己解決生計來源，按照今天的網絡語言，革命是一項標準的“自乾五”事業，而臨近解放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經濟崩潰，職業難找，很多地下黨員的生活極端困難，往往依靠黨的朋友——這些朋友往往是國民黨治下的先富先貴群體——這些朋友很多人是大資本家。這些黨外朋友中間，很多人對國民黨感到絕望，表現出接近共產黨的“進步傾向”，這個進步傾向可真可假，真的不需要展開分析，而假的則把對共產黨的事先支持視為一項“投資事業”——在共產黨獲得政權之前就獲得共產黨人的友誼。也就是說，在國民黨社會基礎的上層，現在已經出現了一項普遍的明智策略——兩邊下注——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一樣下注。這樣的下注，實際上還是有效果的，據老田訪問多位有地下黨經歷的老革命所知，建國後的民主改革和五反運動，從根本上奪去了資本家的領導權並在輿論上剝奪了資產階級的文化資本，這近乎一致地在地下黨幹部中間激起反感，並在一定程度上與解放初期南下的主流幹部群體形成不同政見。

在農村的地主階層中間，對未來預做準備的也很不少。因為知道共產黨來了肯定要進行土改，相當多的地主把自己的土地賣出，或者轉移給親友。最後，新區土改政策中間不得不針對地主的策略寫入針對性的條款——以解放前三年的土地占有狀況作為劃成分的依據，而且，在家庭成分判定中間，單獨列入“破落地主”成分——這是直接針對那些採取明智策略分散或者賣出土地而量身定造的。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net"

除了贏得友誼或者進行財產轉移的策略之外，舊統治階級成員最為重要的規劃，是對於職業生涯的合理規劃。到了解放戰爭晚期，一位蘇南的小地主，家裡只有兩個兒子，中學畢業了就失業在家，就寄希望於共產黨，相互約定要去解放區參軍。其中一位左傾青年的後輩評論說：我爺爺只有兩個兒子，他竟然同意兩個人一起離家，穿越國共大戰的戰線。就這樣，這兩個青年跟着解放軍南下，當了南下幹部建設新政權，最後去了北京。 ...華岳論壇 - "http://washeng.net"

老田訪問過解放前武漢大學地下黨支部負責人吳仲炎，他說自己在武大的宿舍，簡直是門庭若市，許多傾向進步的大學生往來頻密，幾乎是應接不暇。今天回想起來，那個時期家裡有錢供大學生的，在各縣都要算是大地主的富戶，這些大地主子弟看的很清楚，共產黨要得天下了，所以，削尖了腦袋要鑽進共產黨組織，為了應付這些無比熱情和進步的大地主子弟，結果把共產黨秘密支部負責人都累壞了。在改革時代緊跟世界銀行的指揮棒、高舉私有化大旗的“董股份”（社科院經濟所所長董輔礽），就是在吳仲炎手上入黨的。

有位上海的朋友告訴過我，說建國前上海高校地下黨各支部中間，有一個真實存在的鄙視鏈：同濟的黨內同志瞧不上復旦的，說復旦支部手太松，很多明顯是投機分子都讓他們入黨了。這就說明，到了蔣政權晚期，其自身的社會基礎，都已經不看好國民黨了，哪怕是做投機選擇，也是衝着共產黨去的，而且這還不是個別情況，至少在長江流域各高校中間到處都流行。

1955年胡風事件之後，共產黨政權進行過一次普遍的內部肅反運動——“清理中層”，試圖把投機分子入黨的成員清理出去，但是，那些人此時已經成為真正的、最積極的左派，也是各單位內部最用心侍奉領導的好幹部。結果，正是這一批左派與領導聯手，在1957年把那些真誠關心共產黨作風進步，並批評領導不良作風的人，打成了擴大化的右派，學部經濟所的反右運動就特別具有典型性。在一定程度上，毛澤東說資產階級對共產黨成分和作風的改造，是真實存在的。

三、末日攻略在今天的翻新應用

一般而言，末日攻略的最有效實現方式，是以各類政權代理人身份濫用權力去得罪民眾，從而逐步實現喪盡人心的目標。末日攻略的次有效實現方式，是統治階級成員濫用優勢地位，去侵犯或蔑視民眾的正當利益和訴求，結果從感情上塑造社會上下層之間絕對的相互對立；例如任志強就長期幹這個活兒，任志強作為統治階級優秀成員，長期不懈地蔑視小資白領階層對高居住成本的痛切感受...

觀察今日中國，存在着明顯的沉船派群體及其經常實施的沉船派策略，這些策略可以與蔣政權晚期的末日攻略進行對照分析。今天的沉船派策略還有着巨大的進化，除了死命地得罪民眾之外，與蔣政權晚期末日攻略不同，很多壞官貪官還往往標榜民主自由和憲政，似乎這些人還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熱切代言人。對於這些沉船派策略而言，以代言人的身份去得罪民眾並拼命地損壞現政權合法性，是他們公權私用並攫取經濟利益的策略，而以民主憲政代言人身份發言，則是為將來可能的變化完成後去積累自身的政治資本。 

換言之，今日沉船派的末日攻略，表現出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雙重目標選擇。一般而言，官員們在公權私用實現個人發財目標時，往往需要進行各種政治上的包裝把自己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說成是符合政策需要的事業，從而更加有力地塑造出自己私人目標與現政權的一致性那種印象，即便壞官貪官主觀上不是刻意要貶損合法性以營私舞弊，但客觀後果上存在着這樣的對應關係——把政權合法性“典當”為個人私利。

除了官員個人的營私舞弊之外，對底層民眾選擇過度執法或者鎮壓策略，也是快速得罪大多數的有效策略。南方某省警察機構，長期敵視底層民眾，某市特警演習科目就演練以討薪農民工積聚為對象。還曾經不顧輿論譴責抓捕勞工維權NGO負責人，抓捕之後還以抹黑抓捕對象的方式去爭取輿論支持，結果被批為執法機構對法律事務沒有興趣。前不久，警方又以可笑的藉口，去抓捕青年學生張雲帆。執法機構，對於法律的規定沒有起碼的尊重，執行起來往往極端隨意，這是得罪老百姓的有效方法。山西惡警王文軍殘酷殺害民工周秀雲，在執法機構內部竟然難於得到及時有效的懲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那群執政者的法律意識的一個有效檢驗，類似於王文軍這樣的案子，每出現一個都會導致政權無形資產的淨損失，但體制內似乎並不存在維護無形資產的機構。 

在對社會上層和下層的區別對待方面，往往存在着自覺或者不自覺的規則，這也是損壞政權合法性的有力策略。某起於南方的地方大員，無論是在中部任職還是在首都圈鎮守，到任之後必定宣講“政府是保姆、資本家老大”的執政觀念。這樣的執政理念不符合公開宣示的執政黨綱領，但在官場卻是真規則，無節制地支持富人，無節制地蔑視和得罪窮人，是到處都可以觀察到的現象，甚至，一些壞官貪官往往通過支持富人去榨取窮人的正當利益，這也成為他們口頭上創造良好投資環境的努力方向。某年南方某本田工廠罷工時，有地方工會官員從與資方的友誼和需要出發僱傭流氓勢力，去對付罷工工人。總而言之，不管是出於官員個人的私利選擇，還是一些聰明官員自覺選擇的政策扶持方向，都很容易把資本積累的負外部性，轉嫁給政權背負，應該說，這是一切政權都無法輕鬆承受的重負。 ...華岳論壇 - "http://washeng.net"

政權合法性作為一個隱而不彰的無形資產，受到損害之後，往往難於修復。從歷史經驗看，到了末日攻略時期，官員私利作為努力方向，往往成為主流，與此針鋒相對的修復努力，往往會歸於無效。蔣政權晚期為了恢復貨幣的信譽，進行過金圓券改革，作為上等人表示對政權的支持和信任，有人親眼目睹梅蘭芳去銀行櫃檯兌出黃金表示對政府的支持；同時，也為了顯示修複合法性的誠意，蔣介石派出蔣經國去上海“打老虎”以節制投機資本，結果反而是蔣經國被召回——因為投機牟利群體對於政權而言是不方便觸動的。不僅蔣政權如此，歷朝歷代的改革家，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尖銳化的趨勢，往往出台各種調節統治階級成員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結局都是改革家自己被強勢群體聯手趕下台。也就是說，到了末日攻略時代，各種修復策略及其人格化代表，都被視為強勢群體的叛徒或異己力量而優先被定點拔除，這樣的歷史經驗表明：統治階級成員短期利益最大化趨勢是不可逆轉的，因此，末日攻略本身有着自動地成為不可逆轉的主流和內在的加速趨勢.

作為國家鎮壓機器，在運作過程中間往往會出現對下層的“寧枉勿縱”和對上層的“寧縱勿枉”，這極大地損害了司法信譽。2009年的鄭州四君子案件中間，警察當局非法拘禁紀念開國領袖的四君子，並以極其可笑的罪名判刑。張正耀、葛麗英夫婦在監獄中間發現，今日監獄中間關押了過多的社會底層和邊緣的人士，這些人中間許多人的錯誤或者不當行為其實主要是一個教育問題，但是，鎮壓機器傾向於對這些人多抓和長期關押，對於底層那些可抓可不抓的人，選擇寧枉勿縱；而對於那些社會危害極大的上層犯罪行為，往往因為其社會資本豐厚而選擇寧縱勿枉，這背後涉及到一個眾所周知的經營領域；而張正耀夫婦發現，監獄管理方面最熱衷的事情，就是經常性與關押對象談判，讓其爭取立功和減刑，因為張正耀拒絕減刑堅持坐滿刑期，管理方面表示極度失望。這種司法現實，極大地損害了政權的無形資產，以至於任何挑戰鎮壓機器的行為，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輿論支持，典型的如楊佳在上海警局殺人案在網絡發酵過程。

每一個政權都有着足夠的衝動去維護合法性，防範或者打壓貶損政權合法性的言論，甚至用各種非正當手段去彌合業已存在的不滿意，這也是另外的合法性修復策略。典型的歷史案例如曹操軍中缺糧，他一時解決不了缺糧問題，就選擇把糧官殺頭去收買軍心，這是絕對犧牲統治階級成員個人去修復整體需要的合法性或者信譽。但是，在末日攻略時期，情況是相反了，為了統治階級成員個人利益最大化，不惜過度貶損整體的無形資產，最常見的狀況就是對貪官的各種“合法性典當牟利”缺乏有效和及時的制約，也不存在對合法性修復的有效維護方案。

連曹操那種馬基雅維利式的“聰明策略”，看起來都不可能出現在合法性維護的策略清單之中，曹操的策略不存在任何政治正義或者司法公正，但是其維護合法性的動機是真誠的，後果也可能是有效的，即便是從動機和後果一致的觀察角度看，我們今天都很難看到了。

而最常見狀況反而是：往往通過最大化打擊底層的“庶人物議”來營造白色恐怖，以為這樣就能夠維護或者減緩合法性貶損，結果只能是最大化地喪盡人心。這一次張雲帆被廣東警方抓捕並處理的過程，就是很典型的案例，這樣的白色恐怖營造過程，顯然絲毫都無助於合法性修復和維護，而是反過來，只會有助於最大化地快速喪盡人心。反過來，對於“官學產媒四大同盟”及其代言人公開地貶損政權合法性的行為，卻很少得到起碼的節制。也就是說，鎮壓機器對於應該鎮壓誰，完全弄顛倒了，北大教授賀衛方更符合鎮壓標準卻長期逍遙法外，而北大畢業生張雲帆即便有所不足也完全屬於教育範圍，卻被鎮壓機器進行了過度處理。也就是說，末日攻略本身包含着一套認識論或者方法——策略選擇方面往往只關注對底層的打壓，而選擇性漠視源頭上的節制——策略和認識論都內在一貫地體現了“階級過濾機制”。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