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者
　　“我必須破案，”他一再重複說，“我要跟他們fight。”

　　謝彥波同樣不知道寧鉑的行蹤，儘管他們是多年好友。在連續3次推託之後，謝彥波終於同意與記者見面。

　　這位39歲的副教授似乎完全不懂如何與陌生人打交道。記者剛剛走進他家，謝彥波立刻以相當突兀的動作，把一個盛滿濃茶的大瓷杯塞到了記者手裡。由於這一動作沒有伴隨任何解釋，記者不得不花了一段時間，才意識到這是主人的待客之禮。從客廳陳設的簡單程度看，這裡很少有正式的客人到來。謝彥波在空蕩蕩的客廳中央擺好兩把木椅，然後自己在其中一把上面坐下來。

　　整個場面顯得非常嚴肅。當記者也坐下去的時候，感覺就像是在參與1950年代的元首會談。

　　類似的表現，確實會讓人聯想到天才的某些特質。在少年班時期，謝彥波一向以知識豐富著稱，但自理能力之差才是更為顯著的特色。從童年時期起，他就有諸多奇特的表現，比方說，他似乎會以另外一個身份旁觀自己。那時他從不說“我”，而是像別人一樣稱自己為“彥波”。餓了的時候，他對媽媽講的話似乎是在說另外一個孩子，“彥波要吃飯”。

　　當類似的特徵出現在39歲的中年人身上時，問題就放大了。謝彥波如今頗為苦惱。

　　“跟別的同學比，我算混得比較慘的。”他承認說。不過他又表示，這其實沒什麼。“關鍵問題是，別人總是知道我是怎麼想的，這就讓我很吃虧。”

　　在此前的電話中，他也一再向記者重複，別人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對他而言，這種感覺意味着，自己的思維可以被別人察覺，無論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小的想法，還是科研領域裡的一個靈感。結果是，他在科研上無論取得什麼突破，都會被別人捷足先登。別人想竊取什麼的話，就像在自己抽屜里拿出一隻鑰匙扣那麼簡單。更多的困擾來自於日常生活。他感到自己成了透明人，而別人都深不可測。

　　謝彥波承認，這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但是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次數太多了，”他說，“我注意了多次，都是這樣。”

　　在記者的堅持下，他舉出了一個例子。他說：“比方說，有天晚上我在電腦上出現了一個運算錯誤，本來誰也不應該知道，可是第二天我去上班的路上，就有個人看了出來。那人走過我身邊，沖路邊吐了口痰，他用這種方式責備我。”

　　當那人吐痰與他的運算錯誤之間的必然聯繫受到記者的質疑時，謝彥波猶豫了一下，表示自己也不是特別肯定。

　　記者認為這種不自信是個好的徵兆，於是委婉地建議他“也許該去看看心理醫生”。謝彥波略顯緊張，不過立刻說了聲“謝謝”。

　　他說，他的母親也曾給過他相同的建議。事實上他去看過心理醫生，但是醫生“沒說出什麼來”，使他覺得沒有必要再去。

　　“我也覺得自己的心理有點兒問題，”他說，“不過當務之急還是我的計算工作。”

　　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謝彥波向學生們講授群論和廣義相對論。不過，他本人對物理這門學科卻越來越懷疑。過去他認為科學是神聖的，但是最近幾年來，他開始懷疑整個科學體系。他試圖查找一些漏洞，進而證明科學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他正在從鐵接觸磁鐵後會產生磁性的問題入手。他認為，如果用現有的理論加以推導計算，並保持過程的誠實的話，那麼計算出的磁性應該比實際的磁性小。這意味着，要麼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了磁鐵，要麼現有的關於磁力的理論一直存在錯誤。如果問題在於後者的話，那麼又可以說明，科學一直就是一種充滿謊言的學問。

　　因此無論哪種可能得到證實，謝彥波的這份私下裡的工作都可以促使自然科學瓦解。更重要的是，它還將證明人們一直在欺騙他，尤其是那些科學界的人。

　　“我就是想向他們要個說法，”他以一種被冤屈者的倔強說，“有時我覺得自己像秋菊似的。”

　　幾年來，他在使用計算機進行相關計算。他說，主要的工作是寫程序，不需要什麼創造性，但是很煩瑣。他孤軍奮戰，無人幫忙。“系裡的同事都勸我不要搞這個，他們也沒說為什麼。”他說。

　　在記者詢問他有沒有什麼可以信任的人時，謝彥波回答說，沒有。有幾個學生在幫助他計算，但是他一直擔心學生在程序里故意加些東西，破壞他“破案”。

　　“破案”是謝彥波對自己這種計算的一個叫法。另一種叫法是“鬥爭”，或者其英文“fight”。

　　如果他確有心理問題的話，那麼一個好現象是，他對自己的各種想法缺乏信心。“其實我也不是很確信這些。”在受到質疑時，他常常會主動退縮，“我也覺得自己這麼做挺無聊的。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在浪費時間。”

　　就一個中年人來說，他有着一種淳樸而純真的笑容。放鬆下來時他的聲音很有中氣，站在窗口叫女兒的名字時，也頗有父親的慈愛與威嚴。

　　不過，在心底里，他的惶惑與憤慨同樣多。“我必須破案，”他一再重複說，“我要跟他們fight。”

　　天才教育的難題

　　天才們有時候詛咒遺傳，因為巨大的天賦總是伴隨着巨大的期望

　　在中國科技大學1978級少年班的同學聚會中，裴益川建議大家集體討論一下少年班模式的成敗得失，但是響應者寥寥無幾。清華紫光集團的副總裁郭元林反對進行討論，他表示，只要人生未到終局，成敗就根本沒有標準，而沒有個人的成敗結論，少年班模式的總結自然無從談起。

　　“你怎麼知道謝彥波不是陳景潤？憑什麼認定寧鉑不能成為下一個李叔同？”他說，“現在還沒到評價少年班的時候。”

　　在彭興看來，關於成敗的問題也是難以回答的，因為時代變化太快，過去的標準已經不合時宜，而現在的標準也未必正確。

　　“如果按照現在的一般標準，拿金錢、地位來說，1978級少年班的同學絕大多數都能算作是成功者，那麼這個班級也就算成功。可是如果按照少年班成立時的標準，以培養科學家為目的，那麼這個班就不能說成功了。這些人里繼續從事科學的人已經不多了，大多數人都放棄了原來的專業。”

　　另一方面，三五個老友間的小規模討論，卻在3天的聚會期間持續不斷。7月1日中午，在校史館中，施林等人聚集在汪惠迪老師四周，議論少年班模式應該取消。施林的觀點是，教育的關鍵是要因材施教，集中營式教育漠視了超常兒童之間的區別，會增加一部分孩子的失敗幾率。一位當年“神童”說，在此次與科大校領導見面時，也有人提出了類似的意見。

　　天才們的普遍煩惱

　　問題在於，寧鉑式的煩惱是不是少年班教育模式製造的？作為一個天才兒童，即使他當時並未進入少年班，是否在成長過程中也會有類似的煩惱？

　　研究表明，天才們大都會被同樣的煩惱所困擾。波士頓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埃倫·文納在其所著的《天才兒童：神話與現實》一書中說到天才兒童們必然要面臨的一個殘酷事實：“(他們)終將進入一個階段，那時，年齡不再重要。在一個個人魅力和性格更能決定失敗的世界，他們的考試成績不再重要。這一新的認識可能讓人措手不及。”

　　被廣泛引用的例子是20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心理學家特曼(L.M.Terman)做過的一項大規模研究。他首先使用智力測驗來鑑別超常兒童，把智商達到或超過140定為天才兒童的臨界線。

　　通過測試，他篩選出1200個“天才”兒童，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為他們提供最好的教育條件，給他們提供儘可能多的知識積累，精心進行培養，希望從他們中間能出現像愛因斯坦、愛迪生等一樣偉大的科學家和傑出人物。

　　50年後，特曼的追隨者們尋找到仍有記錄的800多人。調查結果發現，在他們中間，大師級的科學家並不多。而對國家有傑出貢獻的一組人，是具有堅強的意志品質和良好的人格特徵的人。

　　“情商”看起來和成功密切相關，但寧鉑、干政、謝彥波以及後來一些被報道的神童，恰恰無法擺脫他們的“宿命”——與人交往的障礙。美國兒童心理和行為矯治專家們的一系列新研究已證實，正是神童的超常智力，有可能成為他們社交生活中意想不到的一大障礙，儘管他們的智商很高，但“情商”卻未必一定高(在許多情況下甚至還可能低於一般同齡孩子)，心理上也遠未發展到成熟階段。

　　也許正是因為他們強烈的求知慾、廣泛的興趣以及與眾不同的處世方式常常遭到包括教師在內的成人的曲解，他們比一般孩子更有可能變得“咄咄逼人”或“不講道理”，由此在同齡人中更容易成為不受歡迎的“另類”。去年被保送北京大學的13歲男孩鮑宇陽，被認為還沉溺於“童年心態”中不能自拔，儘管他一天可以解25道超難度的數學競賽題，但他的任課老師卻把他稱為一個“悲劇”。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許燕認為，超常兒童的心理問題主要是對能力，尤其是認知能力的關注過於集中。“孩子們對知識可以很好地領會，但是對於一些社會問題缺少深刻的思考。當他們跟同齡人或社會的交流出現問題的時候，很容易出現錯位。”

　　14歲的美國人羅伯特·枚瑟是人們所說的超級天才，他在穿着尿片的時候就和母親在超市裡討論應該買什麼牌子的衣物柔順劑，他躺在搖籃的時候就已經思考轉世輪迴的問題，可是他有時候也詛咒遺傳，因為巨大的天賦往往伴隨着巨大的期望。“對一般的孩子，我們說‘也許做得到’某件事，但對於超常兒童，就變成了‘應該做到’。再加上媒體的大肆追捧，使得這些孩子畏懼失敗，在沉重的外界壓力下，從而導致心理疾病。”

　　許燕認為，天才兒童教育，不僅僅是單方面的智力培養，而應該是全方面的發展和培養，尤其是人格和創造力的培養。“全人教育”的思想，作為教育界普遍認可的一個教育理念，同樣適合於超常兒童的教育。

　　集中培養，還是個別培養？

　　在少年班的老友們為這種“集中營”式的教育方式是否成功爭論不休的時候，一個在另一模式下成長的神童王思涵遭遇到了“責令退學”的命運。這個曾被譽為“神童”的東北男孩，當年以14歲的年齡，高考成績572分的超高分數，考入瀋陽工業大學自動化專業，入學後成績每況愈下，今年本應從大學畢業，多門成績卻為零分。

　　在公眾對此事件的討論中，有一種意見認為，王思涵的失敗是因為他沒有得到針對智慧超常的學生的特殊教育，未得到應有的“小灶”的滋養。

　　儘管天才兒童教育面臨種種問題，但教育界的共識是，天才兒童的獨特性要求有適應他們的教育，應該給他們提供適合其發展特點和需要的教育形式和機會。而且天才兒童的潛能一直在刺激教育界的興趣。美國的天才教育甚至受到立法的保護，其法律規定天才兒童有權利得到適合自己的特殊教育服務。因此，美國公立學校十分重視天才兒童的甄別與特殊教育，幾乎每所學校都有“天才班”。英國、印度、新加坡等國家都有自己特點的天才兒童教育模式。印度甚至有500多所“天才兒童學校”，專門面向9到16歲的印度農村的超常兒童，一切生活和學習費用都由中央政府負擔。

　　心理學研究表明，智力發展超常的人在兒童中的比例是1％－3％。據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國有28796萬名14歲以下的兒童，如果按1％的比例計算，中國超常兒童有290萬。但是，這些天才兒童大多只能茫然於這兩條路線中——要麼選擇一種集體的特殊教育，而他們可能成為張亞勤，也可能成為寧鉑、謝彥波；要麼他們被放逐到正常群體，而在與自己年齡和心理都差別甚大的群體中，他們可能會一片茫然，一不小心也可能成為王思涵。

　　什麼樣的教育對天才兒童才是最好的？許燕教授認為，不同的孩子應該依據其自身的特點選擇適合他們的教育方式。中國超常的兒童的教育模式主要還是以集中教育為主：比如北科大的少年班、八中的超常班、育小學的超常班等。但也有像北大去年招收的鮑宇陽這樣的插班生，是個別培養的一種模式。他認為綜合能力比較高的超常兒童可以選擇集中培養的模式，而像鮑宇陽這樣的偏才可能更適合於個別培養。

　　“需要有靈活的教育政策。”她說，“超常教育需要和特殊教育、個別教育結合起來。在國外，各個學校的校門是打開的，一個數學優秀的高中學生可以去選大學的教學課程，只要學習能力達到了，就可以享受那個層次的教育。這就為超常兒童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條件和發展環境。”

　　少年班已在改變在世界範圍內，天才教育的理念也在不停地變遷中，但總體來說，那種惟智商的評價體系已經在被逐漸摒棄。在較早前，美國心理學家特孟的觀點比較流行，認為“天才”兒童的智商必定超過140。到1970年代，任朱利的觀點則成為主流。在他強調的“天才”兒童必須具備的3個特徵中，智力因素已不重要：1.中等以上的智力；2.實現對任務的承諾；3.具備較高的創造性。

　　美國加州“天才教育”理念越來越為人所認同，它的特點是，從與社會隔絕的“精英教育”轉向植根社會，從重視學生單方面的才能轉向多種能力的均衡，從只重視學習成績轉向重視學生的“社會和情感需求”。

　　很顯然，這種評價體系注重先天素質，與國內各少年班重視智力水準和一度重視考試成績的做法大相徑庭。許燕教授認為，早期一些少年班把主要目標定為培養尖端研究型人才、大科學家，更偏重於數理化知識能力方面的培養，忽視了孩子們人才素質和社會能力的培養，使超常教育走了一些彎路。

　　而現在，儘管國內教育者對天才兒童的社會情感教育還是重視不足，但一些天才兒童教育者已經對此有所注意，比如北京八中就開設了一些加強意志力和全面發展的課程。

　　事實上，在有了27年的歷史之後，中科大少年班的特徵也已與寧鉑時代大不相同。一位中科大的老師說，現在的少年班已經不再招收像謝彥波那樣的低齡大學生，一般來說，少年班成員只比一般大學生小兩三歲左右。另外，少年班不再對外宣傳學生，同時也不再把培養頂尖科技人才當作目標。“實際上，科大已經知道自己過去的做法是錯的。”這位老師說。一位研究者認為，傳統的少年班教育與國外天才教育之間的差別，其實就是精英教育和素質教育之間的差別。

　　不過，對於其中的成功者來說，單一價值觀的精英教育當然也有好處。“納米博士”秦祿昌就表示：“少年班讓我受益匪淺。這麼多年來，它給了我適度的自信心、優越感，這些少年時期培養成的精神力量，任何經歷都代替不了。”

　　不過他也承認，冒險是不對的。“就算真是天才，也不能把他當做未來的諾貝爾得主培養。”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