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開會通知來得比較快，回廠沒幾天就又要出發了，這真是俗話說的“一不過二、二不過三”哈。於是乎，輕車熟路地得到了第三張進京路條，請參見附圖。有趣的是，這第三張介紹信也有一點奧妙，細心的朋友可能會看出來：介紹信上落款日期為七六年十月二日，但上海介紹旅館的章卻是9月29日下午1時5分。事實上我們9月29日之前就到省府換路條，因為當時中央規定十月一日國慶節任何人不得進京，因此省府的辦事員只能這樣填落款日期，我們也只能拿着10月2日的介紹信於9月29日來到上海。請注意十月二日的“二”字還是大寫的“貳”，就像銀行開現金支票那樣，以防“階級敵人”塗改，當年的時局緊張狀況由此可略見一斑。

   第三次進京，由技術科另一位C兄出馬，他是文革前畢業的老資格，就稱為老C兄吧。老C兄胖胖的身材，慈眉善目，整天笑口常開，脾氣特好，與這樣一位待人和氣、性格隨意的兄長同行，真是在下的福分了。我們10月2日從上海出發，3日到京。4日終於來到了朝思暮想的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前留了個影，總算了卻折騰了三回才得以實現的心願。會議報到、住的地方什麼樣子等情節，都記不清了，只記住了開會那地方下車的站頭叫定福莊，已經是可以看到農田的郊區了；吃飯是會議招待的還是自己掏腰包，也不記得了，反正直到會議結束也沒有如今開會必備的宴會大吃一頓，更沒有任何禮包可拿；只記得早飯吃的饅頭特結實，口感也非常好，在南方好像沒有見到過。其實本人壓根兒就不是來開什麼會的，只是想着玩，我對老C兄說，兄弟這是三上北京第二回來到首都，你知道上一次我呆了沒兩個鐘頭就往回走了，這一趟可得好好轉轉咯，請兄長多多照應哈！老C兄回答說，如夢老弟呀，你愛上哪就上哪吧，這兒開會有我盯着哪，再說這會議也沒有我們廠子什麼事兒！北京我都玩過，所以也就在這招待所會議室里歇着吧！

呵呵呵，在京城那些日子我幾乎每天從招待所早出晚歸，故宮，頤和園，動物園，長城，……，這麼說吧，反正凡是當時對公眾開放的、該去玩的地方，都去了，就連北京的地鐵，因為從來沒有見識過，那年全國只有首都才有，所以也去坐了一回嘗嘗味道。記得那時北京地鐵只有從“前門”向西到“蘋果園”那麼一段，買一張票(好像是1毛錢)，可以來回坐一次，遠近一個價。前門站進去，我尋思着在哪一站下呢？把那張站名列表瞄了一遍，覺得好像只有“八寶山”站有點意思，就決定在那裡下車。那天下着毛毛細雨，撐着雨傘慢慢地走進八寶山公墓，與剛剛離開的喧鬧的大街成鮮明的對比，四周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只看到一塊塊知名人士或非知名人士的墓碑默默地立在這一個個四周長滿綠草的墓堆之前。現在還記得起來的是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史特朗女士也躺在那裡，“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句話，就是老人家在延安窯洞裡接受這位記者採訪時說的，咱小學六年級的語文課本里有這一課。從那裡出來，我突然意識到，原來公墓這種地方也可以作為一個安靜的旅遊好去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