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在2016年5月訪問越南時說，“今天我在這裡關注過去，關注兩國之間艱難的歷史，更注目於未來：我們可以攜手創造的繁榮、安全與人的尊嚴的未來。” 這樣一種情緒，在表面上似乎接受歷史且力圖和解，今天在美國人中有很普遍的共識。越戰不再是美國民族意識上空的一朵烏雲。

這一修辭上的變化伴隨的是美國政府把越南重新打造成盟友和遏制中國的資本主義橋頭堡的努力，是奧巴馬吹噓的轉向亞洲政策的基點。通過與越南政府簽署貿易協定並資助建立一所私立大學——富伯來越南大學 (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同時取消幾十年來對美國軍火商向越南銷售武器裝備的禁令，美國政府想在越南推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反對這種新自由主義化、偽和解、和歷史失憶症的阮越清，2015年獲普利策獎的小說《同情者》的作者，代表被越戰遺忘了的受害者們正在進行一場文學之戰。

《同情者》以一個越共雙面間諜在越南難民中的生活和間諜活動為主線。在書中，阮越清着眼於美國關于越戰的文化產品後面的驅動因素——文化偏狹、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2016年，阮越清因其非虛構作品《一切都不會消亡：對越戰的記憶》而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提名。該書是越戰的文化史。這兩本書一起強有力地批評了以往的敘事試圖為美國政府開脫、將其帝國主義行徑的受害者們推到背景里的做法。

《雅各賓》雜誌和阮越清坐下暢談集體記憶、美越關係，以及如何抵抗大學的企業化。

（以下為訪談正文）

問：作為越戰難民來到美國的經歷對於你的身份認同與政治傾向有何影響？

答：我自己最早的敘事記憶是，為了離開賓夕法尼亞的難民營，我被從父母身邊帶走，送到資助人家裡住，所以從這一點上說，我最早的意識就印上了身為難民的印記。

童年的時候我一直知道自己是個難民。我看到我的家人如何勉力在美國討生活。我看到記憶的不平衡：美國人有選擇的記憶中製造出我［指難民］的越戰和越南難民記憶中的越戰。

結果是我一直以來都意識到：任何一方的看法都是不充分的。當我住在父母家或是在越南難民社區的時候，我是用美國人的眼睛來觀察他們；當我離開了那個環境，我又用越南人的眼睛來觀察美國文化。這讓我對意識形態與觀點產生了一些懷疑。

所有有意識形態、有觀點的人都很肯定：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他人的看法是錯誤的。我曾經有興趣了解那些不同的看法從何而來。同時，我對於每個不同的看法又有相當疑問，因為所有的團體都是利己主義的，並且，如果有機會，所有團體都會試圖濫用手裡的權力。美國人這麼幹了；但是越南人也會這麼幹，如果他們有機會的話。

這一切讓我成為作家，特別是寫出《一切都不會消亡》與《同情者》的作家。身為難民對局外人的同情與對所有人觀點的懷疑都幫助了我。

問：包括像電影《現代戰爭啟示錄》在內的冷戰文藝在塑造民眾的記憶上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答：在那些與美國對立的國家裡，冷戰在民眾的經驗中是熱戰。這些國家的民眾經常成為一幕西方戲劇的背景，雖然他們在人員傷亡與環境破壞上付出了最慘重的代價。《同情者》與《一切都不會消亡》試圖通過把這些民眾的經驗置於前景來批評這一現狀。

假如我們具體討論由美國視角出發的文學與電影，我們看到的是它們對冷戰及美國民眾付出的代價含糊其辭。但我們也看到對美國歷史觀的重申。即便這些文本與電影可以被理解為反戰的，它們依然是出於美國或西方的視角，因而再一次把西方置於中心地位。

《同情者》試圖通過暴露這些文本的運作來挑戰這類描述。書裡有諷刺的一節，看似是隱射《現代戰爭啟示錄》的電影，但實際上諷刺的是美國越戰題材各類電影的合成。

《同情者》想要有力地、明確地指出這一點：美國的冷戰文化生產是一種政治宣傳。即便它表現美國政府的負面形象，卻仍然是美國政府的一種政治宣傳，讓全世界都從美國的視角來看待冷戰。

問：最近出現了一些關於冷戰的通俗虛構作品，是由各種亞裔背景的作家寫作的。你對於這一趨勢有何看法？

答：美國的文學工業持有同一種統治美國社會的意識形態：一種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這一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整合在一起。正如美國的企業生活需要多元化才有可能一樣，美國的文學工業也是如此。

這就是為什麼存在對被列入“多元文化”範疇的敘事的興趣。雖然美國出版業的百分之八十九由白人控制，其對於這類多元化與商品化依然是有興趣的。那個驅動美國及其它西方國家從事殖民活動與戰爭的資本主義，最終產生了一種欲望：希望聽到不同的人群講述這些共同的歷史。所以是資本主義創造了這些亞裔、亞裔美籍或亞裔國際作家湧現的條件。

問：美國意識形態的彈性使得它完全能夠承認美國政府在過去、在當前幹了壞事，鼓勵產出關於這類歷史的故事。現在的問題在於：即便這些故事講述的是這些歷史，它們的批判性有多少？它們承認這些歷史只是為了與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和解嗎？它們真的想要更革命更激進嗎？

答：我覺得後者實際上是少見的。即便有這類作家，他們也未必在做激進的事。他們在講述自己人群的故事，這與有彈性的、願意承認錯誤的民主資本主義完全可以取得和解。

問：你寫道：“一切戰爭都打過兩遍，第一遍在戰場上，第二遍在記憶中。”關于越戰的記憶今天是如何被爭議的呢？

答：單說美國與越戰，對過去的操控——也就是對越戰的記憶——在這兩個國家都很重要，因為記憶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種戰略資源，特別是關於戰爭的記憶。通過操控我們參與過的戰爭的敘事，我們為今天將要參與的戰爭提供了正當性。

在越南，政府試圖把越戰描述成一場革命的、統一的和解放性的勝利戰爭。這一切都支持了越共及其當前政府的合法性。假如這段歷史受到爭議，會威脅到越共的權威；這就是為什麼越南國內或流亡海外任何的異議活動都被政府視為極危險的活動。

在美國，由於我們不是一個集權政府，對歷史的爭執不是那麼一目了然。於是好萊塢有權製作電影，且在電影裡把美國參與的戰爭描寫得很黑暗。但是，這一敘事和美國立場是連貫的，而美國立場占統治地位正是導致美國發動越戰的初始原因之一。

在七、八十年代，關于越戰的解釋主要是負面的：越戰是一個錯誤。到今天，國會兩黨的主席、美國政府總體上、五角大樓、以及美國國務院都在積極地改變這個敘事：越戰現在被看作一場高尚但失敗了的戰爭。照這些人的觀點，假如我們總結到的是積極的教訓，我們就可以更有效的參與當代戰爭。這個例子說明了：控制對越戰的重新解釋為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它國家發動的戰爭提供了正當性。

問：大衛·里夫（ David Rieff）在他的《讚美遺忘：歷史記憶及其反諷》（In Praise of Forgetting：Historical Memory and Its Ironies）一書中說：遺忘有時是道德的，因為集體性記憶可能會有毒。您對允許自己遺忘怎麼看？

答：這是一個經典的二律背反。個人、社會要運作，你必須要在某種程度上忘掉一些事情；這是必要的。然而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記憶與如何遺忘。

記憶與遺忘都存在道德的與不道德的方式。但是我們不能抽象地討論這些道德。我們可以有一套關於記憶的道德準則。在《一切都不會消亡》中，有一些道德的方式來保存記憶。然而我以為：道德是不夠的，假如我們對不平等缺乏了解的話。假如一個社會是不公正的的話，我們永遠不會有公正的記憶與公正的遺忘。

比如，在一個經濟不平等的社會，不同的團體對於生產資料有不同水平的接入，他們對表現資源【representation，此處指文化產品對現實的表現】也有不同水平的接入。於是在美國，對於像奴隸制這樣的問題不可能有公正的陳述。假如某個人群對於生產資料、表現資源以及記憶程度有更多的權力，那麼這個群體將決定我們如何記憶與遺忘，而那些無權的人將感到不公。歷史上的不平等存在於當前的社會結構中。

問：考慮到越南的歷史與奧巴馬政府在亞洲的政策，您對於美國政府與越南熱絡起來怎麼看？

答：美國政府與越南都有一種真實的和解的願望。但是，這種願望很難從你之前提到的地緣政治的考慮剝離出來。美國政府罕有純粹從利他主義出發行事的；所以在利他與和解行為的背後，美國有它的目的與利益。

美國對越南與東南亞國家的興趣首先部分地是由於要遏制共產主義這一全球競爭對手，同時為資本主義在東亞的發展提供一個橋頭堡。儘管美國政府在越戰中輸了，它在穩定該地區發展資本主義的更大的戰場上贏了。也就是說，美國企圖進一步發展對越南的關係是它確保東亞、東南亞符合美國利益——不僅是軍事上的美國主導，而且是經濟上的美國主導——的策略的一部分。

其利己性不僅是在越南發展資本主義，而且是對抗中國。這一切必須在回溯到十九世紀的更長的歷史時期來理解。那時候美國開始向太平洋擴張，企圖利用太平洋及其島嶼作為它通向中國市場的跳板，那時候中國還不是它的競爭對手，而只是最終的獎品罷了。

問：前參議員鮑勃·科里（Bob Kerrey）在2016年被任命為哈佛大學贊助的富伯來越南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的校監時引起了爭議。您對於這一任命和大學的作用有何看法？

答：我感到失望，原因有二：考慮到科里與戰爭的歷史，居然有人會認為他的這一任命可以被看成是美國與越南的一種和解。和解可以，但不是光任命他為某大學的領導就可以的。假如他想要與自己在越南的歷史和解的話，他應該到他手下士兵殘殺了二十個無辜村民的那個村莊去向倖存者道歉，並且富伯來越南大學應該保證那個村莊任何想到這個大學讀書的人都能拿到獎學金去讀書。假如鮑勃·科里被作為學校理事會的頭頭安置在大學校園裡，那麼這個大學校園裡也應該有一個越戰受難者紀念碑。

另一個不常被提及的方面是他曾任新學院【The New School, 紐約一私立研究型大學，匯聚了許多進步思想家】校長的事，並且他這個校長做的很有爭議。他是美國國內一股把學術企業化、變成新自由主義火車頭的勢力的一部分，而我們可以推斷富伯來越南大學在越南做的也是同樣的事。

這個例子說明了（奧巴馬政府的）大平洋支點的含義：和解實際上是為全球資本主義在越南的發展服務的。富伯來越南大學的首要目的是訓練一批全球資本主義在越南國內的經理人。這一點看來是該大學顯而易見的議程，暗含當代西方大學關於科學、技術、經營管理與行政管理的標準，而人文與社科似乎是事後添加上去的。

問：學者與高校教師能夠如何回應？抵制？

答：這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很顯然，我們所有在研究型大學任教的人已經是在新自由主義體制內工作。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抵制富伯來越南大學的話是虛偽的，因為我參與了富伯來越南大學將要維持的那一體制。

但是，這不表明這些大學通過的每一項政策我們都同意或默許。因而應該可以要求這些機構在維持經濟新自由主義之外做些事。這是體制內的人有希望做到的事。比如，哈佛大學是富伯來越南大學的資助機構，這就是哈佛大學教師們的問題了。同理，耶魯大學的教師們應該審視在新加坡的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項目。

在這個具體問題上，抵制的策略未必有效。因為我們討論的是需要改組這整個把學術界企業化的體制，正是這個體制設計和運作着富伯來越南大學。

問：您覺得在高校教師中抵制運動是否有用，比如在支持承認巴勒斯坦及其權利的“抵制、撤資與制裁運動”（BDS movement）？

答：回顧一下富伯來越南大學的例子，抵制如果意味着不和該大學合作、不到該大學教書的話，我覺得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對於關心這類大學在國外（比如紐約大學分校和富伯來越南大學）的功能的人來說，這種抵制是合法的不合作行為。

在BDS運動與以色列的問題上，抵制是有效的。你抵制的是可控的事物：拒絕與以色列政府或以色列學術界進一步合作。我認為，直截了當是抵制有效的部分原因，因為這個運動承認和以色列合作的每個人都受益於殖民活動、種族隔離和不平等，而試圖［把學術合作和殖民的大環境］分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在越戰期間，抵制美國政府是完全合法的，因為在美國的每個人都是那個體制的受益者。其它國家因為美國政府現在執行的政策而抵制美國政府，我也完全沒意見。

【原創翻譯。英文原文見《雅各賓》雜誌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