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黑網友寫了一篇“為什麼粵語如此強勢？”，引發了一些討論，我也來講講自己的看法。

從“強勢”一文中那張“6-20歲能夠熟悉使用方言人群比例”圖可以看到，地域因素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譬如重慶、成都、廣州、西安等地方可以說較為遠離中央，使用方言的人較多似乎順理成章。但是福州、廈門、深圳、南寧同樣地處一隅，方言的使用率卻很低。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方言使用率低不足為奇，其他幾個城市的現象卻足以說明地域因素與方言的使用沒有必然關係。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從上海、南京、杭州、蘇州這幾個城市的方言使用率驗證地域與方言使用的關係。

個人認為，該地人群對該地方言的歸屬感對於方言的使用率有較大的影響。記得 2013 年， 鑑於

“上海話使用人口比例縮小”，“上海小囡不會說上海話的現象讓人擔憂”，“上海市教委出，將在幼兒園開展滬語教育，主要做法是將其滲透、融入到幼兒園日常的教育和保育活動中。”；

據粗略統計，上海已有100多所中小學在校本課程中開展了滬語教學，有不少幼兒園也已經開展了

滬語教學。

　　“篤，篤，篤，賣糖粥，三斤核桃四斤殼！”“落雨羅，打烊羅，小巴臘子開會啦！”久違的民間童謠重回幼兒園課堂，一些上海老弄堂遊戲也成了教學手段，老師會帶領孩子一邊唱“馬蘭花”，一邊跳橡皮筋，或者玩起“我們都是木頭人”的傳統遊戲，在玩耍中學習上海話。（上引資料來自“中國青年報”- 上海：幼兒園試點滬語教育）

至於廣東人“撐粵語”的行動更是引發人們對於方言使用的權益作深層思考。

宣傳口有一句習用語是“自古以來”，但總是選擇性地使用。譬如方言和“共同語”就是自古以來並行不悖，偏偏有些人就總是要用行政手段“消滅方言”。我的看法是，語言和文字一樣，會根據其適用性、使用率進行自然淘汰。譬如漢字大約有85000個，不過絕大部分只是歷史上存在過而如今的書面語已經廢棄不用，常用漢字只有大約六七千而已。方言也一樣，當其實用功能減退，使用的人群不足以支撐該種方言的保留和發展，那種方言自然就會從現實生活中消失。

我從來不反對“推廣普通話”，畢竟一個幅員廣闊、民族眾多的大國需要有一種“共同語”以利溝通。記得我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從海外回到廣州，那時就有一次大規模的“全國學普通話”的運動。有一次我到某單位找一位長輩，在接待室的牆上有一條大標語：同志！請講普通話。於是我就用普通話說明自己的來意，誰知道接待室的那位阿姨很不耐煩地說：“你講乜嘢？我唔識聽。”當時我就深感“共同語”的重要性。

隨着年紀漸長，我越來越感到“推廣普通話”單靠行政手難以奏效。為什麼呢？我念的中學是“師範學院附中”，經常有師範學院的“准教師”到我們學校來實習。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有一位教數學的老師，是潮汕人，他的一口“潮普”常常引得同學們掩口竊笑。那位老師的“潮普”可以通過下面那個段子充分體現出來：

這　BIANG 和那　BIANG，涼成益條巷，抗起來橫癢，其實相差益　DIANG DIANG 。

看懂了嗎？老師說的是：這邊和那邊，連成一條線，看起來很遠，其實相差一點點。

過了幾十年之後，我反覆思考為什麼“推廣普通話”的力度不可謂不大，成效卻未能達到“上頭”的要求呢？前面所舉的“師資”雖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卻也足以反映現實的狀況。無可否認的是，有幾個優秀的教師樂意被分配到邊遠地區任教？試想想廣大邊遠地區由水平相對較低的老師來教普通話，根據“法乎其中 得乎其下”的原理，結果可想而知。

回到前面所說的“歸屬感”，粵語使用者對粵語的忠誠度確實比對“普通話”要高得多。至於通過“下南洋”，“過金山”遠離故土的粵籍人士，使用家鄉方言無疑是對故土的一種深情眷戀，客觀上也使得粵語這種方言得以歷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