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們要承認，這個世界上，至少在世界的東方，存在過太平盛世。

法是一端，德是另一端。歷史上的太平盛世，都與德政有關；而歷史上的風雨末世，
也都與法治有關，這就是中國的國情。末世必無德政，法治容易理解。但盛世呢？

太平盛世，並非有德無法，而是德顯法隱，治國，並不需要什麼“一手硬，一手軟”，
真要那樣，是因為兩手都不行。

中國文化的奧秘，不在法的一端，也不在德的一端，而在兩者中間的空曠地帶。這
個空曠地帶，是化民的區域範圍。古雲“化外之民”，不是指沒有法治或者沒有德
政的地區，而是指沒有受過教化的區域。禮記雲，“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這才
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秘密。

教化卓有成效的時代，社會就向德政偏移，教化慢不經心的時代，社會就向法治偏
移，比如鄧小平武功不錯，開疆拓土的能力很強，但文治不行，是指他不懂中國傳
統中的化民之道。

（2）
所謂教化萬民，我們千萬不要誤解成教化蒼生草民。化民之道，最為重要的是啟蒙
和教化天下自以為是的讀書人，比如像王地主之類的，都屬於收編教化的重要對象，
再向下，才是草根階層的薰習教化。一言以蔽之，化民之道是一種相當複雜難度很
高的的全民教育，它與今天西方的知識教育體系完全不同。古人云“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化民之教，也可以說是人民靈魂的工程師。

土共兩手空空，為什麼能打敗老蔣？別的所有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蔣各自
的出身（毛是書生，蔣是軍人），以及各自從中國傳統中領悟到的不同精髓 ──
蔣側重以德立身，毛注重以教化民。由此再回到我們最初的討論：法是一端，德是
另一端，中間是天下蒼生的化民教區，可見蔣站在了高端，而毛則站在了中間。

土共依靠的是“人民戰爭”，但人民戰爭並非神器，人民戰爭也有無數失敗的個案，
從陳涉吳廣到文化大革命，不一而足。人民戰爭能夠克敵制勝，在於得民心者得天
下，而得民心的要務，正是化民歸心，它遠遠不僅僅是give them what they want這
麼簡單。

先帝教化士兵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化草民用階級鬥爭，教化秀才用馬列主義，
教化美帝用紙老虎......一言以蔽之，毛潤芝是天下一等一的教化大師，而教的對
不對，與教得是否有效，是兩回事。由是觀之，毛先帝似乎比同時代的任何人都更
懂中國文化的內在原理，只是反其道而用之，所為褒貶不一。

直到現在，土共的文宣體制依然是十分強大的，儘管宣傳的是馬列，但內在的機理，
則仍是文以載道、以教化民的傳統文治思想，無論是自覺或者嫡傳。反觀國民黨，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把中學國文教材都搞沒了，三十年之後，人心背反，民國賴以生
存的支柱精神蕩然無存，正因為文治化民的無所作為，最後連黨產都讓人充公。

世人常說，土共搞的是愚民政策，然而，文治假如可以“愚民”，這首先說明它確
實是工作的。另外，既然承認不好的文治可以愚民，那麼顯然，好的文治也必能化
民。

愚民的另一面是啟蒙，其實西方的啟蒙運動，正是從中國幾千年來的化民之道中受
到了啟發。更不要說我們觀念中的自由、民主，不也是“化外之民”長期教化我們
的結果嗎？

（3）
當然，真正的化民之道，也絕非口頭鼓吹或者上街遊行這麼簡單，教化需要感召的
力量，比如無論是儒教、馬列都屬於一種生命信仰，需要practice以接地氣，所謂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如果嚇尿了，也免談教化之功。這就是為什麼教化如果不
夠高大上，那就一定會落入法治中永劫輪迴的道理。

洗腦、愚民、啟蒙、化民，無論如何形容，它們都屬於文治的範疇，但以遠近淺深，
其旨迥異。中國儒家的文治，牢牢紮根於人倫價值，所以真正能夠化民於魚水親情
之中，以至於形成一種不化而化的歷史傳統。這與知識啟蒙、民主法治教育、軍民
一家親、馬列主義等等化民之教，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中國一半以上的歷史文化遺產，都與化民之道有關，而聖人
孔子，首先就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然後才是思想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
社會活動家、外交家、親民和形象大使，以及人生導師。

不了解中國傳統的化民之道，就不可能理解孔夫子，就不可能相信《論語》的那些
哲人的箴言，真的能有開萬世太平的濟世之功。

從鄧小平開始，三代國主，皆無文治。所以社會嚴重滑坡，腐敗到了近於崩潰的邊
緣。但習和毛一樣，是文科生，所以對文治之功，可謂心領神會，所不同的是，習
對於中國傳統順道而行，從善如流。反腐是文治思想在硬件層面上的消極作為，而
老知青在軟件層面上的積極作為，才是真正可圈的看點。武功是盛世的必要條件，
文治是盛世的充分條件，沒有文治，必無盛世，我本人看好老知青為華夏文明復興
的潛力股，概由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