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文夫的《美食家》寫出了一個地道的好吃、講究吃、享受吃的人。把八十年代饞得慌的老百姓，看得口水直流。

小的時候，家大人的朋友圈子裡，也有一個美食家。

這個美食家是一個外語教授。他腦子很好使，英語日語都說得流利，沒事兒還能拽幾個拉丁文。他嗓子很好，說話聲音低沉如洪鐘。講起英語來是一口英音，當時聽着和敵台的播音員不分高下。聽說他的日語也帶了不是關西就是關東的口音，應該是很日本的那種。

文革的時候老媽和幾個不甘心天天念語錄的年輕人找了老教授，跟他偷偷學日語。平日裡政治學習，老媽把不認識的生字都寫在語錄的頁邊空白上，開會的時候默背單詞解悶兒。既然是學語錄，管他是漢語還是日語，別人也無從干涉。就這樣她竟然在文革期間跟着老教授學成了才。

他是個老派兒的教授，知識淵博得很。我跟老媽去他家拜訪，見他自己住在不到8平米的房子裡，從地到天堆的都是字典。你說吧，什麼機械詞典、生物詞典、外貿詞典、食品詞典、醫藥詞典，凡是你能想得到的專業，他都有相應的詞典。家裡除了床，幾乎就沒有別人呆的地方，跟他講話需要站在門口。

他好像真的把每一本字典都啃了一遍。我們問他什麼問題，他很少有答不上來的。即使答不上來，他也會回屋裡刨出一本什麼參考書，保證讓問題不過夜。就是過了夜，估計他也睡不着。

老教授天生好吃，而且是吃“西餐”。天津的起士林，北京的莫斯科，他都是常客。當時京津一代的外國餐館沒有國籍，但凡不是中餐，那就必然是西餐。他不僅什麼都嘗過，而且每道菜加了什麼佐料，掌到什麼火候，配了什麼菜碼兒，都能辯得出。什麼羅頌湯，奶油番茄湯，肝兒膩子，土豆沙拉，奶油雜拌兒，魚排，豬排，牛排，甜點，冰氣……反正那年月也就這些個品種，只要到了他的口，他就能判定那天的廚子是不是家裡鬧彆扭了。

憑他的凡事較真兒，凡事講究個正宗，他也在五大道的圈子裡吃出了點小名氣。

九十年代初起士林一度關門。五大道上開出了不少的小西餐廳。一般都是自己家的買賣，菜譜都是老起士林西餐的盜版。盜版畢竟不如正版，只要是“奶油”，就猛加澱粉；只要是“排”就猛加麵包渣。九十年代初慕名去了一趟北京莫斯科，那奶油蘑菇湯居然跟漿糊差不多，幸虧是文革已經過去，否則真的可以直接用來貼大字報。哎，就連我們這些稱不尚美的食客，都止不住地搖頭。

偶爾見了老教授，問起周圍這些狗食西餐廳的伙食。他連連搖頭，說已經不怎麼去了，吃不得。他現在就是一心游泳鍛煉身體等着多活幾年。

後來天津大里道出了一家“粵唯鮮”，有中餐部也有西餐部。那家餐館就是高價位，平常百姓也想不起來去。一次朋友請客，我發現這家餐館居然有蔬菜葉子拌的沙拉，在別的西餐廳沒嘗過。一頓飯下來三個人沒吃什麼就花了快三百。在當時那可是個不小的數。

回家跟老媽學舌，老媽告訴了老教授。老教授眼裡冒出了希望之光，半信半疑地決定去吃一次。後來聽老媽說，老教授跟西餐廳的主人談了肝兒膩子、和沙拉不夠正宗的問題。那餐廳主人竟然是畢恭畢敬，求老教授作他們餐廳的顧問，從此免費用餐。老教授也不拿自己的顧問當閒差兒，扎紮實實地幫着那餐廳改善菜譜。

後來我出國，上學還在其次，心裡就是想着怎麼也要吃上正宗的西餐，有機會幫老教授帶一本正宗的西餐菜譜。可是到哪裡也找不到正宗的西餐。要麼去吃法國餐，要麼去吃意大利餐，就是這些餐館，也分了不同地方的口味。每家都有每家的特色。一次在法國打牙祭，書上說一定去嘗嘗他們的土豆泥。去之前還想，土豆泥就是土豆泥，還能怎麼樣？去了之後，發現那家餐廳的土豆泥能竟讓人春心蕩漾。後來打電話回中國，告訴老媽，敢情這邊沒有正宗的西餐。而且，我還有一大發現，在倫敦也沒有幾個人說“正宗”的英語，大家都是南腔北調，帶着法國味兒和意大利味兒的英語反倒招人愛。

再回國已經是幾年以後，京津地區的“西餐廳”也都有了國籍，換了洋廚子。恐怕他們再也做不出正宗的西餐了。此時，老教授已經駕鶴仙去。餐廳主人求教美食家的故事也就此變成了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