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大概就是故意要來挑戰禁忌，挑戰極限，挑戰謾罵的，如果不能正面來呢，他就轉着彎兒來，兜着圈兒來，戴着面具來，他要化嚴肅為輕鬆，化拘謹為自在，化不可言說為可言說，於是，在中國大學刻板了幾十年的禮堂講台上，在“神州文化之旅”的紅色巨幅下，在政府人民國家自由憲法漢文化這些煞有介事的莊重的說詞裡，他李敖偏偏要時不時地舉舉上厠所的例子，提提褲子門前拉鏈的事 ，還要說：“描寫老中青三代，我告訴你，我們怎麼描寫，我會說，當我年輕的時候，我關心的是大小，當中年以後我關心的是長短，當我老年的時候我關心的是硬軟”。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話題，對於那些傳統保守者，心胸閉塞者，道貌岸然者，不苟言笑者，聽了，能快樂嗎？罵幾聲“小丑”，“文痞”，恐怕都不足以解氣。至於那些話中帶話、叫人浮想連翩、劈頭蓋腦、迎面撲來的擦邊球，就更讓他們提心弔膽，坐立不安了。可我卻發覺自己笑得很開心，在李敖的三場演講里，我常常開懷大笑，並且，我相信：一個能這樣隨時隨處開玩笑的人，其心，必有善處。

我這人有時會有一點偏見（人嘛，大概多少都有點偏見，所以也不必見怪）， 比如我對台灣作家歷來就不熱心，有點沒有道理地不以為然。那個被捧得很高的白先勇的作品我一本沒讀過，台灣出來的那位曾非常風靡的龍應台的作品，看過幾篇，好象也不覺得有什麼能特別抓住我心。至於李敖，從沒讀過他的東西，印象中覺得此人好象頗能在台灣文壇和政界惹事生非。有一次，偶爾見到胡茵夢寫的《死亡與童女之舞》，被她的美麗吸引了去，捧到手裡翻了翻，裡面講到她與李敖的三個月的婚姻，於是又添了道印象：李敖這人，個性和人格上好象真有些缺陷呢。

可北大清華復旦三演講，卻使我對他肅然起敬起來，並且大有徹底挽回聲譽之勢，私下裡我甚至覺得他十分迷人可愛，是中國人堆里少有的真正有銳氣會思考敢說敢當風趣好玩的人。這樣的人我們文化里自古難得出一個，如今落在了台灣，國內呢，放眼望去，讓人心有戚戚呢！其原因暫時就不必多究了。而有趣的倒更是人們對李敖的態度，總是愛憎分明，喜歡的讚揚備至，討厭的罵罵咧咧，幾乎沒模稜兩可的。也許，問題就出在李敖本人，他本身就是個色彩鮮明、毫不含糊的人嘛。

所謂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喜歡李敖的人，大概多少會贊同以下認識：

首先，他必得是個心靈自由的人。正如李敖自己所說，心靈開放是重要的，否則你自己就先把自己困死了。心靈不自由，頭腦里布滿條條框框多的人，就一定不能理解即使一個最普通的道理，也可以從另外一些角度去看，從不同尋常的角度去思考，這需要知識，更需要想象力，洞察力，聯想力，而這樣得來的認識呢，不一定更深刻，但一定更生動，耳目一新，讓人難忘。比如李敖講自由辦學，講大學要交給懂行的人去管理，他衝出來的話卻是我們要讚美北洋軍閥，我們沒有資格去罵北洋軍閥，因為他們曾有肚量把全國最好的大學交給自己的一個政敵——作為國民黨人蔡元培去管；他肯定言論自由自由的好處，卻要用性開放，放A片的事例來舉證；他要人們享受自由，參與其中，打的比方卻是女人的玻璃絲襪和大腿的關係。這些角度，沒有打開思路，沒有開放的心靈，是不會體會到他的獨倒和精闢的。

其次，還必得理解一點，就是：人無完人。人性的弱點誰沒有？歷史上多少偶像都轟然倒塌了，尼采說連上帝都死了。偉大與渺小很多時候真的就一步之隔。可我們總也丟不掉“聖人”情結，“偉人”情結，最近又有人抬出孔子來，真不知其真實用意是什麼。文人相輕有時也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情結在作怪，再加酸葡萄心理，復複雜雜，曲曲折折，卻搞得丟了根本。其實，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裡，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一個人盡可以選擇他喜愛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並與他人結成各式關係，各種恩怨。這本質上全是他個人的事情，與他人何干？當然，作為一名公眾人物，李敖恐怕少不了被他人打量。可李敖之所以成為李敖，決不在於他愛過幾個女人，結過幾次婚，與誰打過官司。李敖的意義，就在於他自己幾乎做到了，並能啟示他人，特別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做到：怎樣在一個被社會被統治者迅速同化過程中保持一種獨立思考，一種自由表達和一種自始至終的對社會的批判。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至於發生在李敖身上的其它雞毛蒜皮的事，說到底，與你何干？你不是他的父母，他的老婆，你也不是那個把他告上法庭的受害者或法官。除非生活過於無聊，或者你期望李敖成為聖人，或者你要看他好戲，可這兩點背後的心理恐怕都是不健康的。對於李敖，我們學得他身上最好的一點，拿到自己身上來發揚光大，不就行了嗎？你還要管他其它幹什麼？

再者，肯定李敖的人，恐怕都還得有點社會關懷，人文興趣，對自己的社會文化能持有批判的眼光。在李敖的三個演講中，他批判的目光是無處不在的，這種批判在北大表現為對言論自由的反覆強調，“所以我認為，在大學裡面，沒有什麼學說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講的，這是不正確的”；在清華則鼓勵學生們用科學的務實的做法逐條去實現《憲法》保障給人民的權利；在復旦，當說到國內社會科學落後時，他直截了當地把矛盾指向了馬克思：“因為你一定要打着馬克思的招牌才能發揮演繹，才能發學術論文。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所以我經過這次演講，希望大家說馬克思，再見了！”事實上，國內人文學科的研究在許多領域已早跨越了禁區，可在這樣一個大庭廣眾之下，這樣一個備受關注的時刻，能這樣公然揮手喊出：“馬克思，再見了！”，卻仍是驚心動魄之舉。環顧海內外，似乎第一次有這樣的機緣，這樣的場合，而此事又好象非李敖莫屬。這是喜劇還是悲劇？我們姑且不論。只是當台下報以一片掌聲之時，真讓人恍惚有歷史鏡頭之感，這是否真代表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來臨？這時候，一切有社會關懷人文興趣的人，一切經歷了四九年以來風風雨雨的人，大概都會覺得李敖就這樣出其不意地喊出了他們的心聲，那種暢快與共鳴又豈是筆墨所能形容？這時候，他們的心底誰不叫好？他們的眼中怕有淚水？

最後呢，也許更重要的，能聽懂李敖弦外之音、聽懂李敖言中之意的人，他還必得有幽默感，懂得譏諷玩笑，懂得調侃自嘲，懂得喜劇悲憫，懂得猛打擦邊球的意義。他舉了丁關根的例子，他玩笑着說：“共產黨不笑，共產黨太嚴肅”，而他那句“我可能沒上長城先進了秦城”，讓多少人在乍驚之下又會心而笑。當他被質問着為什麼說自己是五百年來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時，他的回答卻是如此巧妙而精彩：“因為我在陳述一個荒謬，拉丁文有一句諺語，因為它荒謬所以我才相信。這件事情很荒謬，所以我深信不疑。”他認為橫眉冷對和哭哭啼啼都是不好的，他甚至否定鄉愁，他認為這是一種落後於時代的錯誤的情趣。他強調人生應該永遠積極智慧而快樂。

在復旦，他自己就先嘲笑了自己的這三場演講，他說它們遠不是嚴謹的學術演說，講的也都是老話題，“說來說去還不是這些。”可在我看來，玩笑下的真理也許是舊真理，玩笑下的真實卻是一顆靈魂的真實，那是活的靈魂，它沒有在歲月中被個人的成功與挫折羈絆磨鈍，也沒有被那些四書五經、權貴名利腐蝕糜爛僵化以致死亡。他年近古稀，仍頭腦清晰，目光遙遠，侃侃而談，他給我們忠告，他甚至提醒我們也要看到他務實的一面，“兩個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他反對悲切，抱着有為主義，並身體力行：“我希望能影響你們一個人也很好，如果將來你們變成了國家領導人，由於你們的開明，思想的奔放，知道什麼是真的改革開放，推動它，我覺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這時候誰能說他沒有赤子之心？他的話不語重心長？

在復旦，我記得，他的演講最後結束在這樣的話里，他說：“ 我不相信基督教，可是新舊約全書最後的啟示錄第六章第八節有一段說，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死亡，我告訴你，我隨時會騎上灰色馬，再見！”也許這就是一個智達者最後對待生命的態度，而相形之下，在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上，也許都已不是那麼重要的了。

於是我疑惑在我們人才濟濟的中華大地上，學問做得比他好的恐怕多的是，能言善辯又幽默的也不少，還有那些有政治遠見有經濟頭腦的奇人俊傑，可又有誰能象他那樣，橫貫一生都這麼自在又灑脫，率真又無畏，機智又勇敢，認真又詼諧，理想又現實，理性又感性，嚴肅又頑皮，拯救又逍遙，敢說敢為又敢當，是不是還有第二人？這裡又需要多少個人的因素？怎樣的天時地利人和呢？

當東方時空記者問道，“最後做一個評價吧，這是一個娛樂色彩更多的帶着文化背景的娛樂之旅呢，還是帶着娛樂色彩的文化之旅？”他回答:“這兩個是一回事。我就覺得我給人家印象就是，這個傢伙出來的時候，充滿了歡樂，充滿了笑容，充滿了積極，充滿了戰鬥，充滿了怪招，大家覺得快樂，不是那種死氣沉沉的那種人。我覺得我給別人的感覺，就是一團力量，一團火。”

因為這些話，因為這三場演講，我想，我會永遠喜歡並懷念他：李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