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秦末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算起，哪一次不被冠以盜賊之名，而從中漁利，獲取專制統治的又有幾次不是野心詭厄，蓄謀已久的前朝官吏們？每到朝政昏庸，民不聊生之際，統治階級內部的野心家們也就有了蓄勢而發，趁亂作亂的絕佳時機，從而踩着促其政權消亡的農民義軍的屍骨走向權利頂峰，重新實行又一輪的集權統治。每個新朝天子不是痛定思痛，找出農民造反的真正誘因，而是挖盡心思揣摩前朝政權的疏漏，進而變本加厲地鞏固其極權統治。每個新朝天子都迫不及待地束縛壓制任何可能威脅其統治的思想和說教，軍事上宰殺功臣，體制上削弱官吏權力，分而治之；而對於普通農民來說只要戰事不再，於層層官僚的壓制剝奪之下獲得修養生息的機會，便是盛世了。如果仔細分析所謂漢唐盛世出現的機遇，壽命和勢微的原因，每個有識之士都不免慨嘆，兩千多年的封建極權統治當中哪有什麼盛世？而每個朝廷走向衰頹的原因，都與其建立以來形成和積累政治軍事弊端不無關係。這在東漢中期以來，就更加日益突出。
　　
　　東漢自中期走向下坡，到末年，政治腐敗不堪，各級官吏對百姓層層盤剝敲詐，民眾水深火熱之中揭竿而起是必然趨勢。可惜以黃巾起義為代表的農民義軍只不過為亂臣賊子做了嫁衣，農民的獻血和生命不過是既有官僚階級爭權奪勢的新平台。一旦義旗倒下，即被稱賊，而那些踩着農民屍首爭霸天下的官吏們卻成為歷史的“英雄”。三國鼎立，哪家的基業不是由無數士兵，平民的屍骨堆成？而哪家走向沒落的過程，又與前面覆滅的王朝不無相似？誰能改寫這樣一部封建社會勝王敗寇的歷史，誰的血液曾經試圖衝垮這種周而復始，惡性循環的專制統治，才是歷史真正的創造者，華夏的傳世英雄。
　　
　　壯士當嘯天，揚眉作鬼雄。
　　
　　“三國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給出的歷史背景是，以“十常侍”擾亂朝綱為衰亡的東漢皇帝找到藉口。首輪亂臣賊子不過是“十常侍”，皇天后土總是有理。在這樣的封建儒家倫理綱常之下，舉旗造反的張角們當然死有餘辜，而大漢天下自然應該歸於正統皇室的代表劉皇叔備了。
　　
　　劉備一出場，即參照了“三國志”的描述：相貌非凡，不善言辭，厚道老成，家蒙祖蔭，風水兆頭，胸懷國家。羅貫中以這一段引出劉備登場頗有匠心，這樣一個人物，在當時的封建農民社會裡，自然會被人們視為必成大業的“貴人”，也就有以後發生的一個個爭霸天下的故事。
　　
　　再看張關二人，一個兇猛凜烈，一個威重豪壯，端的都是仁義之士。三人結拜之後，便不求同生，但得同死，誓要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古人的“義”字在當代商品社會裡最為寶貴。今天的創業者們如果在朋輩間以義為重，何愁立足商場，取勝於燈紅酒綠的後面的利益爭奪。但當“利”重於“義”時，親朋好友的反目詐哄也就平常了，這又好比古時皇家兄弟之間的殺戮，原因只是“利”埋沒了“義”。現代商品社會的金錢竟重於古時的江山。
　　
　　“三國演義”當中張飛的角色刻畫是極其成功的。出來只在劉備身後一聲大叫：“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嘆？”便把其滿身率直的正氣盡顯無遺。後備救了董卓，見其蠻橫無禮，即要提刀殺之，便把一位人物魯莽快直的性格寫活了，相比之下倒是關羽的人物性格尚未完全顯露出來。“三國志”記，“羽善待卒伍而 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後來關張二人皆死於非命，也是事出有因了。
　　
　　“三國演義”第一回還出現了位重要人物，狡詐詭譎的曹阿瞞，羅貫中在曹操出場時便引用了“曹阿瞞傳”中一段介紹：
　　
　　“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為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阿瞞， 一名吉利。操幼時，好遊獵，喜歌舞，有權謀，多機變。操有叔父，見操遊蕩無度，嘗怒 之，言於曹嵩。嵩責操。操忽心生一計，見叔父來，詐倒於地，作中風之狀。叔父驚告嵩， 嵩急視之。操故無恙。嵩曰：“叔言汝中風，今已愈乎？”操曰：“兒自來無此病；因失愛 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信其言。後叔父但言操過，嵩並不聽。”
　　
　　難得古時有如此活靈活現的野史，羅貫中不想把曹操猶如狡兔的性格特徵寫活也難。以後到第四回的“獻刀”和殺“呂伯奢”，便把這個勇氣欠缺，多變而多疑的一代梟雄寫得入木三分。
　　
　　“三國演義”從“黃巾起義”失敗開始，引出“群雄逐鹿”的將近一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