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張藝謀沒有任何要求，我說我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於原著，改編莫言的作品愛怎麼改怎麼改。
你要“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實驗原子彈也與我無關。非但無關，我還要歡呼你的好勇氣。拍好了是你張藝謀的光榮，拍砸了也不是我的恥辱。
當時國家有規定，小說的電影改編費是800元錢。我一開頭不想參加改編，但張藝謀希望我參加編劇，因為牽扯到一些民俗啊之類的東西。編劇是三個人，一個是陳劍雨，一個是朱偉，還有就是我。稿子是當時任福建電影製片廠廠長的陳劍雨執筆的。
1987年，我在高密，張藝謀把他的定稿拿給我看，定稿跟我們原來的劇本完全不是一碼事了。張藝謀實際上作了大量的精簡。我當時看了覺得很驚訝。這點兒東西，幾十個場景、幾十個細節就能拍成電影？後來，我明白了，電影不需要太多的東西。比如“顛轎”一場戲，劇本里幾句話，在電影裡，就“顛”了5分鐘。
張藝謀發電報：救救高粱
1987年6、7月間，張藝謀給我發來一封電報，希望我能回高密幫他們找找縣裡的領導，獲取幫助，說是高粱長勢不行。說實話，當初他們把外景地選在高密，我就持反對態度。
一是，高密東北鄉現在已經變化很大，我所描寫的高粱地是我爺爺他們年輕時存在過的，我根本沒見過。那如火如荼的紅高粱是我的神話、我的夢境。他們非要去高密東北鄉拍紅高粱，拍什麼？當然可以種。第二，我在小說中早就寫過：高密東北鄉是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這些年，隨着商品經濟勢不可擋地侵入農村經濟生活，原先那種淳樸敦厚、講義氣、講豪氣的祖先風度都如用舊了的銅錢，去了輝煌的古銅色，添了斑斑點點的綠鏽。
一切都要錢，你們有多少錢？但張藝謀堅持要在高密拍。他先在1987年春天派了一個副導演楊鳳良到高密，跟老百姓簽了合同，種了兩塊高粱。
我接到張藝謀的電報就回去了，到了孫家口一看，我真想哭。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足一米，低的只有幾拃。葉子都打着卷，葉子莖上密布着一層蚜蟲，連蚜蟲都曬化了。天太旱了！第二天，我見到了張藝謀，他說他們找到了縣委負責同志，批了5噸化肥。縣裡領導還把種了高粱的鄉領導召到縣委開了會，要他們把管理高粱的事當成“政治任務”。我被縣委領導的開明之舉感動了。
曾經懷疑片子會砸在鞏俐手上
快開拍的時候，我想把劇組的全體成員請到我家裡去。當時不叫《紅高粱》劇組，叫《九九青殺口》劇組，當我把消息告訴家裡人時，他們都很興奮。我父親則不聲不響地扛着鋤頭下了地。父親一直勸我謹慎，不要張狂，否則必遭禍患，我也儘量這樣做。一大早，我母親、我嬸嬸忙着擀餅，我媳婦忙着上集採購。大約十點鐘，一輛塗着若干大字的麵包車停在我家打麥場上，從車上下來了張藝謀、副導演楊鳳良、“爺爺”姜文、“奶奶”鞏俐、攝影師顧長衛等。
說實話，我一開始對鞏俐的印象一般。她當時在高密縣招待所的大院裡挑着木桶來迴轉圈，身上穿着不倫不類的服裝，臉上凝着憂慮重重的表情。
我感覺離我心目中的“奶奶”形象相差太大。在我心目中，“奶奶”是一株鮮艷奪目、水分充足的帶刺玫瑰，而那時的鞏俐更像不諳世事的女學生，我懷疑張藝謀看走了眼，擔心這部戲將砸在她手裡。事實證明，我的判斷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