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馬連良來作客”

(3)“從今兒以後，你父親什麼待遇，你就是什麼待遇。”

　　馬連良善於肆應，又具仗義之風。對親戚，對朋友都是一副熱腸子。他演義務戲一向熱心。有義務戲演出，只要人在北京，他是一定參加的。每年年終的梨園公會演義務戲，更是當仁不讓。他和楊小樓、梅蘭芳一樣，也有私房龍套。馬連良從不虧待他們。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錢給他們。到了年關，還額外送些米、面、菜等實物。

　　三十年代，馬連良曾有過一次難忘的救弟經歷。那時，天津有個當警察分局局長的人，叫徐樹強。他倚勢欺人，橫行霸道。一天，他帶着花枝招展的小老婆，在聖安娜舞廳跳舞。人剛入座，臨座的一個青年多看了那小老婆幾眼。徐樹強哪裡容得，立即叫來便衣，把那人架走。在刑訊室里，打得血流滿面。又叫個剃頭匠將烏黑油亮的頭髮，剃個精光。再讓從廁所提來一盆尿，給那人強灌下去。之後，又輪番抽打，人很快昏死過去。甦醒後，一個叫李寶榮的警察悄悄問他：“你姓啥？你是回民嗎？”“是。”接着，那青年央求李寶榮到中國大戲院給馬連良送信。“你是馬連良的弟弟？”那警察問。他點點頭。

　　馬連良應邀在天津中國大戲院演出，下榻在惠中飯店。當晚，見弟外出未歸，便十分着急。

　　李寶榮找到中國大戲院經理孟少臣後說明情況，馬連良立即懇託孟少臣設法營救。幾經周折，最後通過人稱“張二爺”的幫會頭目，才算把人放了出來。別人都說，能從徐樹強手裡活着出來，多虧有個馬連良。這個姓李的警察老來寫了篇自傳性質的文章⑵，裡面詳細描述了這件事。

　　小翠花是花旦，與四大名旦齊名而獨樹一幟，擅長表演風流潑辣的角色，自九歲登場，四十年沒離開過舞台。一九四九年後，廢除蹺功，他的一部分戲不能上演。文化部宣布一批禁戲，其中好多是他最叫座的劇目。戲改中的清規戒律，更使他膽顫心寒。覺得演這個是醜化了工農，唱那個是侮辱了婦女。於是，什麼戲都不敢演了，也解散了自己的戲班——永和班。後深居簡出，索性連功也不練了……

　　一九五六年，上邊提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戲曲界開始挖掘整理傳統戲，像《四郎探母》等禁戲也開始恢復演出。小翠花先後演了《一匹布》等幾個小戲，大受歡迎。他興奮得夜不能寐，算了算自己現在還能演的大戲有十來個，小戲近二十個。這樣，他希望重新組班，再現江湖。小翠花向文化局提出請求。文化局則要他先造個組班的冊子。沒想到的是，永和班的人大多有了去處。他也不能“挖角”。這個情況被馬連良得知後，立即邀請他參加北京京劇團。當然，形勢很快急轉直下，事情也就沒有了下文。但小翠花心裡明白“沒有下文”的責任不在馬團長，他已經很感激這分情誼了。

　　　　一九五八年，北京京劇團在公安部禮堂演出。前面是楊盛春的《艷陽樓》，後面是馬連良的《淮河營》，演出一切正常。當夜，長期與馬連良合作的楊盛春猝死於家中。楊盛春梨園世家，四代武生，在劇團擔任演員隊隊長，工作鋪排得有條不紊，人緣又是極好。年僅四十五歲，拋下了五個孩子，其妻（繼室）為譚小培之女。

　　噩耗傳來，馬連良淚流滿面，悲痛不已。那時楊之長子楊少春是中國戲曲學校即將畢業的學生，家境困難。馬連良親赴學校，找到校長，要求楊少春轉到北京京劇團。調到劇團，他對楊少春說：“從今兒以後，你父親什麼待遇，你就是什麼待遇。”馬連良說到做到。以後年輕的楊少春，一直拿着楊盛春的工資。楊少春是個普普通通的學生，馬連良為了他日後成材，特請武生高手王金璐傳授技藝。拜師那日從安排到花費，都是馬連良一手操辦。此後，馬連良又去北京戲曲學校，和領導商議把楊盛春另兩個孩子轉入北京京劇團學員隊，讓他倆打打武行，得以養活自己。對此，劇團無人提出異議。

　　王金璐是一九三六年的童伶生行冠軍。他迷馬（連良）又崇馬（連良），故而拜馬連良為師。一九五九年，他在西安演出《銅網陣》摔成重傷，在家調養整整十八個年頭，日子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馬連良為在經濟上能有所助，便請王金璐的夫人給自己抄劇本，做些文字工作，這樣可掙些錢，貼補家用（“文革”中馬連良去世，可憐王金璐夫婦就只能靠糊火柴盒度日了）。總之，梨園行無人不佩服馬連良的俠義心腸。

　　另有一事，我也是記憶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課，跑到院子裡踢毽子。忽然，洪秘書領着一個年輕的女性，跨進二門。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莊秀麗，婀娜而剛健。

　　在把客人送進大客廳後，洪秘書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我連忙跑過去，問：“那女的是誰？”

　　“她叫羅蕙蘭。”洪秘書答。“這麼好聽的名字。是幹嘛的？”“是唱京戲的。”

　　“太好啦！”我不禁歡呼起來，遂又問：“她為什麼來咱們家？”

　　“找你父親。”我說：“她找我爸有事嗎？”洪秘書說：“當然是有事才來。”“什麼事？”“想在北京落腳唱戲。”“這事兒，我爸能行嗎？”

　　“你父親要請馬連良幫忙。”洪秘書這樣說。

　　談話的時間並不長。主客二人從大客廳出來。父親對那羅女士說：“有了消息，會通知你的。”遂轉身對洪秘書說：“替我送送客人。”

　　那羅女士對父親深鞠一躬，並一再道謝。

　　沒過多久，馬連良托人送來四張戲票———是他和羅蕙蘭在中山公園音樂堂演出《審頭刺湯》。

　　我舉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去呀，去呀！”父親也跟着叫。我摟着父親，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親恰好有外事活動，不能去了。我看戲歸來，父親問：“小愚兒，那羅蕙蘭演得怎麼樣，漂亮嗎？”

　　我說：“漂亮，比馬連良還漂亮！”

　　聽了這句話，沒看戲的父親也和我一樣高興得直樂。

　　馬連良的東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個案子。但在梨園行和一般人看來，就是“誰當皇上，都得聽戲”的事兒，與政治無涉。

　　馬連良有沒有短處呢？有短處。短處是抽大煙。這在梨園行不是什麼稀罕事兒，他抽，其他幾個名角，也抽。

　　我聽說這類事後，很奇怪，問母親：“聽說抽大煙能上癮。什麼叫‘癮’呀？”

　　母親說：“鴉片也好，杜冷丁也好，主要成分都是嗎啡。嗎啡是作用於神經系統的，一旦占據了人腦，就能產生輕鬆解放的感覺。而且，這個感覺一生都無法忘記。所以，有了癮，就有了病，終身不愈。”

　　“戒得掉嗎？”“戒不掉。”“為什麼？”

　　母親猶豫片刻，說：“從醫學角度看，現在還沒有答案。”母親還認為，吸毒於社會是罪惡現象；但於個人可能與道德品質無關。由於它是一種疾病，所以，靠說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別是對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難戒掉了。母親的話，令我非常吃驚。因為這和政府宣傳的完全不同。一九四九年後，政府雖將抽大煙的名角兒集中起來，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統一進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後，政府暗中做了妥協，由彭真特批，他們可以“抽”。不過，量小且嚴格控制。

　　毒品是情緒的潤滑劑。無論你有多大壓力，遇到什麼樣的麻煩，也不管體力如何地不支，心情如何地不好，一針下去。剛才還無精打采，瞬間即可激情四射。舞台情緒本來就是靠不斷的神經活動興奮點形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必須去主動適應這樣一種非常態生活，恐怕是從前的梨園行、眼下演藝界“抽”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卻忘了成為痼疾之大害。

　　應該說，馬連良對大煙的人間至樂與至痛的同一性，是深有體會的。一九四二年，偽“滿洲國”成立十周年，偽總理大臣特請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派遣演藝界前往祝賀。開出的條件，除了包銀，還有煙土。當時北平的煙土不好買，馬連良為此而動心，也為此而前往。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九年有人檢舉這事，遂以漢奸罪坐了班房。後經回教協會理事長白崇禧的斡旋，一九四七年才脫了干係。人出來了，家卻負了債。

　　馬連良的東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個案子。但在梨園行和一般人看來，就是“誰當皇上，都得聽戲”的事兒，與政治無涉。比如：溥儀大婚三天堂會，京中名角齊集。抗戰勝利，梅、程曾到南京給蔣介石演出，藝人們也都沒覺得這是什麼政治行為。同仁為了安慰出獄的馬連良，在長安大戲院唱了一場合作戲《龍鳳呈祥》。馬連良的前喬玄、後魯肅，程硯秋的孫尚香，金少山的張飛，李少春的後趙雲。演劉備的譚富英，從第一場的“過江”一直唱到後面的“回荊州”，卯足了氣力，一句一個好。江湖規則，朋友義氣，給馬連良以萬分的感動和一生的感激。

　　馬連良這一趟的“偽滿”演出，一直被上邊視為“污點”。但為了政治需要，所謂的“污點”有時也是可以拿來利用的。比如，一九六一年的國慶，全國政協舉辦的歡迎華僑、港澳同胞歸國觀光酒會上，官方特地安排溥儀和馬連良坐在一起。這一景觀，頓時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記者和一批又一批的華僑。後來，父親看到他們拍的一張照片，不禁搖頭嘆息，道：“亦榮亦辱，非榮非辱。”馬連良為了這事，背了半輩子的政治包袱。有“短處”被上邊捏着，他也明白自己的“短處”。而自知，知止，從來就是一種聰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