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死灰復燃吹捧的“國學經典”除了詩歌、部分勵志和部分道德的說法有些價值外，很多說法都停留在形象思維而缺乏邏輯性和公平正義等普世價值，是中國不能產生正確思維和科學的首因。愛因斯坦說中國沒有發展出科學是沒有古希臘式形式邏輯和文藝復興發展的科學方法。其次，古代中文字體複雜邏輯性差且缺乏符號，也無法進行邏輯運算，因此古代中文象形文字限制了中國古代科學和思維的發展。
中國古代雖然有局部的成就包括四大發明等技術進步，但是中國並沒有出現科學，橫向比較就知道，即使中國古代的數學也遠沒有達到古希臘畢達哥拉斯、阿基米德特別是歐幾里德和丟番圖的水平。現在吹噓的所謂中國科技實力基本是技術模仿包括盜竊而沒有原創（德國每年都評選一次世界剽竊排名，而中國年年拔得頭籌），其道路受到自由民主社會的一致抵制，但厲害國缺乏正確思維認為是發達國家要遏制其強大而不是自己本身的問題，所以做出根本性改變來接受民主自由似乎不大可能。
中國總體思維受制於國學的專制和像形中文而傾向於形象思維而缺乏邏輯思維，國學和馬列這二座獨裁專制大山壓壞了統治階級的大腦，加上既得利益難以捨棄，所以短期內中國難以走向民主自由和科學，唯一的希望似乎是用生命科學來改造民族的大腦，才能使中華民族真正煥新
1 象形中文文字的缺點
中華文明復興也是個偽命題，首先是因為中文文字本身存在極大的缺陷。中文每個字基本都是代表一個形象的事物，如馬、羊等，這些象形文字很適合於詩歌創作，因為它容易構成完全對稱的排比對仗等，所以中國古代從《詩經》到唐詩宋詞出現了那麼多優美的詩詞。漢字的筆畫也很有特色，草書可以寫出絢麗多彩的舞姿來，就如李白等人讚揚懷素草書所說的，或如龍飛鳳舞，或如風疾雷電。
但是這些都屬於形象思維的範疇，與其它的字母文字相比，中文文字筆畫太多關聯性差，記憶需要占用大量的腦容量，學起來費力耗時。最近的中文國標GB13000規定的近萬個漢字，需要4個計算機字節來編碼表達，而像英文這種字符文字的編碼只需一個字節，這是中文比英文難記的最直接證據。結果可想而知，中文特別是早期的甲骨文、繁體字等象形文字被掌握的效率低，影響到其使用國的整體思維效率，對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有嚴重的拖累作用。
或者說，中國古代如果改用了字母組合的文字系統，其科技和經濟可能會發達的多。後來演變出來的一些字有些有規律性，有些則在詞義和讀音上沒有多少規律性，所以會產生望文生義、念白字的現象，如著名的“鴻鵠之志”里的“鵠”字，一種規範的讀法是hú而不是hào；但是，如果開始就定義此組合字的讀音為其前部的告（gào），那記憶起來也就容易多了。古代中文要是有規律些，也不至於鬧出如很多大學校長念白字的笑話來。上小學時我曾故意讀“瞠”成“堂”，老師糾正說該讀“chēng”；我問老師“為什麼這麼讀？讀‘堂’多容易記啊？”老師就瞪我一眼說“就你事多”。
對中文文字最大的批評是，它不像字母組合字那樣便於聯想，這方面有很多的論述。很多學者如魯迅等都對中文文字的缺陷發表過批評。外國人認為漢字是文字中的珠穆朗瑪最難攀登，如密歇根大學漢語中心的大衛.莫索（D.Moser），認為漢語之所以難學出自於如下問題：沒有如英文A、B、C等字符文字（詞）的簡單組合和派生規律，讀音和字形沒有一定的規律，沒法從同源字猜出生字的意思等九條。
比如“屁股”的屁字，“屍”字頭加個“比”，這讓老外很撓頭，難道中國人認為屁股是死的屍體麼？這對屁股也太不尊重了吧！用“屍”來表達身體確實缺乏美感。按莫索引證另外一個漢學家的說法，他們學習一門字符組合為主的語言如西班牙或俄語等只需約不到兩年的時間就能熟練讀寫3000個字，而熟練掌握3000個漢字則需要約七年多的時間。
漢字很多缺乏邏輯性或有血腥味。據考證“民”字起源於“眼睛被刺瞎的奴隸”，所以“民”今天還是房奴，且“民”沒有口所以沒有發言權。“取”字來源於剁“民”的耳朵，也很血腥。中文忽視女性直到1925年才有“她”，還有一個不好的現象是很多貶義字與女性有關。這顯然是男權社會歧視婦女的結果，而與邏輯似乎沒有關聯。就拿這個“奸”子來說，它原由三個“女”字組成“姦”，後來簡化為“奸”，明顯地把與“奸”有關的壞事與女性掛鈎。
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男人顯然與“奸”有絕對更多的關聯，如“姦污”、“奸臣”、“奸商”、“奸雄”、“奸詐”、“奸賊”、“漢奸”、“老奸巨猾”、“強姦民意”等等大都是男性的標籤，讓女性來背鍋不僅不合邏輯且缺乏公正。所以，從統計邏輯來說，這個“奸”字最好改成“男干”，或者改成一個無性別的字。
總之，科學已經證明文字語言和思維互相影響，象形文字之國形象思維多邏輯思維少。記憶中文占有大量大腦空間，毫無疑問壓縮了中國人的邏輯思維空間和能力。
2 缺失符號拖累了科學邏輯表達
中文過去連標點符號都沒有，容易引起歧義和判斷混亂，但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可用於命題表達和邏輯運算的符號，這妨礙正確思維且制止不了詭辯、循環論證等危害，也給數學和科學模型的表達與正確的演繹推理帶來了很大的障礙。讓我們看看丟番圖墓碑上的數學題如下：
“墓中安葬着丟番圖，令人驚訝呀，它忠實地記錄了所走過的道路
上帝給予的童年占六分之一
又過了十二分之一，兩頰長了鬍鬚
再過七分之一，點燃結婚的蠟燭
五年後天賜貴子
可憐遲來的寧馨兒，享年僅及其父之半便進入冰冷的墓
悲傷只有用數論的研究去彌補，又過了四年，他也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要求解丟番圖的年齡，如果用中文文字求解，則很累贅；但是如果我們引入數學邏輯符合x來表達未知的丟番圖歲數，再引入其它的符號如加“+”、減“-”、除“/”、等於“=”、括弧“（）”和隱含的乘“”，則丟番圖的歲數求解就可以簡單的表達為一個線性等式方程（丟番圖的偉大貢獻就在於此）：x-(1/6)x-(1/12)x-(1/7)x-5-(1/2)x-4=0。經過簡單運算即可得出丟番圖活了84歲，兒子出生他38，兒子死時他80歲。
這只是一個bu複雜的列子，如果看看秦九韶的中文數學表達，現代的中國人估計絕大多數都會一頭霧水。讓我們拿其求三角形面積的試題為例：《數書九章》卷五中第二題，原文如下 : “問有沙田一段有三斜其小斜一十二里中斜一十四里大斜一十五里里法三百步欲知為田幾何答曰田積三百一十五頃術曰以少廣求之以小斜冪並大斜冪減中斜冪並半之自乘於上以小斜冪乘大斜冪減上以四約之為實以為從偶開平方得積”。這裡“答曰”是答案，“術曰”是求解方法。如果用a、b、c和S來分別表達該三角形的短邊、中邊、長邊和面積，則面積可以簡單的表達為一個簡單的海倫公式（據傳古希臘敘拉古國王海倫二世（Heron）發明了該公式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網上查閱該公式）。
讓我們再來看看中國古代所謂的商高定理（即直角三角形定理）。首次提到這個“定理”的是經典古籍《周髀算經》，就是其中關於勾三股四弦五的敘述。現傳的各種版本的《周髀算經》都加有後人的註解，而註解方面以三國時代吳國人趙爽的註解最流行。仔細考察一下周髀算經這部分的原文有助於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全面了解。
原文為：“故折矩以為句（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由於古代中文沒有標點符號，句子的斷法就不止一種，比較合理的斷法可能是“故折矩，以為句（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意思是說，折一個直角尺的形狀，如果兩條直角邊的長度分別為三和四的話，那麼尚未作出的斜邊的長度即為五，且直角邊3的平方+直角邊4的平方等於斜邊5的平方。
但是，這隻bu過是勾股定理的一個特例，並不是數學界所認可的那個真正的、完備的直角三角形定理（或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不知道的讀者可以查閱在線資料）。這個直角三角形定理有如下特點：1)符號化；2）通用化； 二個直角邊a、b和斜邊c可以取0到無窮大之間任意有限實數值，而不是只限制於3、4、5 三個整數。3）嚴格的幾何證明該定理的普遍性（畢達哥拉斯自己有嚴格的幾何證明），這個是中國古代數學裡最缺乏的。
如果我們要完全用中文來表達著名的麥克斯韋電磁方程組，中文就更顯得無能為力了。楊振寧說麥克斯韋運用了歸納法和推演法才得出了這組奠基現代化的方程組，而《易經》沒有推演法，所以中國不能出現科學（本文作者註：“文王拘而演《周易》”，還是有推演或演繹法的，只是其演繹恣意妄為沒有嚴密的邏輯性，如用八卦來斷凶吉等）。
3 古中文缺乏形式邏輯阻礙科學的發展
墨子試圖發展邏輯和辯證法，但是似乎成效不大，遠沒有達到古希臘的水平，且被後世的儒學徹底壓制了。古希臘則完全不同，那裡有眾多的先哲從事邏輯思考；從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三段論出發，歐幾里德整理的古希臘數學從公理到定理的嚴密邏輯推理儘量滿足相容性、獨立性和完備性，是人類認識史上一件革命性的大事。數學的公理邏輯體系自然導致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思考和訴求，而中文國學則不可能有這種思維。
我們還是先看看自然科學吧：牛頓等近代科學巨匠無一例外都是運用這套形式邏輯來取得自己的光輝成就、改變人類命運的。雖然上世紀發現歐式推理不一定都滿足這三性，但是它在數學和人類認識史上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存疑的。古中文沒有發展嚴密的邏輯是最大的缺憾，加上沒有數學運算符號，導致中國古代的數學和其它工程問題只能用文字表達
這樣一來，數學和其它方面就缺乏方程式及其推演，導致其歸納、演繹推理和證明都不能有效開展，遇到複雜問題時這個問題就更突出。再舉一個流體動力學的例子，是在航空航天廣泛應用的N-S方程， 即著名的粘性不可壓縮流體的動力學偏微分方程，它定義該流體為粘性牛頓流體，包括水和啤酒（CND 不能接受帶方程的文件，有興趣了解該方程的讀者可參閱有關資料）。
和牛頓一樣，N-S方程組的發明人就是運用從舊定理到新定理的嚴密邏輯來推導出該方程組的（這些舊定理的著名發明人包括從古代的阿基米德到近代的牛頓、歐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等）。這在古代沒有邏輯運算符號及其嚴密邏輯推理的中文體系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們對計算機習以為常，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基本理論是建立在布爾代數邏輯上的，而不是某些中國人認為的是建立在《易經》那八八六十四卦上的。
諾獎得主、數學和哲文學家羅素說過：“（歐氏）幾何學對於哲學和科學方法的影響一直是深遠的。它影響了柏拉圖、康德等大部分西方哲學家。…牛頓的《原理》一書，儘管其材料是經驗的，但它的形式卻完全是歐幾里德的公理體系模式。”“數學是我們信仰永恆的與嚴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數學與神學的結合開始於畢達哥拉斯，它代表了西方宗教哲學的特徵”。
古希臘先賢們鍾情於建立邏輯理論和數學模型，這是完全不同其它種族的高級智慧，所謂高智商的古代中國人和猶太人都不行，愛因斯坦承認這一點，中國人也沒有啥不好意思承認的。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說“一切都是數”，這雖然有些誇張，但是，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規律都可以用數學模型來表達，這是不爭的事實。
建立數模也是近幾十年來科技發展的一個大趨勢，這種能力是核心競爭力之一。國際上權威科技雜誌里幾乎所有的文章，包括過去主要靠定性分析為主的經濟學等，都流行數模和定量分析（雖然大部分都沒有實用價值）；即使在傳統的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數模的建立和運算現在都已經常態化，而不僅僅是在物理學、化學和工程學等領域。中共體制下的科研基本是技術的追求，在基本理論方面沒有什麼投入，所以沒有原創的東西，即使在AI這種應用技術里，中國也沒有數學家參與其中的基礎算法研究（見徐匡迪院士在上海2019年院士沙龍會上的發言）
4 中文國學對社會科學進步的阻礙和解決之道
沒有自然科學的國學屬於社會科學，但是更缺乏“科學”性，“萬經之首”的《易經》以類比推論為主，演繹推理則沒有建立在嚴格的邏輯學上，比如其主要論點陰陽生二儀到四象生八卦的推演就是隨意的，包含着大量的巫術和迷信。社會科學應該有一個公認的標準，即社會科學的最優目標，它應該是使所有人的幸福感達到最大化。
國學經典鼓吹獨裁王道違反了這個最優目標，甚至連公平、正義、自由的概念都沒有，而中共鼓吹新威權主義，和舊王道專制獨裁沒有本質區別。中國在漢代後的封建奴隸混合制大一統下，國學“經典”被抬高到新的高度。不能否認，這裡有很多勵志和其它的光鮮言論。
但是，這不足以整體衡量其學術水平。從學術來講，國學很多內容定義缺失概念不清，容易導致誤解和迷失，比如說“仁”就有多重含義且包含着矛盾，“仁者愛人”是愛誰？儒學有“親親為大”愛血親，“克己復禮為仁”愛帝王，與博愛是矛盾的，且沒有公平正義就是最大的不仁。
《論語》裡很多帶“必”字的斷論都存在邏輯性問題。即使被很多人吹捧的老子《道德經》，也存在這個問題，人們不知道老子的“道”到底是個什麼定義，是事物的規律呢？還是道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其關於宇宙的理論，概括一句話乃“道生萬物”，本質上就是玄論（道德經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道德經》治民之道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和儒家、法家愚民思想差不多，都是養豬之道，只是養瘦豬和養肥豬的差別。《易經》裡這種模糊不清的玄論就更多了，包括其中的算卦等迷信和巫術，以至於過了三千年中國人還搞不清楚其中的含義（《易經》的陰陽圖很有創意，但是流於迷信）。
起源於《易經》“一陰一陽謂之道”的中醫的陰氣和陽氣就是模糊不清的，拿它們來解釋病情往往似是而非（更不幸的是，Tao Shen等人今年6月發表在消化領域權威雜誌《Gastroentrology》的研究結果表明，中藥毒性一直是造成中國人大規模肝損傷的主因）。中國人愛祖宗，祖宗的雞脖子也是好的，雖然沒有什麼肉且有毒瘤，但是他們說這裡深藏着特高級的理論，還有無數的粉絲和信徒。
國學經典最大的特點是為皇權服務，但是為了不太招人側目，則對其加以複雜化的粉飾，其中很多內容是愚民的，這是邪惡的罪惡的，這種愚民傳統經久不衰、老而彌堅，現在又花樣翻新利用高技術搞全面言論思想控制和愚民，實在是這個國家的悲哀。中共治民之道也就是養豬之道，只不過是在養瘦豬和肥豬之間搖擺。
社會科學最重要的目的是研究一個機制來使整個國民的智慧和才能最大化。“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都是促進國民才智發展的手段。柏拉圖的《理想國》有這麼點意思，比如定義“正義”為各盡其能各司其職，比如由最不自私且智慧的哲學家來當國王。但是柏拉圖還遠遠沒有系統闡述完善這個最重要目的（他對民主不感冒）。
而鼓吹愚民的國學，其很多內容都是與這個最重要目的不相容的，更沒有公平正義民主自由這些重要概念。中國半封建半奴隸社會長久，可能在極個別年代不怎麼愚民（據說為拿破崙推崇的隋文帝比較開明，他創立了科舉制選民為士且開啟了用紙擦屁股的衛生革命），其它年代只是愚民程度不同，且愚民的主要手法不外乎“教育”、欺騙、經濟手段和暴力等，而國學在愚民教育、欺騙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愚民的要害是為了維護帝王和極少數人的私利，包括他們的縱慾和腐敗，和動物世界的統治結構差不多，是非洲野狗類的政法，是從野蠻人時代繼承來的傳統，比如頭獸占據一切包括食物和交配優先權，《禮記》就規定王可以娶幾十上百個妻妾嬪妃等並且規定需得和每個女的五天一次性交 – 這簡直是要國王性自殺，哪能有效治國理政啊？除非他偷工減料（國學這方面的設計還不如伊斯蘭教）。“公平”在中國歷史上也短暫出現過，但不是出自於中文古典而是鮮卑人的北魏開啟的均田制，即男、女、良人、奴婢都享有分田地的權利，遺憾的是這個創舉並沒有延續太久。
國學經典裡面除了最重要的目的缺失、嚴格定義少模糊多外，還存在把類比歸納作為其主要的論證方法的問題，錯誤類比推論比比皆是，導致很多謬誤。舉個《易經》裡例子：“枯楊生華，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意思是說老楊樹發新枝和老男人娶和女兒一樣年青的妻子，都是有利的！
這個類比推論是極其荒唐的，男人最佳生育年齡是20-35，超過這個歲數生缺陷孩子的概率明顯增加。國學特別是儒學有個“公理”，就是把帝王類比為“天子”，代表天意，由此類比論證其代表天意來統治臣民的正當性並擁有至高無上的特權，這當然是違反邏輯的；這種設計的本質是使皇帝為全民公敵，以至於連其血親老子或兒子都要謀殺他，所以雖然中國有幾百個皇帝但是很少有後代（說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更是荒誕不經的謊言，除非當時所有的女人都只給炎黃二帝生孩子，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再看看“亞聖”孟子錯誤類比論證的例子：他與告子展開了嬰兒人性善惡的論戰，告子主張人出生時性本無善惡，善惡出於後天的教育和影響。為了論證他的這個觀點，告子作比喻說：人之初性本無善惡，這好比是一池的水，挖開東邊水就往東流，挖開西邊水就往西流，水本身無本性，東流或西流是由於外在的引導。告子的論證是先有結論，後拿比喻來強化其結論。孟子反駁說，你說水不分東西，但難道也不分上下嗎？水總是往下流的，所以人本性都是善的。
當然，孟子的比喻論證“水往下流”來導出“人本性善”是荒誕不合邏輯的：水的行為與人剛出生後的本性沒有邏輯上的可比性（這個類比似乎來源於《道德經》的江海“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的非邏輯性類比）。還有莊子與惠施辯論魚是不是幸福，王蒙早就說莊子用詭辯術，但多年被作為國學經典名篇之一。國學經典缺乏正確邏輯推理，已經影響了中國幾千年，所以中國沒有出現真正的哲學和科學，現在還是沒有。
國學裡面重要的新概念不多，誤論、玄論、迷信和巫術不少，儒學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復古扼殺創新，而這麼點東西居然讓中國人學了幾千年，學到最後要麼成了庸人、腦損或復古狂，要麼成了巫婆神棍 （所以從正國級統治者到最低層百姓都信風水和黃道吉日）。
中國的問題不僅是在古典國學存在着各種問題，而更嚴重是在現代文明融合科技如此進步的今天居然還在政府主導下盲目吹捧甚至神化國學，這就更腦殘了。這幾年我們經常看到中國人發表無知的言論，用所謂的民族自豪感為由來拔高自己的成就、貶低甚至否定古希臘和其它民族的成就，甚至胡說只有古中華文明延續到現在，這是極其愚蠢的，本質上是狹隘排外的井底之蛙之見識。
古希臘的科學民主是現代社會的主流意思，意大利文藝復興口號之一就是回歸希臘古典，古羅馬人不否定他們有個希臘化的過程，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俄羅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美國人等都不否定且擁抱古希臘的偉大哲學和科學成就，阿拉伯和伊朗人還以保護古希臘哲學典籍而自豪（阿拉伯世界有過百年翻譯史，其中大部分是歐洲的古典文獻）。但是還有那麼些中國人說古希臘哲學、邏輯學和數學等光輝成果是後人偽造的，由此來說明中國古代的比古希臘的先進。
中國在2013年後逐步加緊輿論控制，在那裡出任何有創新思想或者質疑批判的書都是不可能的，而法國一個華僑居然寫了本古希臘文明偽造論的書拿到中國發表，可見中國出版界是多麼墮落。還有更墮落的：今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國際前沿教育高峰論壇”上，湖南大學法學院教授杜鋼建居然發表講演說“英語是漢語的一個分支”，因為英語的發音都能夠找到對應的漢語，比如“Yellow”來自“葉落”，“Shop”來自“商鋪”！他還出版了《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一書，聲稱古希臘、古羅馬、日耳曼、高盧、印第安人統統來自中國，把中國人的自大精神發展到極高峰，這真是中共70周年國慶最大的笑話和愚蠢。
中國人的自大來源於過去自己周邊局部的歷史經驗：古代漢人的文化和科技總體來說比周圍的鄰居要先進些，於是誤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當發現世界其它地方還有遠比自己更先進的古代文明時，這些自大者的精神就直接奔潰了，非要找個安慰自己的理由。
但是，真正的智慧是承認自己的不足並找出自己落後的原因和迎頭趕上的最佳策略。中國人排外的狹隘心理來自於國學經典，孔子有非中原民族“有國君等於無君”之評價，《詩經》裡有華夏之國是中國（中心或中央之國）。這當然是沒有邏輯的，因為他們沒有做過充分的類比分析：即沒有去了解世界上所有未知之國如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等。
他們的經驗來自於眼前和近鄰而缺乏空間想像力，不像畢達哥拉斯那樣能用和諧論來想象出天體圓周運動律和天外有天。這種自大排外的東西在明朝達到了第一次高峰，皇帝們喜歡花大錢製造萬邦來朝的假象（給中國介紹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利瑪竇就說明朝的萬邦來朝實際是中國向外國進貢）；
而滿清時代達到了第二次高峰，其中包括乾隆高傲無知地對待發達西歐的來使和後來的極端排外的愚蠢拳民，這些拳民不知道中國的問題和他們自己的災難主要是滿清政府腐敗人民愚昧而不是洋人的入侵造成的。當然，中國文革時期的排外可能是中國排外時期的最高峰，其愚昧做法包括把民國時期否定的義和團運動提升為偉大的愛國行動。
《1001項改變世界的發明》一書指出，400來年的近現代有800多項重大發明，而中國是零蛋。但中國人沒有認真反省，反而對自己眼前的經濟成就沾沾自喜，認為是黨的正確領導和自己努力的結果，《厲害國》把西方“嚇尿了”（嚇尿體）。這是愚昧的認識盲區，與過去的排外情緒一脈相承，完全不承認被接納為WTO成員、外資和外國技術的利用等關鍵作用（現在還在享受每年數億美元的各類援助）。
中國的經濟成果與中國人的勤勞有一定關係，但是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違反知識產權而得，包括製造世界上約85%的假貨，而美國則指控近年來的千多件盜竊知識產權案件里中國占比高達80%多，還有更多的強制轉讓或“贈與”技術的案例（中國人大肆吹捧原鐵道部長劉志軍軟硬兼施利用假市場份額騙取外國高鐵技術的網文很多，就知道他們在這方面的小聰明是發揮到了極致）。
中國政府也不願承認，中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幾億農民工及其孩子們的犧牲：這30來年因為中國為了政府的經濟利益而剝奪農民工帶孩子進城受教育的權利導致了數億留守兒童，其中有無數的女童被強姦，還有無數留守兒童患有各種心理疾病甚至自殺（貴州畢節4 兄妹的自殺就是典型例子）。中國為了經濟利益把幾十萬殘疾兒和女嬰交給發達國家撫養，也是一個經濟動物的行為為人不齒。
當然，還有是犧牲環境和得到了天時：2001年的恐怖襲擊使得西方專注反恐而忽略了中國違反自由市場的一貫行為（當時無數中國人歡呼恐怖分子幹得好，因為恐怖分子確實幫了中國大忙）。但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反恐基本過去，自由市場體系開始反思認為可以用市場來誘導中國民主的幼稚並抵制中國式國家專權資本主義，中國式發財道路不可持續，好日子到頭了。中國在技術應用方面確實有很大進步，但是並沒有多少關鍵技術，騰訊的馬化騰就多次說中國的技術是建立在沙灘上的，一推就倒。原科技部長徐光華近日就說中國沒有什麼原始創新。
再說，人如果不是豬，也不會認為吃飽了吃好了就是幸福生活，追求自由和潛能發揮是人的天性。而中國很多很多人，包括有些在自由世界生活幾十年的人，還在鼓吹吃飽肚子的豬論。這裡我們不得不又提到國學裡的民以食為天，據說來自於易卦，說民眾最大意願就是吃，即豬論的始祖。
中共的主要認識盲區是認為只要強調技術就能夠強盛，而社會科學則可以由帝王一言堂高獨裁專制，這和前蘇聯領導人的想法一致，是行不通的，因為自由和寬鬆的社會環境是發明的沃土，而獨裁專制只能造就思想的貧瘠和荒漠。這幾年中國大肆鼓吹國學，有百家講壇和經久不衰的帝王劇，還大肆提倡民族復興。
從前幾年迫害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至死，關押迫害維權律師，鐵腕鎮壓異見人士和合理訴求的示威民眾，用西方的技術大搞輿論控制和監視等等，都說明他們在復興國學藥方里的獨裁帝王專制的社會，而不是他們在所謂的“核心價值觀”里表述的民主、自由、公正。
他們不能客觀看待歷史，認識不到國學那一套並沒有給中國帶來運氣反而使自己做了亡國奴，中國人大肆吹捧的大漢王朝，其實一直給北方游牧民族進貢幾百年（漢武帝傾舉國之雖然擊敗了匈奴但國立大衰“人口減半”，後世又恢復了進貢，包括把王昭君進貢給匈奴王）。
五胡亂華時漢人女人被擄掠無數，據記載有“晚上姦淫白天殺了吃肉”的恐怖血腥！即使在中國人自豪的盛唐則長期給吐蕃等進貢，很多老百姓每天只能吃二頓飯。中國人愛吹捧的儒學立國的宋朝更是糟糕透頂，居然讓人口占統治地位的漢人做了金人和蒙古人的下等奴隸。華人或漢人的國學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他們帶來好運，在秦朝大一統後的二千多年裡，有一大半時間是給游牧民族進貢甚至做奴隸（板上釘釘的殘酷血淚史，所以元朝和滿清都喊驅逐韃虜還我中華，孫中山也明白無誤地說中國亡國了二次）。
這絕不是歷史虛無主義，中國歷史一再表明：儒學越大，愚民越多，智慧越少 – 儒學立國的宋朝是中華民族倒霉厄運的開始，在儒學普遍流行的滿清，中國人則退化到極端愚昧無知的地步。滿清時中國曾有一段時間的GDP世界第一，占比估計達32%（麥迪遜的研究），但是由於其半封建半奴隸制的腐敗統治，最終還是被歷史潮流淘汰了（注1）。
所以，短時間有錢說明不了什麼，即使中國GDP恢復到占比32%也不能保證會持續繁榮，而長期堅持讓人們有智慧才是長久強盛之道。“民族復興”是個實實在在的偽命題，中國領導人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國之不幸。我一直懷疑中國人是不是大腦結構有什麼缺陷，不然怎麼會從戰國時期的百花齊放、人才輩出的時代，退化成元朝和清朝那樣的殖民地；不然現在為什麼還實行獨裁專制那一套以控制言論和思想為榮而不是為恥。長期大一統獨裁專制使中國人的性格嚴重退化，不僅魯迅，蒙古族歷史學者張宏傑教授也認為，華人的性格從戰國時期的俠勇嚴重退化到元明清的順奴，不禁使人倒吸一口涼氣。
在中文“國學經典”和馬列專政雙重包袱壓迫下的民族，短期內還真解決不了獨裁專制。從長遠的觀點來說，我們得寄希望於中國突破禁忌大力發展生命科學，包括基因工程，用來改造中國人，改造其大腦，特別是搞科學發展和國家管理的那幫人的大腦。
這對中國人尤其重要，因為基因工程和腦科學、AI等結合可以把中文的記憶外置，從而解放中國人記憶中文的繁瑣（一萬個字的中文可能幾天就學會了，而不是現在這樣需用畢生的精力來記憶），使他們更多勤於邏輯思考和創造。
中國人基本不信教，墜胎多，而早期嬰兒大腦的神經元密度大可以被有效提取利用，這裡面機會多且代價不高。愛因斯坦大腦容量不大但是其單位神經元超多且連接緊密，這給大腦的改造提供了思路。生命科學和技術正在改變人體本身，其目的是造化未來的超級人類，毫無疑問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這些超人起碼具備雄鷹般的肌魄和超級大腦，就看他們是不是中國人了。
後記：中國二百年前極端愚昧，現在的進步速度遠不理想。拿法理舉例，古羅馬就實行無罪推定，定罪要翔實可靠的證據；而中國一直推行有罪推定，流行包括扒皮抽筋類嚴刑逼供冤案層出不窮，直到最近才考慮推行無罪推論。政治思維更遠落後於經濟進步，總是在接受和拒絕世界先進文明方面搖擺反覆，這幾年在明顯倒退，吹捧國學並發揚獨裁專制，這是中共給執政70周年最壞的禮物。
專制和特權播種仇恨，導致中國幾千年的王朝更迭和屠殺報復，毛澤東知道問題嚴重，其受益者中共的接班人也該意識到問題嚴重並逐步改進和過渡到民主自由。海外知識分子必須幫助中國在接受普世價值方面起更多的作用，包括質疑、批判、諫言，而質疑和批判中國人骨子裡固有的中華文明先進性而拒絕普世價值，則是至關重要的。記住我的話：吹捧即害，批判即愛！
注1.漢人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是用文化同化了滿族人，這完全是自嗨的意淫。當年不足百萬人的滿族人是善於學習的，包括改進紅衣大炮擊敗人數多出百倍的漢人明朝。但是滿清在國學特別是儒理學的薰陶下逐步退化腐敗，極端獨裁自大且愚昧，他們因拒絕先進文明而導致自己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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