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事變與華人（1）起因

1965年9月30日，印尼發生了當地共產黨政變事件，使中國的“輸出革命”政策遭到一次慘重的挫敗。

印尼，歷來被稱作宗教寬容之國，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通婚在那裡很平常。印尼從民間到政府所信奉的社會準則，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從50年代起，中共向印尼投下最大賭注，試圖撥轉印尼的國家政治方向：拉攏蘇加諾，向印尼提供經濟援助，扶助印尼共產黨（PKI），操縱華人配合印尼共黨的“革命運動”等等。據說周恩來在一次內部講話中稱：東南亞有這麼多華僑，我們有條件通過這些華僑使東南亞改變政治顏色。

利用華人在僑居國進行共產主義顛覆活動，是60年代中國向東南亞“輸出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共的海外活動規則是“職業外交聽從革命外交的領導”。駐外的中國使館掩護和配合當地國的中共地下黨開展活動，中共地下黨的秘密活動則以“中國使館”為招牌和面具。在東南亞諸國活動的中共地下黨歸屬中共“東南亞情報基地”領導，該基地設在印尼首都雅加達。一些消息說，該基地負責人是中共“對外聯絡部”（中共的對外顛覆機構）的幹部李某，他的掩護身份是中國駐印尼使館的“一等秘書”。

在二十世紀50年代，東南亞華人的普遍態度並不親共。中共若利用華人，需要施展陰謀。在中國駐外使館裡，有一些以外交身份為掩護的人員，專門從事在當地國華人圈裡進行滲透，暗組地下黨。他們的策略主要是：

一，以給予生意便利或虛榮名譽的好處，賄買海外華人的民間社團首領，使華人社區變成可受指使的工具，對海外“華校”更是如此。

二，“收買”一些進入當地主流社會的政界、科技界、商界等領域內的海外華人，給他們以某些小利益，並展示給其他華人看，起到帶動作用。

三，物色一些貪圖小恩小惠而無道德意識的海外華人，作為中共在海外活動的基礎。中共稱他們為“愛國華人”。那些“愛國華人”的通常做法是：自己拉攏幾個人，參與某個同鄉會或者什麼小團體；然後去向中國領事館表忠心求領養，然後自己任命自己是“僑領”。之後就可以有中共方面的小恩小惠了。

四，拉攏海外華文媒體，主要是華文報刊，以此來影響華人群體的政治傾向。對於任何一份獨立的華文報刊或媒體，只要它有較多讀者觀眾，中共都設法施加影響。通常，人們只要看看華文媒體的內容和傾向，便可知它是否有中共的影子或者被中共所操縱。出現在親共的華文媒體上的虛假信息常被中共以“國外報導”的名義轉述給國內人民。

為把華人群體從當地國人民里分離出來，中共使用的手法之一是挑唆離間華人與當地人、當地國政府的關係，使華人失去融洽的生存環境，最常用的套路便是煽動“華人受歧視”，所以人們一看到這種煽動便可知其背後必定有中共勢力的操縱。中共認為海外華人處境越孤立就越使華人不得不依靠所謂的“祖國”勢力，從而能夠被中共所利用。這在印尼已經取得了經驗和成功，在緬甸、馬來西亞、泰國也有望成功。

此外常見的中共的海外宣傳是“中國強大了，華人才會有尊嚴”，“華人要靠祖國才能在海外生存”等等。眾所周知，華人的“祖國”是指他們的祖先創造和延續幾千年的傳統文明意義上的中國，並不是現今的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海外華人常把“中國”與“祖國”這兩個不同概念劃上等號，這種錯位現象對於現代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中共則充分利用這種錯位意識，誘導華人把“愛祖國”與“支持中共政權”等同起來，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華人。那些“愛國華人”逐漸在華人圈裡形成親共勢力。如果這種勢力不受抵制地蔓延，最終會把一些華人社團變成被中共操縱的“第五縱隊”（潛伏的敵對勢力）。

在印尼方面，60年代，蘇加諾總統加速倒向共產陣營，印尼共黨的勢力加速蔓延，華人社團的“革命”活動也越來越肆無忌憚。印尼社會瀰漫着一種弔詭氣氛，印尼共黨的蓄謀和華人的不軌行為倍受疑惑。2004年有一份資料披露：當年中國使館和印尼共黨主席艾地之間的秘密聯絡員之一，就是現今北京僑聯成員、北京市旅遊局車隊的一位化名“張華”的印尼華僑，此人是中共扶植印尼共党進行“革命”動亂的證人之一。

進入二十世紀60年代以來，整個東南亞，共產黨製造的動亂已是風起雲湧。印尼在遏制共產主義蔓延的亞洲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印尼共黨滲透進印尼國家的方方面面，已是印尼總統蘇加諾在國內的依靠力量，而中共也成為蘇加諾在國外的呼應力量。印尼落入共產黨手中的危險性遽然加劇，但蘇加諾卻採納印尼共黨勢力來遏制印尼的民主勢力，還不斷強調要防範西方民主國家的“新老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顛覆活動”。

印尼共黨主席艾地（Dipa Aidit）在1965年公布的印尼共黨勢力和外圍組織如下：印尼共產黨300萬人，共產青年團200萬人，婦女會200萬人，工會500萬人，農民協會1,000萬人。總計2,200萬人。

從1965年初，印尼共黨便試圖染指國家軍事系統。艾地向蘇加諾提出把印尼共黨所操縱的勢力武裝起來組成“第五兵種”（印尼現有四個兵種是國家的陸、海、空軍和警察）的建議，引起印尼軍方的警覺。1965年3月蘇加諾改組內閣，撤換內閣中抵制共產主義的成員，使印尼共黨的勢力進一步在國家中樞層面得到膨脹。5月，蘇加諾多次宣稱：“沒有共產黨幫助，印尼永遠不能成為第一流的大國”，“我是共產黨的朋友，因為共產黨人是革命者”，“我把印尼共黨看成是我的兄弟”等等。蘇加諾的親共政策激起了印尼社會的普遍不滿，然而這並不能使共產黨真心待蘇加諾為友。

大部分印尼人民意識到自己國家的安全正受到共產主義的嚴重威脅，而印尼軍方確認這種威脅在內部來自印尼共黨和華人，在外部來自共產黨中國。印尼社會到底會被什麼人主導走向哪裡的問題，已經失去循民主程序的選擇機會，因為印尼共黨不給印尼人民這樣的機會，他們首先動手，在1965年9月底發動了強奪政權的“9·30政變”，企圖一舉實現共產黨統治。

9月，印尼共黨份子、蘇加諾總統衛隊中校翁東（Untung）等人與某些親共軍人合夥密謀軍事政變，準備綁架和殺害印尼軍方的主要將領和奪取政權。9月30日夜，在蘇加諾的默許下，翁東等人開始行動。7輛卡車滿載身穿總統衛隊服裝的武裝士兵從哈林（Harlem）空軍基地出發，深夜來到首都雅加達，對印尼“軍事委員會”7名最高級成員的寓所實施襲擊。印尼陸軍司令等6名將軍被綁架殺害，印尼國防部長納蘇蒂安（A. H. Nasution）隻身翻牆逃匿，他的小女兒及家人被當場槍殺。與此同時，印尼共黨發動叛亂，占據了國家電台和其它要害部門，暫時控制了雅加達，史稱“9·30政變”。蘇加諾當然知情，他對殘忍殺害7名印尼將軍一事的看法是：“在革命過程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很自然的。”天亮後，翁東等人宣布成立由45人組成的印尼“革命委員會”來取代總統內閣，接管國家政權。翁東等人並沒有將蘇加諾加納入“國家革命委員會”之內，表明了印尼共黨實際上不與蘇加諾站在同一陣線甚至根本不是朋友。此時，印尼共黨在各地的組織和潛伏在軍隊中的同黨都異常興奮做出策應行動，準備接管當地政權。國家頓時陷入混亂。

“9·30政變”是印尼共黨卸下“合法政黨”的面具而轉為叛亂組織的關鍵一天。至此蘇加諾才明白印尼共黨原來是在奪取國家政權。這雖然出乎蘇加諾的意外，但此刻他仍在庇護政變者。10月1日上午，印尼陸軍戰略預備隊（預備役組織）的長官蘇哈托（Suharto）少將，得知7名將軍遭到綁架殺害和國家面臨危難時，憤然出頭要求召集陸軍參謀部會議。蘇哈托在軍隊系統中的軍階低，而且手中無兵，但他仗義執言，嚴厲斥責翁東等人“發動政變，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這些肯定是印尼共黨策劃的。”參加會議的陸軍將領眾怒一致，決定奮起反擊印尼共黨謀害國家的陰謀，他們公推蘇哈托展開反擊，賦予他陸軍指揮權。於是蘇哈托迅速調動陸軍開進首都，當天傍晚就控制了雅加達的局勢。10月2日晨，蘇哈托指揮陸軍部隊攻占哈林空軍基地，逮捕了翁東等政變者們。10月3日凌晨，沉默兩天之久的蘇加諾見到印尼共黨的政變大勢已去，尷尬露面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貌似中立地號召“避免武裝衝突，尋求政治解決”。他不得不承認蘇哈托行動的正當性，同意蘇哈托負責恢復印尼的治安和秩序。至此，以蘇哈托為代表的印尼軍方一舉挫敗共黨，挽救了印尼的國家命運，蘇哈托從此獨裁當政長達32年。給印尼引來禍水的蘇加諾被人民所唾棄，蘇加諾的助理說：“可以認為始自1965年10月1日，蘇加諾時代終結了。”

印尼事變與華人（2）清共

在挫敗了印尼共黨的政變後，印尼人民對共產黨的憤恨，集體爆發了。他們團結一致，自發清剿印尼共黨。印尼共黨處於全國民眾的搜捕之中，黨組織頓時土崩瓦解。10月8日，在雅加達召開50萬民眾的大集會，宣布印尼共黨為非法組織，浩浩蕩蕩的民眾焚燒了印尼共黨總部，該總部里所有的人，包括黨主席艾地已不知去向，從這天起印尼共黨永遠消失了。世界史上空前的“清共”運動隨之拉開序幕。蘇哈托以“恢復治安行動最高司令官”名義，命令首先從政府各機關和軍隊中清除共黨分子。蘇哈托在總結“9·30政變”事件時指出：“印尼共黨在1948年瑪利芬（Madiun）暴動時全黨幾乎覆沒的情況下，能在短短的十年內再次成為龐大的禍害勢力，主要原因是政府在瑪利芬事件後沒有大規模地連根拔除共黨和它的同路人。漏網的、輕判的、末得到改造而被釋放的共黨分子太多了，使共黨很快復生，能夠在1965年又來一次‘政變’，這是未徹底剷除共黨的錯誤政策所引起的。印尼這次必須吸取教訓，不能重犯錯誤，一定要徹底、不留情地全面剷除共產黨。”由此，印尼人民開始了全國“清共”運動。

據印尼方面的粗略統計，從1965年底到1966年中期，約50萬人被捕，25萬共黨分子被殺，包括艾地在內的印尼共黨領導人全部被捕獲殺掉。而國際上估計的數字要大得多，流傳的最高數字是《倫敦經濟報》採取印尼大學生的估算，說被殺達100萬人之多，即爪哇80萬人，蘇門答臘及其它島嶼各10萬人。這次印尼的“清共”被稱為世界上最嚴重的大屠殺之一。被殺者除了共黨份子，還有一些共党家屬和追隨者，這些人的“革命活動”早已被印尼民眾冷眼記在心中。印尼政府要求美國使館大量提供印尼共黨分子的詳細名單，但美國只是謹慎地提供了一份共黨骨幹分子的名單。在很久之後的2001年夏，美國國務院根據解密文件出版了《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報告，其中引述原美國駐印尼使館政務官員馬騰斯（Robert J. Martens）的證詞：他的確向印尼政府提供了印尼共黨分子的名單，這些名單上的人都是在印尼共黨機關報公開刊登的印尼共黨領導人，第一份名單78人，第二份名單18人，第三份名單80人，第四份名單39人，總計215人。這個事實說明，美國支持印尼“清共”，但美國並不鼓勵對印尼共黨的大屠殺。殺掉共黨分子，是印尼民眾和軍隊的自發行為，而當時的印尼政權允許民眾和軍隊發現多少共黨分子就捕殺多少。因此印尼各地民眾，尤其是民間社團和回教（Islam）組織以很高的積極性自行“清共”（註：伊斯蘭教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以致稍後政府不得不對共黨分子予以分類，限制濫殺。但是在萬眾一心、切齒痛恨的情況下，印尼共黨遭到全面圍剿的局面無可避免。一些印尼人，包括納蘇蒂安將軍，以親身經歷在回憶錄中談到：

“在中爪哇（Central Java），很多平民自行捕殺共黨分子，但陸軍大致上還控制着屠殺不使過分。在東爪哇，捕殺共黨絕大部分由平民施實，主要是回教的安梭（Ansor）青年團。他們認為殺共黨和左翼分子是伊斯蘭宗教對共產主義的一場殲滅戰，殺共黨很有自豪感。”一位印尼軍官描述說：“東爪哇約有三千個小村落，每個村落都有共黨分子或外圍分子，民眾會殺掉10-15個人。這樣計算東爪哇的全部村落就有3萬到4萬共黨被殺。”克地利（Kcdiri）區是殺共黨最多的地區之一，有上千名共黨份子被殺，因為那裡是被共黨政變所殺害的6位將領之一蘇多佐（Soetojo）的家鄉。當地的回教毛拉公開說：“他們（共黨）罪有應得是完全合理的。”克地利附近的班蘭達司河（Brantas）里漂着一堆堆屍體，為了防止浮屍從河裡流入稻田的灌溉渠，村民在渠口打下竹筒樁讓水流過但不讓浮屍流入。河的下游浮屍太多，河兩岸的村民都不敢吃魚，因為魚肚裡有人的手指或者腐爛的人肉。不少村落向當局投訴河裡的浮屍太多已經威脅到村子的衛生環境。

巴厘島（Bali）是旅遊區，有人口200多萬，居民信奉印度佛教而不是回教，然而居民同樣憤恨共黨。蘇哈托下令部隊進入巴厘島恢復秩序。有軍人說：“在巴厘島我們要壓制人民，使他們不要越限（殺共黨）。”巴厘島的整個鄉村都在自發清洗村內的共黨分子。鄉民們把共黨份子集中起來，用木棍打死或用刀刺死。每個村莊都有殺村里共黨份子的事跡。一個村長說：“在我們村里，村民都以殺共黨為光榮。一個鄉村如果沒有殺死過共黨，大家就會覺得恥辱。”巴厘島經過兩個星期的“清共”，約有8萬個共黨分子的屍體被丟入坑裡。巴厘島傳統風俗對下葬儀式是很重視的，但死這麼多人根本沒有時間舉行儀式，一部分屍體就被扔到海里。

蘇門答臘的“清共”在軍官克馬依德利斯（Kemal ldris）的領導下進行得很堅決。“9·30政變”時他聽到7位將軍被綁架殺害，就認定是印尼共黨在起事。他聯絡軍部，但聯繫不上，就率十幾人乘三輛吉普車急駛到棉蘭（Medan）。起程前，為了防止共黨有所行動，他命令部下戒備，四處巡邏，把圖謀不軌的“疑犯”和親共的人先抓起來。他自述道：“我吩咐部下抓共黨，最初是叫他們在駐地5公里的範圍內肅清共黨。過後我聯繫了蘇哈托，他批准我可用我指揮的部隊去肅清整個地區的共黨”；“我下令抓捕所有的共黨分子，立即執行清洗。軍隊內部也有不少共黨分子，清洗工作連續三日三夜才完成。”因他清除共黨最為賣力，蘇哈托調他到首都讓他指揮“清共”。禍首蘇加諾在1965年12月18日黯然說：“印尼共青年團員，印尼農民協會的人，印尼共黨員，到處都被殺，屍體留在路兩旁的樹底下或被丟入河裡漂流，無人過問。”

大量證據表明中共不僅策動印尼的赤化，還直接涉及了“9·30政變”陰謀。“由於中國明顯地與這次事件有嚴重牽連，也由於死亡人數太多，北京的聲譽馬上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害。中國在印尼的革命政策徹底失敗了。”而為中共效力的印尼親共華人，原先“每到10月1號（中共建政日）華人家家戶戶都插上五星紅旗（慶賀中共政權）”的他們，現在輪到付出代價了。印尼各地自發掀起了清除華人社區親共勢力的高潮。印尼人民認定親共華人是印尼共黨的幫凶和中國部署在印尼的“內奸”，嚴重危害着印尼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安危。所以，印尼的民眾、回教組織都恨透了平日裡“鬧革命”跳得歡的那部分華人，這就是印尼人民“排華”的真實背景。民眾在“清共”中剷除親共華人，也是在印尼被殺人數大增的重要因素。僅有少數的中共地下黨人經過預設渠道逃回中國大陸，大量的“愛國華人”卻沒有渠道逃離印尼，他們極其恐懼又無路可逃，印尼民眾蜂擁而至，破門拿人，搗毀住宅，將那些親共華人刀砍棍打，橫死街頭。親共的華人社團被焚燒，訂“愛國公約”、唱“革命”歌曲、看“革命”書報的華校逐個被砸爛，牽連到許多的安分守己的華人商鋪也被劫掠。一時間華人社區哀聲遍地，慘不忍睹。華人們經歷幾代辛勞在印尼建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被摧毀了。印尼新興的民族工商業階層支持“排華”風潮並取代了華商在城市和小鎮的經濟地位。一份採訪報告說，普通的印尼人對此的看法是：“這是我們的土地，為什麼讓華人來剝削我們。”在“清共”中，華人被殺數目估計有10萬。儘管各種數字有出入，但印尼華人大量被殺，華人群體遭到巨大傷害，事實無可置疑。那位在雅加達中國使館和艾地之間聯絡的張華，及時逃入中國使館才躲過死亡，中國使館在混亂中設法把這位知情人轉運到中國大陸。直到那段歷史塵封35年之後，他才向親友透露他當年的聯絡員身份並講述印尼“清共”之事，他說：“聽了毛主席的話，在印尼一下子就死了十幾萬華人華僑。”

在印尼，許多並不是共黨分子但與共黨活動有關聯的華人，也被趕出家園，流落於山地叢林。直到幾年後印尼人民牴觸華人的情緒逐漸減低，這些華人才被允許回歸社會。2001年印尼華文“千島日報”報道了加里曼丹（Kalimantan Island，也譯作婆羅洲Borneo）山中一群華人的生活：1965年印尼“清共”，該地的華人社團曾為印尼共黨游擊隊提供後勤和掩護，被印尼人認為是共黨的支持者。當地人說：“用毛澤東的話，共黨游擊隊和這些華人是魚和水的關係，現在我們把水掏干，看游擊隊還能不能活。”本來當地人和華人的關係良好，當地人信奉的印度教也與華人信奉的佛教同宗同源，但因為政治因素，這些華人被趕到深山裡。如今他們在那裡已經生活了40年，他們的窘況讓人感到震驚和悲哀：那地方是路途難走的沼澤地帶，很潮濕；他們的草屋破爛，下雨時只能找沒有漏水的牆角蹲着過夜。地點偏僻，只有一條6公里小路通到那裡，有個人走進去就會引起附近山民的注意。曾有位華人去那裡拜訪他的親戚，當地山民以為他是帶錢給山裡的親戚，這個親戚被山民殺死，但山民並未找到任何錢。

印尼事變與華人（3）後果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印尼華人所說的“中國造出了原子彈，我們華人才可以揚眉吐氣，印尼人看我們的眼光一下子就變了”，事實上只是一個幻覺，印尼人民並不懼怕有原子彈的“中國”，華人沒有揚眉吐氣反而是身陷絕境，他們自掘墓而製造了一場相當可恥的悲劇——印尼華人的祖先信譽和族群命運全都被這群奇怪的“愛國華人”所葬送。儘管印尼“排華”激烈，但那些安分守己、從不參與親共活動的華人很少被傷害，這是幾百萬華人至今定居印尼而不願回中國的主要原因。

中共那樣“輸出革命”，符合它的歷史角色。但海外華人並無歷史角色而沒有必要涉入政治活動。

在印尼共黨被全面剷除之後，為遏止中共繼續利用華人“輸出革命”，印尼政府取締了所有的華文學校、華文報刊及華人社團。迄今，絕大部分華人子弟已不會說華語。印尼政府先後頒發了限制華人文化及宗教生活的法規，內容包括華人改用印尼姓名，禁止舞龍舞獅等中國式的文化活動，像嚴防毒品一樣禁止中國大陸的書報進入印尼。華人在辦理子女入學或官方申請時也必須出示公民身份，使得當年受中共挑唆而拒絕印尼國籍的那些華人失去了社會權利。華人終於弄懂了中共政權不能依靠，他們一窩蜂地拋棄中國而加入印尼國籍，趕忙撇清自己與中共的關係。1967年印尼成立“處理華人事務特別小組”，負責推行同化政策。1968年在一些台灣人的出頭交涉和推動下，印尼始准許華人在政府監管下開辦小型的華文學堂。

中國方面絕口不提印尼“清共”的起因，而指責印尼“排華”，把所謂的“中華民族”扯進來當作擋箭牌。觀察幾百年來華人移民印尼的歷史，可知現今的印尼“排華”風潮正是印尼人民的反共情緒和牴觸中國情緒的混合物。印尼人民並不排斥台灣華人或新加坡華人、馬來西亞華人，而專門排斥中國大陸華人，此中的緣故很清晰。

1965年印尼人民發起“救國”運動，徹底摧毀了印尼共黨，印尼也從東南亞最親共的國家一舉變為全球最堅定的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強硬堡壘。而印尼對抗共產主義的方式過於血腥，也遭到民主陣營的廣泛責備。印尼政局穩定後，政府很快把重心轉向經濟建設，蘇加諾的“社會主義”弊端被全部切除，政府把許多當年被蘇加諾政權強行“國有化”的民間企業歸還，大力促進自由經濟的發展，鼓勵大米生產和能源及其他資源的開發，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引進先進技術。以美國為首的“援助印尼國際財團”提供了大量援助。1969年印尼經濟進入良性循環，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一直在7%～10%之間，遠遠超越了蘇加諾時代的經濟停滯。

一份未經證實的資料說：“1965年印尼發生政變前夕，中國駐印尼大使緊急回到北京匯報情況。李某（中共在東南亞顛覆活動的負責人）以使館一秘身份成為‘李代辦’，暫管使館業務。1967年，中國使館受到印尼示威群眾的包圍，印尼政府宣布‘李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李某從送到使館來的華人護照中，挑選了一份，換上自己的照片，然後上了飛往泰國曼谷的飛機，逃出印尼。泰國監視着與中國有關的往來人員，李某一到泰國就被認了出來。而印尼的中國使館人員正在惶惶不安的時候，發現‘李代辦’已不知去向。使館的三秘姚登山出頭組織館員護館，成了紅色外交‘勇士’。李某落入泰國警方之手，中共方面也知道了他的下落，便通過特殊管道與緬甸聯繫，要把他弄回中國。當時中國與緬甸的關係微妙，既維持着表面關係，又扶植‘緬共’的武裝顛覆活動。緬甸方面提出交換條件，中共只好答應了降低對‘緬共’的支持程度。緬甸與泰國有着盟友渠道，終使泰國把李某驅逐到緬甸，再被緬甸送給中國。然後李某被置於中國湖南某地審查，評估他對東南亞的中共地下黨網絡造成了多大程度的破壞。”

在印尼華人華僑無處可逃、嗷嗷求救的時候，那先前一直在策動華人“鬧革命”的中共，現在又是怎樣援助急需救命的同胞的呢？

中共的立場是立即冷漠拋棄。當印尼“清共”屠殺蔓延到華人時，中國有理由去保護僑民，但中共不敢負起責任，加上實力達不到國土之外，致使中國象個局外人一樣地退縮了，只採用表面抗議而實際無所作為。中國最後派船僅僅接回四千名印尼華人，拋棄數百萬印尼華人任由他們在血雨腥風中掙扎。1966年印尼的“排華”活動達到高潮，中共依然軟弱被動，不予回應。這似乎在向世界宣告：東南亞華人是一群無主認領的海外賤民。

此後有台灣媒體對一位印尼華人的訪談，展示了印尼華人的普遍困惑，“他嘆口氣答道：‘1965年的9·30革命政變失敗後，印尼人民要抓共產黨，因為中國大陸方面是印尼共黨的後台，所以很多大陸華人被殺，華校被關閉。我的侄子侄女當時參加一個（親共）華人團體，很多成員都被抓，我們趕緊設法將（侄子侄女）他們送回中國大陸。’隔了半晌，他又嘆氣道：‘他們回中國大陸後也不得好，文化大革命時被戴高帽遊街鬥爭，說華僑都是反動華人，在國外活不下去才回來的！’”

這些生活於中國陰影下的華人，印尼人民將他們視為內奸和反賊，而中國大陸人民又將他們當作“海外敵人”，這世界究竟有什麼地方可以容納這些“輸出革命”的施害者兼受害者？

中國在印尼失敗得很徹底。1962-1965年之間中國拉攏發展中國家以推動“革命”的政策，也同樣失敗了。毛澤東認為自己雖然無望擔當國際共運領袖，但還可以擔當“第三世界”的領袖。這得到中共“務實派”的支持，因為他們希望毛澤東致力於“輸出革命”而不再折騰內部。中國不斷給“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組織”提供武器金錢和顛覆訓練；另一方面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多次分別遊走亞洲非洲國家，假扮“親善”。結果是，除了很少數國家對中國做出表面稱讚之外，絕大多數國家更加警惕中國，使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形象迅速破產。

歷史的教訓是，中共的意識輸出禍害了海外華人。在今日，如果海外華人繼續被中共利用，不僅會導致印尼再次排華，也會導致將來的全球各國都排斥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