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麼別有病，沒什麼別沒錢。”幾天前，在前往積水潭醫院的路上，我對這句話的淺薄理解是：生病會和錢的麻煩有關係，後來的經歷告訴我，生病最大的麻煩還包括精神上的，還包括對一些人類最基本情感的困惑。
　　前不久，住在外地鄉下的姥姥給母親帶信，一個同村的鄉親要到北京看病，讓我們照應着點。

　　誰都能想象鄉下人初到大城市時的惶惑和茫然，母親奉命奔波了好幾日。最後，在積水潭醫院病人被確診是骨腫瘤，醫生說很可能是癌症，讓他做手術，手術費３萬元。姥姥所在的是個山村，人均一年收入不到４０００元。四十多歲的男人當着母親潸然淚下，說回家就和老婆離婚，不能再拖累別人了。母親給他５００塊錢，勸他回家籌錢動手術。

　　前兩天，病人給母親打來電話，說籌到錢了，想讓我們幫着在醫院排隊做手術。

　　我拿着住院單，在雜亂的醫院一頭霧水地忙活了半天找住院處，所問及的醫生、護士態度有好有壞，但是做記者的職業和平日的辦事經驗使我臉皮“很厚”，沒有絲毫焦躁情緒。住院處的大夫說，你要先到南樓二層詢問病房的情況。

　　我直奔二層，七拐八拐被一個穿白大褂的醫護人員指引到一個房間。我推門謙虛地請教眼前正低頭寫東西的醫生，他抬頭皺着眉對我很不耐煩地甩出一個詞：“護士站”。因為聽不懂這個專業術語，我有一秒鐘沒反應。醫生像看一個怪物一樣用手中的筆點着桌子喝道，“知道這是哪兒嗎？我讓你去護士站。”我趕緊道對不起，返身退出。

　　後來我明白這個房間是用來看病的，可是我不明白醫生的疾言厲色是不是僅僅因為我的唐突。

　　護士站對坐着一男、一女兩位大夫。他們看起來很和善。我說明情況，問是否可以排隊預約。男大夫說病房確實緊張，需要排隊。接着馬上說，“你先讓他籌錢，沒錢別談。”我賠笑說，“病人在外地，您看能不能留下我的聯繫電話，有床位了提前一天通知我。”

　　“那不行。沒法兒提前，只能隨時打電話，隨時到這來問。”

　　“可是他人在外地。”

　　“讓他到北京，附近的旅館多的是。”

　　我耐心地解釋：“如果要在北京等幾天，不是還要花很多食宿費嗎？他為了做手術已經借了全村人的錢，基本上是傾家蕩產了。”

　　“呦，你可別說傾家蕩產，傾家蕩產這病就別治了。我們這兒沒錢的人多的是。”

　　我感到一絲吃驚，沒想到醫生們的同情心都已經被磨練得如此“刀槍不入”。我還是忍耐着繼續磨。男醫生被“磨”動了，一查病歷，發現當日有一個馬上要出院的。

他很慷慨地說，“馬上辦住院手續吧。”

　　我說，“能不能先留下床位，我讓他明天一早九點就到。”

　　“不行，你要是要這個床位就馬上替他辦手續，先交３萬。從今天起開始計費。”

　　我懵了，“可是我一時到哪找３萬塊呀。”我很不捨得這個“恩賜”的機會，“您看能不能我先欲交三、四千塊錢，把床位留下再說？”

　　“那哪兒行？！”大夫着實被我搞煩了，“要不就拿３萬，從上午現在開始到下午好幾個小時呢，你趕緊找錢去；要不我們沒法留。要是人家有揣着錢來的，我們只能給他們先辦。”

　　我在心裡迅速、激烈地展開鬥爭，打了好幾個電話跟母親商量，最後，帶着一絲希望懇求說，“您就不能有一點其他辦法通融一下嗎？”

　　醫生快發火了，“這住的好多都是沒錢的農民，到時候拖欠住院費你負責啊？”

　　他一轉身疾步離開忙別的事去了。

　　我正發愁遲疑，一個瘦高、戴眼鏡的大夫一屁股坐下來，“誰給你簽的單字你找誰，要不就找住院處，別在這兒待着。”

　　“難道你們這就連幾個小時的事都不能解決一下嗎？”

　　他皺着眉頭非常輕蔑地對我說，“知道怎麼買東西嗎？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是一個道理！”

　　鬱積了很久的憤怒終於忍無可忍在此時爆發了，我大聲沖他喊：“你說的算是什麼話？！是當醫生的應該說的嗎？！”我氣得心臟“咚咚咚”地直跳，一邊頭昏腦漲地喊叫，一邊奮力向外衝去——我不能讓眼裡的淚水流下來，因為這一定會被那群冷漠的人視為軟弱。而我無法抑制地流淚，是因為心中有無數不平和不解：

　　首先，稍有經驗的人就會知道我的病人可能是患上了癌症，我自己還僅僅是一個代理人，就已經幾乎無法承受醫護人員的態度，想象一下可憐的鄉親吧，他帶着絕望到這裡尋找希望，除了白眼，連一個普通人給予的惻隱和同情都得不到，更別提高尚的人道主義了。

　　另外，我不知道為什麼有文化的醫護人員對農民有這麼大的歧視。我想，在我們這個剛剛向城市化邁進的國家，大多數人數不到三代就會有生活在農村的前輩，從什麼時候開始，父輩成了我們輕視的對象？

　　我不知道誰給了這些醫生對患者職業性冷漠的權力。難道每天診斷大量患者就可以作為理由嗎？且不說醫院是公立的，支持其運轉的恰恰是我們這些老百姓交納的稅費；就算是市場經濟吧，誰都知道現在醫院上不起，一個感冒能看到２００塊錢，老百姓已經為醫院的財政作出了“重大貢獻”，哪怕“看在錢的份上”，難道連一個平等的笑臉都沒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