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碼頭有靈魂，也許會瞭然，波瀾起伏只是表象，永恆不變的，是不同力量的拉扯。而它，只是隨着潮起，又潮落。一如它所處的伶仃洋那般，惶恐零丁。”

　　如今的葵涌貨櫃碼頭，令人絕望。

　　自從葵涌碼頭建成以來，一直在這裡討生活的70歲老“排長”鍾志雄還記得，過去碼頭內車多路窄，“街車”、內拖車都多，“每轉一個彎都需要讓車”。

　　短短三十年，往事煙雲散。

　　如今葵涌不復繁華，九號碼頭因清場上沒有一隻集裝箱，海港也未見一艘船停靠，空空蕩蕩。

　　起初，汪明荃發現這些變化。她拍下了一組短視頻，不勝唏噓。自1947年隨父母移居，見證香港繁榮與變遷的她，認定這意味着什麼。

　　事實，則是後市悲觀停租清場。

　　碼頭，是香港和許多香港人故事開始的地方。

　　香港的崛起，離不開碼頭，離不開從碼頭上岸的一船船移民，離不開一箱箱停留又遠走的貨物。香港的故事，也幾乎等同於香港碼頭的滄桑變遷。

　　這些碼頭，從停靠漁船、海盜船的避風港變成全世界貨物的集散樞紐，用了超過150年的時間，但從巔峰跌落，只需短短的十幾年。

鴉片之灣

　　開埠以前，這世界上還沒有香港。

　　當時，會在這個漁村停靠的，不是漁船就是海盜船。如今，可以俯瞰維多利亞港的太平山仍被民間叫作“扯旗山”，正是因為當年海賊盜匪聚集、旗幡飄揚的盛景。

　　直到他們發現更賺錢的生意。

　　作為鴉片戰爭前唯一開放的通商口岸，廣州一直受到政府的監管。為了避開清政府管轄範圍，英國商人把目光轉向地處珠江出海口的香港，在這裡開設起囤貨碼頭，也讓這個小漁村，化作對中國進行鴉片走私的跳板。

　　推動鴉片戰爭的大鴉片商渣甸，就在其列。

　　1802年，渣甸還只是一個隨船飄流在海上的外科醫生，隸屬於東印度公司。作為雇員，跟船是有好處的——可以隨身夾帶大約一百英鎊的貨物。渣甸憑着從別人那遊說配額干起走私，十五年後結束海上生涯時，攢下的錢已經足夠他躋身一些小商行的股東行列。

　　渣甸不願意做個小股東，他要干票大的。

　　1832年，在眾多合伙人支持下，渣甸在廣州開設了一間普通合股公司，取“快樂融合”之意，命名怡和洋行。這家公司的主營業務，除了從中國運茶葉到國外，就是從國外運鴉片進中國。鴉片吸入肺腑，融入血液，便謂之快樂融合了。

怡和洋行創辦人之一、大鴉片商渣甸（William Jardine）

　　一年後，英國國會取消東印度公司對中英貿易的專營權，怡和洋行趕上了好機會，一躍英國在亞洲最大的洋行，鴉片貿易量也從一年4000箱，一路暴漲到一年能賣36000箱。怡和洋行的鴉片快船紅色流浪者號，一年之間頻繁往返香港與印度，成為了碼頭上的常客。很快，他們成為了東方最強大、最富有、最有影響的公司。

　　但這還不夠。渣甸在開除一位拒絕在安息日裝卸鴉片箱的船長後說，"我們每個人都遵守嚴格的宗教原則，但我們擔心太正直的人不適合毒品貿易。"很快，他們開始遊說英國推行戰爭占領港口，讓鴉片貿易可以合法化與規模化。

內伶仃島附近洋面的鴉片船隊和走私快艇（1830年）

　　他們做到了。

　　1838年，渣甸啟程回英國前夕，來自世界各國的80多名商人舉杯相送，就連請政府也一直留意着他的動靜。確認渣甸啟航之後，負責廣州禁毒的欽差林則徐聞風而動，收繳來20000多箱鴉片集中銷毀。

　　這次銷煙，成了渣甸在國會面前斡旋的籌碼。

　　數百名商人在他帶頭下簽名請願，促成英國對中國發動戰爭。渣甸包攬下戰爭計劃、戰略地圖、戰爭策略、保障和政治需要，甚至軍隊和軍艦的補給。在這份計劃里，他特意提出占領廣州附近的一個島嶼或港口，比如港口開闊而安全的香港。

　　不過，一開始英國看中的是舟山。

　　在清廷眼中，舟山靠近北京，且在長江出海口，危及浙蘇滬這些稅收“糧倉”，必不可失。而當時微不足道的香港，可以作為與列強周旋的籌碼，已經是它最大的價值。如此，這塊只有78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離開了清國的地圖，進入了日不落帝國的版圖。

　　其實，英國人根本瞧不上這地方，他們稱這裡為“barren rock”（意即貧瘠的小島）。因為這裡實在太小了，香港島本島只有約78平方公里，而舟山本島有502.6平方公里。土地緊張，刻在香港的基因里。時代的必然，早已在歷史中埋下了伏筆。

　　這個彈丸之地，也有舟山島比不上的地方，這裡有天然的深水良港。港闊水深，風平浪靜，不淤不凍，通道眾多，這個先天的條件，是它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自由港的原因之一，這讓它不僅是香港島的碼頭，甚至成為整個中國的碼頭，世界的碼頭。

　　開埠那天的拍賣會上，怡和洋行用565英鎊，買下香港第一塊出售的地皮。

　　緊接着，香港的碼頭有了現代的雛形，碼頭上來往反覆的，主要是鴉片、英國軍隊軍械、洋行、英國人；岸上的慢慢建立起英國軍事基地、洋行、倉庫；海面上停靠的是英國的海軍戰艦，以及洋行的商船。

　　船運、倉儲、船塢成為香港最早出現的經濟行業。

　　鴉片戰爭之後，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接踵而至。戰爭塑造出的流民們，則在下南洋風潮的引導下，為這裡帶來充足的底層勞動力。大量來自廣東福建沿海地區的貧民從碼頭登陸香港。洋行那些堆滿碼頭的鴉片，也找到了充足的苦力。

　　通過洋行的船和鴉片，香港開始與世界相連。英國人正式接管香港後，鴉片貿易被合法化，鴉片貿易從黑暗走到前台。從此，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鴉片走私巢穴和貯存、轉運的集散地，並持續了30年之久。

　　“香港是靠鴉片才得以存在”，這樣的歷史評價沒有誇張成分。1847年,從香港碼頭出口的貨物總值為22.6萬英鎊,其中鴉片占了19.5萬英鎊,超過總值的86%。鴉片的貿易量也在增加，1857年,經由香港碼頭進入中國的鴉片達6.6萬箱,遠遠超過鴉片戰前的最高水平。

　　背後的日不落帝國，獲益頗豐。但這依舊是大英帝國地圖裡面不受重視的貧瘠之地。

承接半個上海

　　曾以侵略者姿態進入中國的怡和洋行，又在新的侵略者驅趕下疲於奔命。

　　1937年，受戰火侵擾，當時的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告急，近旁的“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也不再安全。好不容易從香港把觸角伸向內地的怡和洋行，不得不放棄設在上海的總公司，在國民政府號召下遷往重慶。

　　至於那些沒有隨遷的上流階級們，則把賭注壓到了香港。

　　1941年3月19日，從小崇拜鄭和、一心想做“船王”的董浩雲在香港註冊成立“中國航運信託公司”，並將內地的航運產業轉移到香港，他還帶來了後來香港的第一任特首——董浩雲的長子董建華。

　　李鴻章那不被後人承認的外孫女張瑛，也被戰火留在了西環碼頭上的香港大學，用筆記錄下那段刻骨銘心的日子，後來，她的筆名比本名更為人所樂道：張愛玲。

張愛玲

　　在被看作“避風塘”的香港，人才、資金，乃至產業都隨着逃難的人流匯聚起來。一個做轉口貿易的港口城市，在特殊的時代下變成製造中心，如今的不少老派實業富豪，便是這時開始紮根香港，比如榮氏家族、董建華家族、包玉剛家族，邵氏家族等。

　　這時的香港碼頭，來來往往的貨物終於不再是鴉片，華僑從世界各地募集而來的藥品、軍械、糧食、資金等都通過香港轉運到內地，為抗戰貢獻出這座城市的價值。

　　但是，登上香港的碼頭不等於徹底安全了，中國內陸的戰場進展緩慢後，日本軍國主義陷入瘋狂。

　　1941年12月8日，日軍向駐紮在新界的英國軍隊發動進攻，港島在短短18天內完全淪陷。同一天，日本在太平洋的另一邊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1年12月25日那天，這個剛剛萌芽的自由商埠的第101次的聖誕節鐘聲，成了喪鐘。這距離英國正式接管香港的1841年正好100年，但他們不得不暫時退場，日本成為這片海島暫時的主人。

1941年12月26日，日軍在香港島北岸舉行入城儀式。

　　日軍治下，經濟崩潰接踵而至，港幣貶值、物價飛漲，島上百姓連糧食、供水、醫藥等基本生活都成問題，搶購大米成了日常，甚至有“人吃人”的傳聞流傳下來。最後港府不得不向日本求助，但大米配給制度給日本軍政財政帶來極大財政負擔。

　　極端惡劣的生活環境下，逃到香港的潮汕人李雲經染上肺病奄奄一息，彌留病榻之際，他告誡14歲的兒子李嘉誠：求人不如求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香港的發展幾乎停擺，碼頭也成了在日軍的監視下流通港島居民生存物資的場所。

　　一切直到1945年，日本在密蘇里號簽訂投降協議，香港再度歸入英國管轄範疇。這一年，16歲的李嘉誠去了舅父的鐘表店裡做學徒，要負擔家庭的他，還太小，沒有能力踐行父親交待的“求人不如求己”。

　　那時的香港，依舊是英國的殖民地，還不是李家的城。

　　戰爭總是不斷地把各種資源推向香港，當然，戰爭也不斷地利用着香港。

　　後來國共內戰，香港再次成為避風港。在野政客、商人巨賈、知識分子、地主遺老、國軍軍官、貧農流民都把香港視為最佳庇護所。人才和資金也繼續出現暴增。1946年至1950年，內地流入香港的資金超過5億美元，人口則以百萬計。《香港年報》直呼城市嚴重擁擠，“許多新來者對城市生活毫無所知，忽視衛生規條。成千上萬的人們，在破損的房屋裡尋找居所，沒有衛生設備，從污染的井裡取水”。

1945年，香港人口為50萬，至1950年，香港人口大增到220萬。

　　香港成了移民匯集之地，一浪接一浪的移民人口洶湧而來。在車馬郵件都慢的年代，輪船，成了觸摸遠方世界的橋梁，碼頭，是世界上最近的遠方。他們從香港各個碼頭登上香港島，構造香港的底色。

　　那些人，如同浮萍，被狂風驟雨逼仄到這個伶仃洋的島上，沒有了根。被迫離開故鄉的人，才有更強烈的文化和精神歸屬的需求。這些移民裡面，以上海人為主，如張愛玲和汪明荃也都來自上海。張愛玲在港大校園寫就的《傾城之戀》裡記錄：“這兩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

　　形形色色的人從香港各個碼頭登上香港島，構造香港的底色。

　　來的不僅是人和錢，這些逃難的人，依然盡力維持着上海灘名流的體面，作風“海派”，一時之間，香港的上流社會也以效仿上海風氣為時尚。

　　大半個上海的精、氣、神、魂，都跟隨輪船漂洋過海，從碼頭上了岸，留在了香港。

　　就這樣，無論是精神文化上還是物質財富上，香港都在短短十幾年內從無到有從建立起來了。西洋文化、粵閩文化、中國傳統文化開始交融，相互摩擦碰撞，最後生出香港獨有的文化底蘊。上海在當時的世界地圖上，是遠東閃亮的“燈塔”，香港接過了它。

　　有了內地轉移過來的資金和人才，香港距離成為世界舉足輕重貿易港只欠一個東風。

時代的選擇

　　朝鮮戰爭不久，中國大陸遭到西方國家聯合制裁。

　　彈丸之地，如果用武力強占，是有可能收復的。但歷史選擇給香港另一個可能。

　　當軍隊打到香港邊上時，上邊的指令阻止了進攻，傳達的意思是，中國要留一個窗口跟西方打交道。從此，香港迎來約50年“窗口期”。那大概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內地遭到封鎖期間，不少生意只能走私完成，整個大陸的生意只留了這麼一個窗口進出，香港被這股東風吹成走私生意的天堂。不少富豪都是在此時倔起的，霍英東依靠封鎖期間幫內地走私商品成為新一代的“紅頂商人”，也讓霍家在內地和香港都站穩了腳跟。

最左：何鴻燊；最右：霍英東

　　這時，香港的碼頭不僅屬於香港，它更是全中國的碼頭。

　　與此同時，香港的碼頭也見證着內地工業發展的軌跡。

　　中蘇關係惡化後，資金和技術渠道斷裂，貨物只能通過香港碼頭運往內地。70年代初的“四三方案”，計劃用43億美元外匯引進西方的26套大型技術設備，香港便擔任起內地和西方的中間人——上海石化，燕山石化，齊魯石化，武漢鋼鐵，南京鋼鐵均是經由香港的碼頭引進。

　　來自大陸的商品，也藉此遠銷海外。比如50年代江西共青城的鴨絨，去香港轉了一圈就被包裝成“港製品”，從香港的碼頭出口到美國。因為當時，香港還在英國人手裡，美國是允許“港製品”進口的。

　　亞洲四小龍中的香港和新加坡，都吃着這種“封鎖紅利”茁壯起來。通過走私生意完成資本積累同時，承接從西方國家轉移過來的低端製造業實現經濟飛躍。

　　曾經運鴉片、運戰需物資、運送舉家逃難或隻身赴難的人的香港碼頭，跟着貿易全球化的步伐。昔日停着英國海軍艦船的深水良港，被世界各地的輪船填滿。

　　就這樣度過了二十多年，到了60年代末，一個工業上的偉大發明讓香港世界貿易樞紐的地位再上一個台階。那就是集裝箱。集裝箱的標準化設計讓它能適應全球範圍內的船舶、港口、航線、公路、中轉站、橋梁、隧道、多式聯運相配套的運輸方式。

　　集裝箱的出現提高了世界貿易的運輸效率，也改變了香港碼頭的面貌。1969年，九龍倉建立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香港第一艘集裝箱船”SSSAN JUAN”號掀開了香港集裝箱運輸業的第一頁。香港碼頭上，原本千姿百態的世界商品從此以後變成五彩斑斕層層疊疊的集裝箱。從此，香港由碼頭上建起來的城市，變成了集裝箱上的城市。

　　碼頭也在發生變化，維多利亞港由於靠近香港中心，已經無法容納連年增長的貨物吞吐量，香港政府在偏僻的新界葵涌區規劃了香港第一個集裝箱碼頭。

　　集裝箱碼頭的出現讓香港從舊式港口轉化成世界領先的港口。這個碼頭，也正是汪明荃視頻中的碼頭，直到今天，依然是香港和內地集裝箱碼頭的先驅。

　　如果只是有以上這些，香港碼頭還不足以成為全球最繁忙的碼頭，也無法成為全球貿易的樞紐。

　　歷史軌跡讓香港飄零在體制外，這也讓它獲得了關稅獨立的地位。

　　即使回歸以後，香港仍然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繼續作為GATT締約方，不受大陸政府干涉，還可以與其他國家地區單獨協商關稅優惠。

　　香港成了遠近聞名的自由貿易港，貨物經過香港只需跟海關做簡單的進口申報，一般不會產生稅金，即使有也少之又少。在加上香港各個碼頭操作效率高、手續簡便、成本低、航線遍布全球等原因，不只是中國，對於全球而言，香港都是理想的物流中轉地。

　　香港的碼頭從來都是人來人往的。有人來，也有人離開。

　　1997年7月1日的凌晨，天氣，滂沱大雨。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和英國王儲查爾斯在夜色中經由皇后碼頭，登上了英國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的甲板。這一次，皇后碼頭沒有迎來新任港督，它也完成了迎接歷任港督和英國官員的歷史使命。

　　皇后碼頭，這個從殖民地時代一直見證著維多利亞港海岸變遷碼頭，從此，被用於懷念的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它身後的香港，正打算大步往前邁進。

集裝箱上的城市

　　關稅獨立，是香港手上的一張王牌。

　　即使回歸以後，香港仍然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繼續作為GATT締約方，不受大陸政府干涉，還可以與其他國家地區單獨協商關稅優惠。

　　香港成了遠近聞名的自由貿易港，貨物經過香港只需跟海關做簡單的進口申報，一般不會產生稅金，即使有也少之又少。在加上香港各個碼頭操作效率高、手續簡便、成本低、航線遍布全球等原因，不只是中國，對於全球而言，香港都是理想的物流中轉地。

　　有了自由貿易港的基礎，香港得以迎接一股更強大的東風，改革開放。

　　由於在地理、政策、資金等方面全部占優，香港成為獲益最大的港口。在外貿成為拉動經濟最強大馬車的背景下，香港碼頭上的貨物，9成與國內有關。雖然實體產業基本已經轉移到珠三角，但貿易依然成為香港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給香港25%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

　　內地進行改革開放的1978年，香港島也風起雲湧：這一年，包玉剛已經從門外漢成長為超過董浩雲的“船王”，風頭正盛，一時無兩。

　　做金融出身的他，看到船運行業重資產背後的風險，打算轉行房地產——他看上了九龍倉。這時的九龍倉，不再是百多年前用來存放鴉片的碼頭倉庫，而是香港最大的貨運港，擁有深水碼頭、露天貨場、貨運倉庫、大廈、酒店、有軌電車、天星輪渡等資產。

　　誰擁有了九龍倉，誰就掌控了香港大部分的貨物裝卸、儲運及過海輪渡，九龍倉的資產規模，堪稱價值連城。更重要的是，九龍倉那些位於尖沙咀、港島、新界的碼頭貨倉，已然成為香港的黃金地段，引得香港所有地產商虎視眈眈。

　　李嘉誠也早已開始偷偷收購九龍倉股份，只是無奈資金不足，一口吃不下。“李家城”和“包家港”由此強強聯手，趕走在香港活躍了一百多年的怡和洋行，拿下九龍倉的控股權。在九龍倉的地皮上，包玉剛締造了海港城和銅鑼灣時代廣場兩個商業地產傳奇，在“李家的城”中分了一大杯羹。

　　2004年，被包家與李家聯合掌控的葵涌碼頭，一度坐上全球最繁忙貨櫃港口的交椅。

　　從青葵公路往下看，成千上萬的集裝箱整整齊齊地碼在葵涌碼頭的大幅空地上，像孩童的彩色積木。積木旁，是上下左右飛速運轉的鮮紅色的吊車，旁邊有藍天白雲海鷗，構成一幅壯觀又旖旎的工業畫卷。

　　這裡一地的航海貨運，占到全世界貿易量的80%，可以說，那時候的葵涌碼頭，運轉的速度就是世界的跳動脈搏。巨大的吞吐量面前，279公頃的面積尚顯不足，要不要興建葵涌第十號碼頭，成了2004年香港社會的熱門話題。

　　結果一翻過年，葵涌碼頭的吞吐量突然開始持續下跌。

一個時代的完結

　　2001年後，中國加入WTO，內地經濟開放程度增加，大陸沿海的上海、寧波、廣州、深圳等港口城市也迅速崛起，滋養香港的東風已經變弱。

　　但香港全球第一貿易港的地位，並不是內地這些城市搶走的。

　　從走私紅利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裡，新加坡一直都是香港的強勁對手，這個70%都是華人的國家在2005年搶走了香港世界第一大集裝箱港口的位置。

　　這是香港碼頭的歷史轉折點，隨後，香港碼頭的世界排名不斷下降。到了2017年，香港港在全球十大集裝箱港口的排名跌到第五，兩年後，已經跌到了第八。在國際貿易上，東方之珠的光暈逐漸暗淡。

　　2017年後，香港排名下滑嚴重與全球貿易疲軟的背景有很大關係，但在此之前，香港已經出現碼頭用地不足，成本高等頹勢。在葵涌碼頭每一個集裝箱收費，要比20公里外深圳媽灣港高三分一。

　　2020年，香港港口1-5月同比下跌-6.5%，集裝箱吞吐量連跌第28個月。而上海，已經連續10年蟬聯全球第一集裝箱大港。

　　即使失去了貨運的優勢，香港原本也還有其他機會。

　　雖然香港港的排名不斷下降，但香港的碼頭仍舊熱鬧。2003年，內地遊客赴港自由行開通，此後每年赴港旅遊人數大幅上升，香港零售業迎來十餘年的黃金期。

　　只是，與內地裂痕逐漸加大，讓這種輝煌沒能持續下去。這幾年的香港，風雲激盪。閭丘露薇總結香港的近15年——“只剩下司法，還支撐着這個地方。”

　　製造業早已空心化的香港，在疫情的黑天鵝面前，沒有一點緩衝的餘地。訂單取消、航班停運、港口關閉等連鎖反應，最終讓香港的碼頭走到沒人、沒貨的境地，曾冠絕世界的葵涌碼頭，如今成了汪明荃鏡頭下海上沒船、岸上沒箱的景象，顯得停滯而寂寥。

　　新的威脅還在襲來。

　　5月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遞交報告，欲取消香港的特別關稅區地位。雖然香港的特別關稅地位由WTO賦予，但生意卻大部分掌握在美國資本家的手裡——美國是香港最大的外資來源。

　　如果這一提案成真，香港需要擔憂的將不再是集裝箱港口排名，而是經濟自由度、市場競爭力、營商環境、金融地位、客運量等一切曾引以為傲的優勢，或許都會逐漸瓦解。

　　即使不再是無人問的小漁村，但在時代的車輪面前，就算香港也逃不過被撕扯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