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的大清媒體
2014年07月18日12:10   新浪文化  微博 作者：陳事美   

日本人實拍甲午戰爭鏡頭
　　說起甲午戰爭，人們首先映入腦海的便是慘烈的中日海戰，是民族英雄鄧世昌與官兵一起駕駛“致遠”艦撞向日本“吉野”艦，最終壯烈犧牲，英勇殉國的感人畫面。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中日軍事實力的對比，主戰派與主和派的分歧，朝廷與民間的種種反應。人們不能釋懷的是，中國的沒落與洋務運動的失敗。而作為大時代的瞭望者，媒體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卻被無情地忽略。事實證明，媒體在甲午戰爭前後的輿論導向作用至關重要，甚至是影響戰爭發展的重要因素。
　　大清時期的媒體，就是純粹的報紙。沒有廣播電視，更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報紙是絕對的老大。鴉片戰爭後，上海率先開埠，現代意義的報紙正式出現。到甲午戰爭期間，上海的報紙已經非常發達，堪稱全國媒體的風向標，比較知名的如《申報》、《新聞報》、《萬國公報》、《字林滬報》等。雖然甲午戰爭持續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但各媒體均給予了高度關注，從時局分析、戰況報道、時事評論，再到批評政府、建言獻計，可謂是全方位的多面聚焦。具有濃郁家國情懷與理想主義的媒體人，在民族危難之際，以一顆拳拳愛國之心，積極吶喊，奮力鼓與呼，不僅提振了國人士氣，還極大促進了民族覺醒。但由於時代的局限，大清的媒體缺乏國際視角與格局，並虛妄自大，盲目煽動民族對立情緒，甚至出現“筆桿子”欲指揮“槍桿子”的滑稽局面。
　　120年前的中國，沙俄是中國最大的威脅，國人皆知，人們絲毫並未感覺到日本的蠢蠢欲動。就在甲午戰爭開戰前的半年，朝鮮東學黨起義後，《申報》以特有的政治敏銳向政府與國人發出了警示。1894年1月27日，刊發《聞朝鮮亂耗書後》一文，文中寫道“日本人屢生覬覦，大有以琉球相待之意”。文章認為，日本人早有吞併朝鮮意圖，似當年侵占琉球一樣。此時的清政府，還完全沒有意識到日本企圖借道朝鮮，侵略中國的野心。媒體有此遠見卓識，一方面得益於作者對時局分析的判斷能力，也得益於《申報》作為大報的地位。大報吸引高端人才，又有專門的國外新聞渠道。《申報》以政論見長，政治嗅覺靈敏，自然要高於其他報紙，如《字林滬報》直到5月底還沒有搞清日本大幅增兵朝鮮的目的。
　　伴隨甲午戰爭的開戰，中國各大媒體紛紛開設專欄，密集報道戰事。如“本館接奉電音”、“政論”、“西電譯要”、“窺日要言”等。由於清政府對媒體的幾無管制，媒體言論很大膽，在戰爭期間，媒體可直接批評朝廷，以示監督。如北洋海軍的建設問題，《字林滬報》在9月30日的文章中，直接批評通商大臣不敢申請造船，又抨擊當權者認為造船是亂花錢的錯誤言論。10月5日，在清軍陸地戰場節節敗退之際，更是痛斥指揮者無能，“於此可知諸統將之實無能焉”。
　　不僅敢於批評，媒體甚至大膽建言，要求光緒皇帝御駕親征。乖乖，媒體的這種膽量在今天的國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10月8日，《字林滬報》發文《恭擬聖主親征議》，要求光緒效仿宋真宗親征契丹。文章認為，當下最要緊的便是，皇帝需御駕親征，“親統六師，東征日本”，甚至一鼓作氣，直搗日本老巢。
　　書生報國無他物，惟有手中筆似刀。報人主筆多為文人，理想主義較重，以慷慨激昂的文字救亡圖存也在情理之中。在甲午戰敗後，媒體更是發出了各種革新除弊，變法圖強的聲音。《新聞報》提出，應築鐵路、鑄銀錢、設郵政。同時，該報積極倡導向日本學習。“甲午一戰，日本以徹底的西學大敗了中國不徹底的西學。這一事實非常雄辯地為西學致強的實效作了證明。”
　　最重要一點，當時的報人就已經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認為中國必須在體制上徹底革新，“雖不能行民主之法，然君民共主之政似亦可以仿行，如設立上下議院，聽民間公舉賢才，議論政事，多開報館代陳民難。”《新聞報》甚至為此提出了具體操作辦法，可謂煞費苦心。
　　應該說，在國家與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際，大部分中國媒體堅持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是值得肯定的，畢竟報紙的主筆都是中國人。但同時也暴露了媒體的一些弊病，諸如虛妄自大，盲目煽動民族情緒對立，甚至是發布假新聞，誤導輿論。在甲午戰爭中揚名立萬的《萬國公報》則因是洋人主筆，西方觀點較多而備受中國人質疑。
　　在甲午戰爭前，媒體同國人一樣，根本沒把日本放在眼裡，認為日本只是一個“東夷小國”，而中國則是“天朝上國”。日本打中國猶如“螳臂當車”，中國打日本就是“泰山壓卵”，這是國人的普遍認知。作為社會的精英，很多報人也持同樣的觀點。日本明治維新的巨大進步被中國人赤果果地忽視，國人的虛妄自大可見一斑。而英國人同樣忽悠了中國人，曾在北洋水師任職的英水師提督琅威理就在《萬國公報》的專訪中，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海軍不僅足以戰勝日本，即使打西方大國也綽綽有餘。
　　正是這種錯誤的認知，激發了中國人盲目的愛國熱情，各種憤青、各種“抗日”的呼聲，媒體更是連篇累牘地發表主戰言論。在當時的氛圍下，似乎國人打日本猶如“手撕鬼子”一般簡單，殊不知這不是在橫店影視城，而是與崛起的日本真刀真槍的血拼。當時的朝廷內，只有打過仗的李鴻章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
　　有媒體甚至直接列出了作戰計劃。《字林滬報》在8月22日刊發《審機》一文中就提出，中國海軍應將日軍圍困在朝鮮，然後另派一支勁旅偷襲日本。若日軍回撤，則可尾隨追之而殲滅。瞧見沒，這是真正的“筆桿子”指揮“槍桿子”，文人好戰，而武將卻不想打仗。
　　由於清政府拒絕了隨軍記者的申請，在甲午戰爭期間，中國各大媒體只好通過朝廷內線、特約記者、外國譯電等方式獲取新聞源。在新聞時效上，則落後外國媒體很多，準確性也很難保證。“牙山大捷”就是讓人貽笑大方的一條假新聞。
　　與中國媒體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日本非常善於操控國際輿論，僅僅隨軍報道的日本媒體就多達幾十家，一百多名記者活躍在戰爭一線。不僅如此，日本還發動各地日本大使撰文，在世界主流媒體上發表文章，為宣傳日本正義的國家形象展開公關，甚至不惜賄賂路透社。令人沉重的是，翻開當年世界大報關於甲午戰爭的報道，幾乎全是日本的聲音。
　　甲午戰爭後的次年，李鴻章訪問紐約，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中國報紙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中國的編輯們講真話十分吝嗇，只講部分的真實。對此，陳事美以為，媒體固然有責任，但中國自古就難有講真話的環境，清政府難道不是滿嘴謊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