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輕的時候，因為計劃生育國策還未大力推行，所以在我這個已入古稀之年齡段里，膝下只有一個孩子的並不多見。當年由於夫人身體不佳，生下孩子後20來天，得了產後疾病，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報了病危，差點要了她的小命；於是下定決心這輩子只能要一個孩子了，後來隨着國策的大張旗鼓，我們竟然成了 K 市計劃生育模範，先進典型，披紅戴花，還上台受獎(一條人造絲彩被面)；
在那年代，人們的工資普遍都低，我們兩人每月總共才950毛(我這個60年代初的大學本科生，月工資525毛保持了18年，改革開放後才得到了提升)，靠這點錢養家糊口，還每月鐵定要給兩家的老人寄點，生活足襟見肘，可想而知日子的艱辛了；令人快慰的是孩子卻長得健康，漂亮，聰穎，人見人愛；由於夫人的運籌惟握，精打細算，小日子過得可算得上夫唱婦隨，其樂融融。
夫人的身體剛好不久，讓人揪心的事來了，孩子4歲那年，得了一種怪病---紫癜，吃藥打針不見效，不僅紫癜反而擴大增多，而且還經常吐血絲，到處求醫無效，考慮到在小城再這樣拖下去，孩子會有危險，於是急中生智，把他送到北京姥姥家，請了一個中藥鋪姓杜的老中醫整治開方 ，幾年裡吃了一千多服中草藥，幾乎每天一服；也是這小東西造化，命大，吃藥很乖，不用大人哄，也不要糖騙，那味如黃連的湯，天天“一海”，他總是一飲而盡，從不叫苦。因為有病，整天呆在家裡，他姥姥就教他識字，他4--5歲就能朗讀“希臘神話”(肯定不懂意思啦)，最近幾年所說的神童也不過如此吧。幾年後上小學時，他竟能拿着一本“高玉寶”小說參加入學面試，可順意翻開朗讀，學校不信，還找來人民日報和參考消息，他照樣能順利朗讀(但不懂意思)，驚呆了所有“考官”。
經過幾年治療，奇蹟終於出現了---孩子的病已痊癒。因為中藥，小傢伙雖被落了一口”塑料牙”，幾年裡卻出落得一表人才，由於我們的教育輔導和他聽話，努力，均以優異的成績從小學，初中，高中畢業了；高考以我們 K 市“狀元”，總分省列前茅的成績步入了大學殿堂(因為當年B大沒去K市招生，現在便成了沒有園夢B大的終身遺憾)，同事們都這樣對我說：“你寧是按照自己的意願把孩子捏成了” 。
在高中畢業前，孩子的衣服全是他媽買布做的，或用大人的衣服改的，從來沒有買過成衣，孩子也很懂事，知道家裡經濟不寬裕，從來不攀比。不料，小東西的一切竟成了周圍鄰居，同事們用來教育自己孩子的“楷模”，直到現在，他的小兄弟，小姐妹們還這樣埋怨他：“因為你，我們小時候沒有少挨我父母的打罵！”。
我在工作中，由於勤奮和大膽闖新，曾填補了國內的一項空白，與其他幾位同事一起得了省(部)級重大科技成果獎項，也可能還有其它什麼原因吧，被 K 市市委組織部看中，於是我 “進步”了，由企業里一個普通的中層幹部，正高工，當上了4000名職工的部屬企業一把手。
後來，因為企業與國外技術合作，我有幸多次到過歐洲一些國家，主要是德國(當時的東德，西德 。到過西德的30多個城市，把個小小的西德幾乎跑遍了；到過東德的2--3個城市；拆了柏林牆後還去了幾次呢，) 和法國(到過巴黎等4個城市) ，考察了很多工廠和設計研究機構，結識了很多外國朋友，先後被邀請到了近百個朋友家裡作客，親眼看到，親身經歷了我們還無法與之相比的輝煌和技術成就。我雖不可能會落到“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園”那種盲目崇拜和痴迷程度，但卻不知不覺的萌生了讓孩子出國深造，掏金的念頭；隨着我出國次數越多，到過的地方和看過的東西越多，這個念頭就越強烈，越迫切，越堅定，決心就越大。全然就不顧孩子的意願了，一再給孩子講國外的所見所聞，引導他好好努力。哪個父母不是望子成龍啊！不都是為孩子好嗎？由於孩子自小就很懂事聽話，所以近乎強加給他的“留洋路”也欣然接受了。
孩子大學畢業，自然便按既定方針(我的指令)，放棄了學校分配他到南方S大城市，進國內著名的 W B 家電集團工作的好機會，卻回 K 市一個百十來人的集體企業，一呆就是2年。用他自己的話說：“整天與這些老娘們，老頭兒在一起婆婆媽媽，我都快忘記我是誰了！” 。正在此時，接到加拿大 S 大學的錄取通知文件，正在北京開會的我，當接到孩子的電話信息時，大有“終於如願以償”的興頭；於是為他辦理簽證，為他整備行裝，因為實在沒有銀子，向同事借了一點，自己再翻箱倒櫃，傾囊一助，可憐！總共才給他換了2000美元，寒酸哪！我的孩子就這樣走出了國門。
幾年以後，孩子拿到綠卡，從學校出來，找到比較穩定的工作，定居加國；我們退休後來加國探親，為我們申請了移民，我們拿到楓葉卡。從此，我就一頭扎進了這個“洋插隊”的隊伍里，進入我在國內，德國，法國經歷的不同層面，慢慢開始看到，聽到，親身經歷到他們中間的很多故事，真正了解了這班“少數民族”的心聲和處境，開始體諒他們的難處，並為他們的艱苦創業，堅韌不拔的拼搏精神，一往直前的毅力叫好，他們在這裡經歷的，實際上和國內當時的“上山下鄉”幾乎一樣苦，所不同的只是環境和周圍的人群。
在國內我並不知道這支隊伍里的許多故事；在德國，法國因為我身份的特異，所認識的朋友也幾乎都是德國商界名流，地方政府官員，地方社會名流，和分公司經理或企業的高層管理幹部等，自然到處陽光燦爛，異彩照人，它們負面的東西，我更全然不知。
孩子們在這裡邊打工邊上學的艱苦實情，對我如雷轟頂，端盤子洗碗什麼都幹過，竟然還要一天打兩份工。於是我開始後怕當年讓孩子出來的盲目性，從心疼到暗暗的自我懺悔，心裡總有一種“好險哪！” 的後怕感和對孩子的負疚感。要是當年留在國內發展，我想不會吃那麼多苦的，掙的錢不會比現在差多少。
現在可以告慰和慶幸的是：孩子尚具有極強的生存本能---奮鬥精神，環境使人得到了鍛練，靠2000美元闖蕩江湖，初步站住了腳跟，不容易！。最後，讓我給孩子們說一聲“孩子，你吃苦了！如果讓老爸給你重新決策一次的話，決不讓你出來！決不！因為太讓人揪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