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當時正在同仁醫院住院，給氣得說不出話，心臟驟然難受，趕忙吸氧。

　　一口一個“恩師”，對母親點頭哈腰的人，最後卻對母親這麼兇狠。

　　5月，母親回到香山，和羅秘書攤牌，決心解僱他，並給香山派出所打電話，講述了秘書威脅自己的情況。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車前來母親住處了解情況。小羅獲知後，態度大變，誠懇表示一定搬走。母親給他寫信說：

　　小羅，

　　一、前天電話上你表示可儘速搬走，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遲不得超過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夠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條件很快地搬走。

　　二、請你把我還在你手中的材料、東西整理好，全部交還給我——如我的圖章，兩個戶口本之一，和北植簽的住房協議。還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寫作資料等。

　　三、以前送給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給你寫證明，這不合理（都有什麼，我哪裡都記得）。可由你一式兩份寫明，我可以簽字，分別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書箱、線裝書及硬木小櫃等，在你搬走前，必須交回。

　　四、你修了電冰箱，由王同志給你送去110元修理費。

　　總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們爭取善始善終。

　　楊沫

　　1993.6.4

　　我忙於寫作，你有何意見，或對王同志說，或寫信給我，我需平靜，特忌外界干擾

　　母親在自己日記中說：

　　昨天給羅寫了條子，限他月底搬，要他還圖章、戶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見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煩，看來不由官方出面，他是不會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親的電話線中斷，外面下小雨，並無大風，母親懷疑有人搗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報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長前來看望母親，安撫了一番並又交換了些意見。之後，他們正式出面找小羅談，讓他儘快走人，態度還很客氣。

可是到了月底，這個病號還是沒走。

　　老兩口商量了一番後，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們都年邁體衰，而秘書卻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這倆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個男孩公開對李叔叔說：我一見你就有氣！跟這家人住在一個院子裡，老兩口確實沒安全感。

　　母親對香山派出所領導談了秘書的最新情況，並詳細講了他怎麼冒領匯款；怎麼打着楊沫的旗號四處招搖撞騙；怎麼看房子弄丟了自己的劇本；怎麼讓他走，他賴着不走；還怎麼在電話中恐嚇自己……

　　所長表示，沒說的，馬上讓他走。

　　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面，嚴正警告羅不得拖延，必須立刻搬走。懾於專政機關的威力，這人才怏怏地搬離。

　　母親給他的最後一封信是：

　　小羅同志：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沒搬完東西延長一天，沒關係，何必致歉！

　　有兩件事，你必須給予答覆：

　　一、你們在我的東牆外建的臨時棚屋，我曾問你，是你們自己拆，還是由我們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將要把院牆加高，你的棚屋必須拆掉，才能施工，請你決定後答覆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記中撕下一部分。在你這次退還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見到。記得當年這些日記是請你給我保存的，想你不會忘記此事，你留它無用，請退還我！

　　祝健康

　　楊沫

　　　　　　　　　　　　　　　　　　　　 1993.7.22

　　然而這撕下的日記，秘書始終沒有歸還。和北京植物園簽的住房協議以及線裝書等也沒歸還。

　　母親在7月22日日記中說：小羅搬走，去一大病。

　　母親與小羅的長達30年交往就此一刀兩斷，至死再無任何聯繫。

　　秘書搬走之後，香山清靜了。

　　從此，家裡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宣告結束。母親身上的正氣壓倒了邪氣。她離佞者遠了，離自己的孩子近了。

　　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沒。

　　李叔叔極其疼愛自己的三個孩子，對家庭有責任感，是一個盡職盡責的父親。他全家人彼此相依為命，互相牽掛，互相提攜，頻繁走動，家庭關係特別融洽。李叔叔沒有父道尊嚴，與孩子平等交往。為辦孩子的事可以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嗜好，四處奔走。他喜歡為孩子掌勺做飯，喜歡幫助孩子幹些家務。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能這樣的重親情，俯首甘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對原來的久病臥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煩不厭，從沒有過緋聞。

　　在李叔叔這樣一個特別重親情的老伴薰陶下，母親也恢復了親情。

　　現在，母親不再像候鳥一樣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響，她願意與孩子相處在一起了。她潛在的母愛甦醒，非常關心我們及孫子輩的情況，時不時寫信或通電話，問長問短。我和哥哥此時都已是四五十歲的漢子，重又感到了母親的溫暖和慈愛。逢年過節全家又能團聚一堂，享受濃濃的親情，和和美美。

　　母親說這時候她才感受到了天倫之樂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問她：過去經常去外地寫書，一去數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親回答：“哪有不疼愛兒女的母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虧欠了兒女們。他們自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都是住校，節假日回來也未必能見到我。他們缺少母愛和母教，好可憐哇！”

　　母親認識了自己做為母親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彌補。她總是掛念着徐然、青柯和我。她為小胖寫了文章鳴冤，常與徐然切磋寫作併合著了一本《青藍園》，還寫了懷念我的文章。她熱心幫助青柯為中華武術吶喊，協助四民武術社復社，並擔任了社長。母親明顯地變了，變得關心孩子的冷暖，對孩子的困難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別通情達理，善解人意。

　　“慈母”這兩個字是什麼滋味，我在母親的晚年終於嘗到了。

　　她越來越重親情，重友誼，多年來往很少的親戚朋友全恢復了來往。過去疏遠了的老戰友重又密切起來，如胡開明夫婦、李寶光、羅雲等。她並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璇夫婦。

　　1990年夏母親參加一次會議，在人大會堂西門內，遇見了路揚。他們已經十多年沒有來往。這次相會使母親萬分感慨，在日記中寫道：他雖滿臉白癜風，但白的是一個顏色，不難看，人也不顯老。對我熱情問候，並不因我曾責備過他而計較。人總是有感情的，記憶的閘門打開了一條縫，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對他的不滿，他還為我介紹了當年晉察冀的老領導楊成武同志，還見到張帆夫婦；意外遇見這些老戰友，很高興（見1990年8月9日日記）。

　　但母親比較“自由化”。在官員和學者之間，母親更喜歡接觸學者，更能和做學問的人談得來。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識分子大大超過了黨政軍官員。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說到一塊，連個人愛好也變了，能跟着李叔叔看足球賽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親與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結婚，自己的正直又發揚光大。晚年她幹了幾件漂亮事，例如：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個女研究員被丈夫遺棄，攜三個子女生活，遇到住房問題，遲遲不得解決，1993年7月給母親寫信求助。79歲的母親因身體多病，無力介入，就讓李叔叔代表她給北京市人大主任張健民寫信，反映此事。

她幫雄縣堡壘戶王漢秋打官司，替一個冤死獄中的普通農民多次寫信申訴。

　　她為老幹部徐明清鳴不平，為正直說話，為弱者說話，為無權無勢者說話。

　　她寫文章高度評價老幹部胡開明，指出這是個“活着的彭德懷”，應該大書特書，大歌特歌。

　　母親的晚年返璞歸真，可敬可愛。

　　母親去世後，家裡的東西，除了母親的幾張照片，李叔叔什麼也沒有拿。他乾乾淨淨來，又乾乾淨淨走。——他和母親共同生活了6年多，他為母親辦了那麼多事，付出了那麼多心血，買了那麼多東西，如空調、彩電、微波爐等等。他本來完全有理由拿走一些東西，可他兩手空空地返回自己家。

　　母親遺囑中說給他6萬元。他卻以楊沫的名義全部捐給了現代文學館。所以楊沫實際捐給了現代文學館16萬元。他把名聲全送給了楊沫，自己隱姓埋名。

　　所以誰說他是圖楊沫的名兒，楊沫的錢，那完全是胡扯！

　　李叔叔人格高尚，心腸善良。儘管秘書的兩個孩子痛恨他，對他很不禮貌，他還認認真真給兩個孩子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了為什麼要解僱他們的父親，一樁一樁地列舉事實，駁斥他們父親的謊言。

　　他不愧是一個有骨氣，不愛錢，不圖名的學者。三姨白楊曾對李叔叔的小孩說：我真羨慕我姐姐找了個老李這麼好的老伴。我就沒有這個好福氣。

　　母親與李叔叔雖然只共同生活了6年4個多月，但母親的晚年是幸福的。自從與李叔叔結合之後，母親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復成了抗日戰爭時期的那個楊沫樣子，平易近人，被秘書傳染的邪氣完全消失，正義凜然。

　　晚年，母親干的那幾件事可釘可鉚，擲地有聲，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對母親的影響不可低估。他像個心理醫生，治癒了母親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髮蒼蒼老翁，卻純潔如少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挽救了楊沫的靈魂，也挽救了我們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謝李蘊昌叔叔，他改變了楊沫，也改變了我們家。

我不是母親的寵兒。

　　我從生下來就放到農村老家，解放後4歲時才接到北京。雖然只與父母分別了短短4年，卻造成了我與父母之間的深深隔膜。

　　母親年幼時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讓人不解的是她對自己的孩子也主張打。我是

在姑姑的愛撫下長大的，從不知道什麼是害怕，剛來到北京後，整天在院子裡亂跑亂鑽，十分淘氣。被母親認為野得要命，說是農村的姑姑把我慣的。她跟父親合夥，狠狠打了我幾次，把我打老實（見母親1951年5月3日日記）。

　　從那以後，我見了父母像老鼠見了貓，不寒而慄。

　　平時給我送到新華社托兒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後，我也像母親小時候一樣，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動天地就是飯屋和廚房，只有吃飯時才能與父母見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臥室和客廳。

　　農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兒子還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時，她總是責備自己的兒子，說：“小波還小，你應該讓着他。”

　　我作為一個小孩嘗到了姑姑的厚愛，回到自己家後，自然感覺母親冷漠，對母親不滿。但母親認為姑姑的愛是嬌慣孩子，只有家庭婦女才那麼干，嗤之以鼻。

　　我從學校回家後，母親絕少到我的房間看看我，與我說兩句話。父親更是冷酷，老動手打。家裡有什麼好事，如參加什麼活動，看什麼表演，很少帶我去。所以我對這個缺少溫暖的家，沒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搶他們絕非偶然。

　　據常來家串門的人說，他們也感到母親不大喜歡我。因為不是自己帶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這種隔膜長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後十多年後，我對姑姑仍比對母親親，我跟姑姑在一起時，親熱隨便，臉上浮出笑容，跟母親在一起時，卻緊張拘束，總繃着臉；我叫“姑姑”時，又響又親，叫母親“媽媽”時含糊不清，勉勉強強。

　　母親喜歡乾淨，我是農村來的，沒有衛生習慣，又受了《董存瑞》、《衝破黎明前的黑暗》、《鋼鐵戰士》等電影影響，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髒為美，覺得全身戰火硝煙，臉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臉不洗澡，自然不招母親喜歡。母親生氣了就向父親告狀，說我怎麼淘氣，把父親的火激起來，讓父親打，她在旁邊觀看。記得父親打我屁股時，她還指揮父親不要總打一側，打那邊幾下。

　　可能小學三年級左右，大年初一吃餃子。我餓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報告了父親，說我跟她搶飯吃。父親過來，滿臉怒氣，啪啪抽了我兩個耳光。母親對父親大過年的打我，沒有一句批評。

　　還有一次，父母本來說要帶我去看表演，後小胖說要去，就臨時決定讓她去。臨出門前父親看我哭了，返身回來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親站在旁邊，也責備我不懂事……還有一次父親為打我，把死死護着我的奶奶給推了一個大跟頭，終於如願。事後奶奶默默流淚，母親卻百般替父親辯解。

　　父親打我時，母親大都也在場，記憶中她從沒有挺身而出保護我不挨打。相反，她總在旁邊指責我，給父親火上澆油，使父親下手更重。

　　女人太護犢子不好，可一點不護犢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來我就是從農村來的，跟他們有隔膜，再這麼打，更讓我內心受到嚴重傷害。對父母除了恐懼，別的啥感覺沒有。跟他們在一起時，特別緊張，生怕為點什麼小事，大巴掌掄下來。總缺少父愛母愛，我對父母也愛不起來。跟他們沒話說，回到家就悶在自己房間，沒事從不去他們的屋。就算我淘氣的出格，也不能這麼打。這麼打只是讓我反感他們，恨他們。

　　我內心裡總是懷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時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樸熾熱的鄉情，農村的大人小孩一個個對我都那麼在乎，那麼熱情。返回北京的家後，幾乎受不了家裡的冰冷，憋在屋裡淚流滿面。母親在1961年10月4日的日記中，記載了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為老家的人們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給我留了一封信，卻原來是想老家。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換，因為是從老家穿來的，臉也不洗，據說可留着老家的“鄉土氣”(甚至連小便都衝着老家的方向。——後加)。多麼痴情的孩子！虧他想得出。這樣對他健康學習都有妨礙，我立即給他寫了一信。……孩子也許從我們身上感不到溫暖，故而才如此熱烈地愛着老家的一切。

　　母親分析得很對，我就是因為感受不到父母的關愛，才那麼懷念農村老家。儘管那裡貧窮骯髒，吃得不好，整天是窩瓜，上廁所時一群群蒼蠅往屁股上落，卻有濃濃的親情。

　　後來，母親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畢業前，她花40元為我配了一副無形眼鏡，讓我應付參軍體檢。這在當時是一個工人的月工資，全北京佩戴者寥寥無幾。為獎勵我好好學習，她還給我買了一支汽槍。這在當時也差不多是一個工人的月工資。

　　這一段母親對我最好，偶爾，她還親切地管我叫“波子”，讓我聽了心直發抖，全身暖融融，舒服無比。

　　記得住在國務院宿舍時，我正上小學，有那麼一兩次，她親自給我洗手，說我的手黑得像老鴰爪兒，把我雙手按在洗臉池裡，抹上肥皂，用刷子刷。這也讓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樣，甜蜜極了，40年過去仍然歷歷在目，一想起來，還要冒口水。

但這樣的時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遠，是發脾氣訓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頓怒罵就把她那一點溫情給我帶來的好感全罵沒了影兒。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學期，我為申請入團，當着團支書張均滿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決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後，我把左手放在左褲兜里，乘14路公共汽車回家。左褲腿被鮮血浸透一大片，給周圍乘客嚇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

同志特別同情，焦急地建議司機把我直接拉到醫院。她那眼神充滿慈愛和心疼。

　　回到家後，母親一邊包紮，一邊訓我：新中國的青年有幾個像你這樣干的？你們學校有幾個同學這麼幹？完全是舊社會封建江湖習氣！

　　我一句話不說，臉色嚴肅。自認為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卻挨批，萬萬沒有料到。

　　父親也痛罵我搞舊社會封建幫會那一套，共產黨從來不提倡這個！母親罵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長越抽抽。父親怒目圓睜，衝上來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無語，怒視着他們。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如此氣急敗壞？我一沒偷，二沒騙，三沒耍流氓。僅僅為申請入團寫血書就這麼拳打腳踢，打得我耳朵嗚嗚響。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當眾斷指，難道也是江湖習氣？

　　那時我已15歲，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含淚給周總理寫信，訴說我為申請入團，慘遭父親毒打，母親在旁當幫凶。並揭發父親在家裡大搞法西斯獨裁，家長制統治。因為我看見過父親的委任狀上寫着周恩來的名字，就給他寫信，請他嚴肅處理馬建民。

　　14路汽車上的人，素不相識，對我都那麼同情，而自己的親生父母，卻這麼狠打一個鮮血浸透一條褲腿的孩子。而且，他們不是沒文化的老粗，一個是大學校長，一個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們，親手把他們的一張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親的矛盾也與我心胸狹窄，思想偏激，極左和幼稚有關。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軍的電影后，非常為自己家鄉的八路軍自豪。我回老家時，也遇見過不少當年的八路軍。他們現在都是農民，黑黢黢的，說話有髒字，身上的衣服不那麼乾淨。我被自己家鄉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學校也不洗臉，不洗腳，以髒為榮。我在全育才小學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牆上蹭髒了才穿。我覺得越髒越土才越像八路軍戰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榮。

　　母親卻喜歡乾淨，自然不招母親喜歡。我把母親講衛生，天天洗臉，養花養草，欣賞字畫，當成資產階級。潛意識裡覺得母親資產階級化了。特別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後，母親成為名人，為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做了很多高級衣服，還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丟人。因為電影裡，只有那些資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這麼打扮。

　　有時候，老家或根據地的老鄉來找她，她總讓保姆或我問清楚對方是誰，來幹什麼。如果是求她幫忙辦事的，常讓我們說她不在家。而我卻很可憐這些碰了閉門羹的人。覺得人家老百姓大老遠來找你，你卻騙人家。林道靜對上門求助的窮苦人那麼熱情相待，你書上寫的跟你實際做的不一樣呀，所以對母親有意見。

　　上高中後，回家次數越來越少，基本上是一個月回一次。母親也無所謂，絕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對母親越發不滿，感到母親心裡沒有自己，便憎惡這個家，覺得它散發着資產階級霉氣，充滿虛偽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軍，也認為《青春之歌》小資產階級情調太濃，不如《烈火金剛》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寫了這種書。初中上語文課，講到她的一篇文章時，我甚至想曠課。雖然她很有名，卻羞於向人承認自己是她的兒子，很羨慕那些革軍子弟。因此文革前，我與母親的衝突，多是因為我的極左觀念造成的。我受了當時左的宣傳，總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資產階級生活習氣。

　　而文革之後，經過多年的底層生活，我的思想觀念大變。對比文革前，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變成“右派”，又嫌母親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統，對受苦受難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總寫光明面，套話官話太多。

　　如果說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親不與我來往是被迫的話，那麼以後她還兩次與我斷絕來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親發現我在寫《血色黃昏》，表示堅決反對，說我寫的這部書稿是“大毒草”，是“控訴無產階級專政”。為不讓我寫《血色黃昏》，她唆使父親偷走了我的手稿。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記憶，從頭開始重寫。因為我去信索要手稿並責備他們的偷竊行為，母親大怒，立刻聲明與我斷絕一切關係，還四處對人說我是白眼狼，品質惡劣，忘恩負義，不讓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東西就可以偷嗎？

　　差不多兩年，母親跟我一點沒來往。當時我在大同當工人，過春節時，無家可歸，我再怎麼保密也瞞不住身邊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圍的工人都認為我母親肯定不是親的，親生母親沒這麼幹的。

　　我猜想，母親內心深處可能不滿意我對姑姑比對她好。她曾給過我一條天藍色的毛褲。我嫌太漂亮了，送給了姑姑。她知道後，又從姑姑那裡要了回來。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後回到成都，這時錢全花光了。10日我從成都給姑姑寄過一封信，托她做父親的工作給我些生活費。姑姑把這封信交給了父親，此信一直保留到現在。信中說：

　　我永遠忘不了在那最困難的日子，你是怎樣餓着肚子讓我吃飽的……儘管他們給我吃雞鴨魚肉，給我手錶、自行車，可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隨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騙子”的角色。和他們在一起總仿佛有一層無形的隔膜。

　　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氣，認為對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裡老老實實全是偽裝，我不愛他們，只愛姑姑。所以母親最常罵我白眼狼，說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幫”，我從大同市考進了北京大學，父母才與我恢復了來往。但我們的思想還是談不到一塊兒，共同語言少。我為張志新的遭遇難受了好長一段時間，母親卻沒有我這麼強的感受。她重用那個秘書，她為科研油子花那麼大的精力，卻沒有心思為張志新吶喊兩聲。

　　到北大後不久，開始批《苦戀》，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有一些事發生，因為看法不同，我與父母再次發生爭論，他們又再次與我斷絕關係。母親甚至還在 1979年4月8日給北大中文系寫信，就我與外國記者接觸，譴責了我一番，要求學校對我嚴加管教，如仍固執己見，可以給以必要的處分……

　　幸虧班主任趙嘖老師對我很好，告訴了我這一情況，並竭力保我。

　　我悲憤地想：當形勢緊張時，母親應該站出來保護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動給學校去信表態，批判孩子，聲討孩子，從背後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兒子是賣國賊、貪污犯、殺人兇手、強姦了婦女，母親應該深明大義，不護犢子，積極揭發檢舉。但只因與孩子的觀點不同，只因為孩子跟法新社記者說了說知識青年和下層百姓在“四人幫”時期的苦難，怕給自己惹禍，就給孩子單位寫信表態劃清界限，這是母親應該干的嗎？連“馬列主義老太太” 都未必幹得出來啊！母親的這一刀，實在扎得太深了，讓我刻骨銘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當然痛恨她，她的行為玷污了母親的稱號，太功利，我對她寒透了心。

　　這一次又斷絕了很長時間來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麼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學校。那段無家可歸的日子，只有遠在貴州的姐姐徐然給我來信，送來一縷縷手足的溫暖。

　　後來經過徐然的說和，母親跟我恢復了來往，可裂隙猶在。成家後很長一段時間（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與母親來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黃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後奮鬥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這個反革命真不好當。別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裡還能得到親情溫暖。而我這個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裡還受冷遇。

　　父母可是從不承認對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們對孩子不夠關心，他們就大發雷霆。總認為他們生下我們，是對我們的大恩大德，我們的抱怨是忘恩負義，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黃昏》出版後，母親還批評我書裡寫的她不真實——主要是沒有像別的吹捧文章，把她說得十全十美。其實，我已經把她美化了。

　　這個家給我造成的精神傷害是慘重的。

　　——為什麼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總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國常常感嘆，年輕時如果把練塊兒習武的勁頭放在學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過得多，父親打我數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從初一起就拼命練塊兒、悠雙槓、舉槓鈴、摔跤打拳……以為自己身強力壯，武藝高強，父親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與這個家庭有關。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異。除了姑姑和老家的親戚，我不相信任何人，連親生父母都這樣冷酷自私，我還怎麼相信外人？對任何生人，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戒備，是警覺。我信奉人性惡是四海皆準的真理。遇見生人總往壞里想，不愛交際，從不主動跟人說話。在學校里，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見人的狗，見了人就會惡叫，非常兇狠。我也是習慣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見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沒有笑臉。

　　——社交能力、口頭表達能力極差。家裡來了客人，從來不讓我在場（可能是嫌我髒，嫌我嘴巴笨）。平時除了保姆，無人跟我說話。這樣總不跟人接觸，見了生人就緊張，手足無措，說不出話。父母也越嫌我不體面，越不讓我見客人，結果毫無社交能力。上初中時，母親讓我去郵局寄東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麼跟郵局的人說。總不接觸人，總不說話，說話能力就低下。肚裡平時有的詞兒一說話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愛用筆寫。我有事向父母說時，即便在家裡，也要寫在紙上，面交給父母，用書面方式表達。

　　……

　　母親從1963年認識了那個病號，到1978年認識了那個科研油子，到1985年縱容秘書搶父親的東西，中間很長一段時間，她專注寫書，疏遠孩子，缺少親情。大年三十，從不說跟孩子們聚一聚，她根本沒這個意識。有好些個春節，她是一個人在外地過的。從不想想孩子們的感受。所以每逢過節，望着別人全家團圓，歡歡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過，母親的冷漠也激發了我的奮鬥意志。沒有別的依靠，只能自己救自己。她疏遠就疏遠，我不哀求她。她多紅，也不拍她的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發憋一口氣，非要干出點事，來證明自己！我鍛煉身體，我磨礪意志，我犯了紀律不檢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話寫成書，我一條路走到底……無非是在表現自己的獨立和力量。

　　我對母親的意見，也曾向她提過。在1986年2月5日給母親的信中，我解釋了為什麼給她寄《法制日報》那篇有關遺產繼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寫道：

　　媽總說：孩子沒有小羅對你好。其實，是你偏愛小羅勝過孩子。我們是多麼希望能得到一點媽媽的愛，能多多給媽媽一點愛，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場啊！孩子沒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種謙恭卑順過頭的人應須小心。 　

　　隨着母親一年一年變老，她在變化。

　　自從我的書《血色黃昏》1987年底出版，並獲得很大反響後，對她是個震動。張光年告訴她，這本書是迄今為止寫文革寫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對她說，你兒子炸了一顆原子彈。馮牧為這本書熱情奔走，還批評了評論界。——這一切證明她當初反對是錯誤的，對她有所觸動。她開始承認了我，改變了對這本書的態度。當有人說《血色黃昏》粗糙時，她還挺身而出替這本書辯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親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她與秘書瀕臨絕交，我們的共同語言大大增多，她常常來電話，關心我的處境。在那個難忘的夜晚，她數次給我家打電話，詢問我的下落，為我擔心……我們徹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國布朗大學做了訪問學者之後，寫信請她幫忙買一本學英文方面的書，她立刻托人去買，跑了很多書店也沒買到，結果給我捎來了四五本別樣的書，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給我來信說：

　　兒子：

　　兩年多不見了，時常想起你來。看見利利和肖肖，還有些安慰，現在他們也要走了，心裡很有些悵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記中說：

　　這個兒子在美國的花花世界裡，仍然過着勤儉樸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寫書，就是學英語。從他寄來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國內一樣穿着皺兮兮的夾克衫，一臉的倔氣，傻氣。每天自己不做飯，吃點麵包、三明治之類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難為了他……

　　字裡行間，浸透着母親的一片關愛。

　　她開始牽掛我的兒子馬驍，來信勸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別丟了中文。儘管她老寫錯我兒子的名字。

　　這一段“洋插隊”期間，母親給我寫了很多信，畢生中這是母親與我通信最勤的一個階段。過去在內蒙古草原時，從沒接到母親這麼多的信。這時候母親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跡歪歪扭扭，很難辨認，是她在重病中所寫。

　　據李叔叔說，晚年的母親經常思念漂泊在美國的我。起初是擔心我容易激動，在外面闖禍；繼而知道我迫切想回來，又整天盼望着我能夠早日歸來。

　　她在1992年8月5日給我的信中說：

　　在閒時，常懷念你們。我已年近八十，今生還能再見到你們麼？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擁抱你們， 親小小孫兒

　　讓我心中又溫暖，又酸楚。

　　當我漂泊異域，隱姓埋名，被世人漸漸遺忘時，1993年9月她寫了一篇文章《兒子老鬼》表達了對我的思念。此時，她已經79歲。

　　據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說：母親病重昏迷期間，除了念叨妹妹白楊外，還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時總問：小波回來沒有？

　　……

　　孩子時代我害怕母親，隨着歲數的增長，體力的強壯，我也叛逆起來，鄙視那些向她點頭哈腰的人。缺少關愛，使我對母親產生了不滿，很少去親近她。她病了住院也從沒主動去看過，不願討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認為她腐化墮落了，該整一整。

　　特別是她後來跟那個機靈過頭的秘書廝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氣，對她十分鄙視，一肚子意見。從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沒有和母親照過一張像。除非有事，從不找她——難怪她罵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樣，能以德報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滿腔熱忱幫她辦事跑腿兒。

　　我很敏感，她對我一點點不好，都無法容忍，長久不忘。所以我對她熱情不起來，若即若離。很長一段時間，她是不合格的母親，我是不合格的兒子。她做母親失敗，我做兒子也失敗。除了文革中打砸搶過她一回，後來我又偷過她一次。

　　那是父親去世後，她縱容秘書大肆搶掠家裡的財產，我們幾個孩子自然對母親不滿。我幫助她找到了家裡一批最值錢的字畫，如數交給了她，卻不料她完全據為己有，說什麼我是第一繼承，等我不在了，你們才能繼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擔心她會與秘書私分了這些字畫。我不得不給她寄去一篇《法制日報》，寫信說明孩子與她一樣有權同時繼承父親的遺產，不存在誰先誰後。她當時在珠海，看完了信，氣得滿臉通紅，大發雷霆，罵我貪婪，白眼狼，父親剛死就與她爭父親的遺產……徐然告訴我後，我自然惱怒，決定採取行動，把那批字畫再偷回來。——誰叫你們過去偷我手稿的？這是一報還一報。自母親去珠海後，秘書把母親小紅樓的臥室大門和大衣櫃全都貼上了封條。一般都是單位辦公室里逢年過節才貼封條，哪有在家裡貼的？封條對賊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嚇我們幾個孩子，顯示他凌駕在我們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開摩托車到小紅樓，從門上的窗戶鑽進母親的房間，撬開她的大衣櫃，尋找字畫。翻了半天也沒找到，只好偷了她的一個照相機。

為此老實的哥哥背上了黑鍋——秘書和母親都說是他拿的，因小紅樓無人居住，他經常去照看。後來哥哥因一時經濟拮据，向我借錢，我送給了他100元，以表內心的愧疚。29年來這個秘密從未對任何人說，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誠摯的道歉。

　　我雖然很壞，又搶又偷又騙，不是好兒子，可是在我獰惡粗野的外貌下面，在我的內心深處，對母親還是依戀的。三年困難時期，我最大的夢想是能重新回到母親肚子裡，不再挨餓。青春期時，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親那樣的臉型和相貌，圓乎乎的。

　　我對母親的感情非常複雜，難以用幾句話說清楚。對她的美好，我戀她；對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愛撫，就用恨她，冷淡她，疏遠她來保護自己的自尊。她給了我生命，給我很多敏感的氣質。我病危時拯救過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後，又幫助過我，使我愛她。可她不關心我，不把我當回事，還動不動就跟我斷絕關係，讓有人認為她不是我親媽，深深地傷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親有多少毛病，怎麼缺少母愛，理智告訴我，她還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時刻，她沒有窩在大城市北京過舒適安穩的小日子，卻來到抗日戰爭的第一線——臨近京津保，鬥爭最為殘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區。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骯髒的廁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着生命危險四處奔走，完成上級任務。雖然她身邊的戰友三天兩頭犧牲，雖然她很怕死，卻沒有當叛徒、逃兵。 ——她一點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藝老戰士差！

　　而她的第一個丈夫，後來的著名學者張中行此時卻坐在北京的書齋里讀書，做學問，毫無生命之虞。——但母親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英明的。她若跟學者張中行生活，只會是個家庭婦女的下場，絕無後來的成就。

　　這是她生命中第一個亮點。

　　母親戰勝病魔，苦熬數年，寫出了《青春之歌》，不隨文壇寫工農兵的主旋律，大寫一個女性知識分子，一個有濃厚小資情調的成長中的人物，一個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獨樹一幟，獲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全國的轟動，這是她生命中第二個亮點。

　　走出極左桎梏，堅持真理，主持正義，晚年為徐明清、王漢秋、胡開明等人奔走吶喊，為受壓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後的亮點。

　　母親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種缺點，也犯過錯誤。她寫過失敗的作品，對孩子缺少關愛，看錯過人，被別人當槍使過……我在本書中都有所披露。可人一輩子，干出了這三個亮點，足矣！

　　母親的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統馬列主義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無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虛偽的一面。可不管有多少面，她一輩子干出了這三個亮點，打不倒矣！

　　父親去世後，一次我去看望她，臨分手前，趁她心緒不定，我鼓足勇氣，吻過她臉一次。母親當時像觸了電，全身抖動，幾乎流淚。可是當她漠視我的時候，說我壞話的時候，我又極其憤怒，在外面我能受委屈，在家裡卻受不了一點委屈。我是個愛也極端，恨也極端的壞兒子。

　　自從母親離開了那秘書，她恢復了正常，恢復了堂堂正正，我對她再也沒有什麼意見。她的晚年可以說是個完全合格的母親。樂於助人，通情達理，富有親情和母愛，無可挑剔。她的正義感噴薄而出，為老百姓幹了幾件很值得稱道的好事。臨終前幾天，她在昏迷中還不斷地呼叫着白楊和我的名字。

　　我很感動。所以望着在痛苦中熬煎的母親，我數次難過得撲簌簌流淚。

　　她走後，我給她戴了3個月的黑紗。

　　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頭，夜夜伴隨着自己。

　　我悲痛過了頭，變成了母親的一條狗，對所有傷害過她的人，發出狂吠。向那家把感冒傳染給蕾蕾，再又傳染給母親的人，面對面地發泄了強烈不滿；對徐然的小女兒在遺體告別儀式上濃妝艷抹，提出了批評；對有違母親遺囑的提議，哪怕是一點點變動也堅決反對；對母親愛過的李叔叔，全力以赴呵護……

　　年輕時，我和母親衝突不斷，多次斷絕關係，但後來終於彼此相濡以沫。現在母親沒了，除非夢中，再也無法相見，一時間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虛和痛苦。最初的那半年，一提母親就心如刀割，潸然淚下。

　　母親呀，生前你忙，不大喜歡我，與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可是身後，我卻能永遠地和你廝守——你的木盒子就擺在我的電腦桌旁，隨時都能看見。

　　我把母親的照片掛放在各個房間，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間房裡，任何一個地點都能看見她。

　　母親的幾塊骨骸就放在一個小鼻煙盒裡，去美國打工時也陪着我，放在枕旁。

　　母親的大床我已經睡了10年，中間凹陷，有個坑了，還要繼續睡下去。

　　母親的寫字檯，早已過時，又窄又小，桌面開裂，也捨不得扔。

　　10年了，母親的病歷、X光照片、掛號證、藥盒、假髮、眼鏡、小鬧錶、大洋娃娃等等悉數保存……只是後悔當年忘了把母親的頭髮剪下一縷，留個紀念。

　　我曾說過，下輩子如果當兒子，還當她的兒子。儘管當她的兒子很苦，得到愛撫不多，生了病不會精心照料，長身體階段回家吃不飽，當了反革命還要跟你劃清界限，有個風吹草動就向單位寫信表態支持處分你，結婚時不會給很多錢……但還是願意給她當兒子。因為我是從她肚子裡出來的，沒有她就沒有我，我聞慣了她身上的氣味。骨血相聯，從腳氣、不能喝酒、近視帶散光，到好衝動、神經敏感、為寫書啥都不顧等等，全來自她的遺傳。

物稀為貴，她那稀微的母愛正因為少，才更難忘，更不平凡，更有嚼頭，回味無窮。

　　這一輩子，我所遇到的幾次大災大難，都是她出面幫忙救了我。我認了自己有個這樣的媽。苦點就苦點，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歡就不喜歡，讓人認為我不是她親兒子就讓人認為，應該知足。即使她一點不愛我，她一生干出了那三個亮點，也值得尊敬。何況，晚年她又給了我很多的關愛，臨終前還多次呼喚我……足以彌補了過去的欠缺。

　　有這麼個媽比沒有要強多了！

　　如今，母親已經離開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靈飄浮在蒼穹中的哪一個遙遠的角落。不過，她生前用過的很多東西還在陪着我，繼續散發着母親溫暖的體溫。10年了，母親的粗毛線帽子我冬天還戴，母親的尼龍襪和肥褲衩我偶爾還穿，母親的大羽絨服我午休時天天蓋。母親擦過的口紅，我雖不抹，卻也保留了10年。一聞見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親身上的芳香。

　　母親在我的心目中是美麗的。那大圓臉、金魚眼、扁鼻子、闊嘴巴都極有韻味，潛藏着慈愛，百看不厭。

　　我忘不了內蒙古草原，我在那裡被整得眾叛親離，屁滾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親，75歲之後返璞歸真，還原為一個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歲，鬍子拉碴。

　　10年了，這個讓我又恨又愛的母親還時不時在夢中與我相見，還常常讓我鼻酸欲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