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對母親一肚子意見。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個。

　　母親作為一個作家，是優秀的，但作為一個母親，卻有嚴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認自己不是一個好母親。

　　母親曾說她不喜歡小貓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歡小孩兒。她的神經官能症使她怕吵鬧，曾明確表示不歡迎別人帶小孩來家裡，說小孩一哭鬧，她的心臟受不了。周末我們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亂太吵。如同她的母親整天醉心於打牌看戲，我的母親整天醉心於她的寫作，都同樣的不管孩子，兒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後，她嫌帶孩子麻煩，影響工作，5個孩子有4個是找別人帶的。

　　據母親自己說，她18歲時在小湯山一個農民家生了第一個孩子。產後12天，因農村鬧霍亂，不敢多呆，就把嬰兒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結果這個小兒子長到1歲半時，生病夭折。

　　她第二個孩子徐然，只奶了8個月，也送回了河北農村老家。

　　第三個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於河北深澤農村，剛過滿月母親就出去追趕賀龍的部隊，將孩子留在農村。以後不聞不問，直到8 歲哥哥眼睛被人扎傷，才把他接到身邊。母親在1947年4月6日日記中也承認自己過去對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個孩子小胖時，母親還想送給奶媽養。因為當時地委領導提倡女同志自己餵養孩子，她才被迫改變了主意，沒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時，她決定打胎，卻因手續問題沒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來。又很快地把剛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餵奶。其實當時環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邊或附近。

　　她說她尊崇盧梭。——盧梭就把自己的親生孩子統統送給育嬰堂，一個不要。

　　從年輕時起，她就不是整天圍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參加革命以後，她更認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贅。這從她的日記中能看出來。

　　1945年11月25日

　　過去我總認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為了工作，就應當把孩子給別人奶，自己騰出功夫來工作。後來看了聶榮臻同志的報告，說女同志是來杭雞等，才轉變一些。但還是輕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還是不奶呢？原來還有些奶的意思，後來敵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區將多少倍的擴大，根據形勢，幹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氣，自己嫌麻煩，就決定了不奶。曾各處找奶母，但沒找到。這時聽說馬同志不回十分區了，為了不願把孩子丟得太遠，這才自己奶着。開始想等到新工作崗位再找奶母，但以後十分區婦女部長給我寫信，叫我千萬自己奶孩子，她說她這次到冀中去開會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領導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楊英同志說自己養活一個孩子，至少可為革命服務20年，這是很偉大的工作呀。於是我才決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陣陣，我還是有許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惱。尤其當孩子淘氣或墮（纏）得自己不能動身時，就煩惱，生氣，覺得冤枉……

　　……有時因為孩子的累贅，不能像許多同志似的活動，工作，內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將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還是不斷地自我鬥爭，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親不願意為孩子多花費時間和精力，總怕孩子妨礙自己的工作和事業。在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地道里，發生過多起女同志為避免敵人發現，把襁褓中的嬰兒活活捂死的事情。這一情節，給母親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證了一個道理：為了革命，為了生存，可以犧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強，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戰爭期間，十來歲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學校。因為不習慣，思念母親，一次她偷偷溜出學校，從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親身邊。母親看見疲憊不堪的女兒卻發了無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擋護，結果手被打破流血。母親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學校。徐然的手背上為此留下了一個疤。

　　母親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尋歡作樂，不管孩子。她自己從生下後，就缺少母愛與父愛，老挨打。在這個冷酷環境裡，潛意識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響，不大管孩子，對孩子的事漠不關心。

　　舉一個小小例子：小學三年級以前我沒有記憶，從我四年級以後到初中高中，學校開家長會，母親就沒有去過一次。父親也不去，總以工作忙，身體不好為由，讓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個看大門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畢業後分配到外地，很多母親總要親自到車站送行。而我家孩子離開北京時，母親不要說去火車站，連汽車站都不去，頂多送到家門口。

　　除了包餃子時，她會和保姆一起包，我沒見過母親周末為孩子們掌勺做飯，改善伙食，也從沒見過她給孩子們收拾衣服，整理衛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顧她。

　　我成年後，妻子曾說我連擦屁股都不會，怎麼搞的？因為母親就從沒教過我怎麼擦，怎麼系皮帶，怎麼剪指甲……母親嫌麻煩，把我往托兒所一送了事。

　　母親說她小時候，她的母親從沒有抱過她，親過她。她也繼承了這個特點。我4歲從農村來到北京與父母生活在一起，記憶中就沒有被母親抱過，親過。也從沒有嘗過坐在母親膝蓋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別人都有向父母撒嬌的經歷，我和哥哥卻一輩子不知道撒嬌是何滋味。

母親童年時，她的母親醉心於打牌串門，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撿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響，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親雖然常在家養病，卻很少到我的房間，陪我呆一會兒。我只能在吃飯的時候，與她見面。平日還不許我在她住處附近跑跳，嫌吵鬧。我只好在後院裡與一群雞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來了客人，除了小胖，絕少讓我和哥哥在場，既不願意把我們介紹給他們的朋友，也不願意他們的朋友看見我們。

　　她去蘇聯訪問，到外地出差、參觀、休養，從沒有給我帶過點什麼小紀念品。我記得唯一例外的是她從北戴河回來，帶過幾個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多數人都不像現在的父母那樣關愛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時人們都埋頭工作，把工作當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顧不上管。但像我母親這樣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卻依舊是少數，並不常見。

　　比如，我小時候患了腸粘連，肚子疼，疼得我滿地打滾，吃什麼吐什麼，母親認為是蟲子病，一直沒當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難受，吃藥也不管用，再三向她報告，她都說是蟲子病，無動於衷，繼續把我扔在東屋，任我疼得呻吟。幾天過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讓哥哥帶我去看病。醫生檢查之後馬上動手術，後來對家人說，我的腸子都黑了，脹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沒救了……

　　她童年時得了病，父母不給她治。她拉肚子，她凍傷腳，她發燒感冒都沒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歲左右又鬧過一次肚子疼，很嚴重，育才學校把我送到友誼醫院搶救，後又在校醫院住了好幾天。這期間，儘管學校打電話通知了家長，母親也沒去學校看看我。可蕭華的兒子蕭雲在《我的母親》一書中說：當他發高燒後，一連7天不退，他的母親王新蘭寸步不離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親絕沒有這麼強的母愛。我患重病時，不記得她陪過我哪怕一天。

　　當動完腸粘連的大手術後，我肚上的傷口剩下一窟窿，遲遲不癒合，出院繼續在家養病。一天因為點蠟燭玩火，燒着了窗戶紙，窗戶冒起了濃煙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禍，又不敢說，怕挨打，躲到廚房。幸虧母親發現衝過來，把火撲滅。之後她拿着雞毛撣子狠狠抽我，連吼帶罵，把我抽倒在地上。

　　對一個6歲的弱小孩子，剛動完手術，腹部傷口還未痊癒，還纏着繃帶，這麼毒打，痛上加痛，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傷害，終生難忘。我哭了很久，懷念從沒有打過我的姑姑。懷念老家農村，那裡雖然窮，卻充滿親情。

　　我剛上小學時，母親為省錢，常讓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為土裡土氣，總被同學欺負。有的同學還說我的媽不是親媽……回家後也不敢說，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時身心受過摧殘，把母親的心變冷變硬。她也不知不覺承襲了她父母的毛病，對孩子缺少關愛，甚至有些冷酷無情。哥哥上初中時，有一段時間肚子總疼，去醫院檢查，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可就是左側肚子疼。以後查了多次，也沒查出毛病。父母即認為哥哥是裝病，以索取關愛。哥哥疼得無心聽課，含着淚說：不是裝病，是真的難受，真的疼痛。母親依舊嚴詞批判他：一個大小伙子，不要那麼資產階級，嬌滴滴，無病呻吟。

　　——其實這是一種神經性腹疼，來源於母親的遺傳。

　　哥哥還告訴我：他高二時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幫子腫得老大，頭昏腦漲，連睾丸也腫了，發高燒39度8。校醫給了他一些藥後，讓他趕緊回家治病休息。怎麼回去呢？校醫和同學們建議他讓家裡找個車來接。因為高燒，哥哥走路搖搖晃晃，想到父親用車很方便就給家裡打電話，報告自己發高燒，頭很暈，請求父親要個車來接一下。父親與母親商量了片刻後問：你現在能不能站起來？哥哥說能。父親問：能不能走路？哥哥說頭很暈，走路顫顫巍巍。父親與母親又商量了一番說，你能站起來，又能走路，還能打電話，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車回家吧。

　　101中學校園很大，從宿舍到車站要走很遠一段路。發高燒的哥哥就只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從宿舍走到車站。

　　——換了一般的母親，哪怕找輛三輪車，也要把發高燒的哥哥拉回來呀！

　　1958年國慶閱兵，清華大學搞了一個特種兵戰鬥師方隊。哥哥手持7.62步槍參加了遊行。之後，立刻又趕到西郊百花山種樹。其間，因為條件艱苦，勞累過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只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興，責怪哥哥為什麼總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會兒一趟上廁所，最後拉得全身無力，要雙手扶着牆，一步一步走到廁所。母親也沒當回事，只讓保姆陪哥哥去醫院看了看，拿了點藥。以後轉變成慢性痢疾，時好時壞，拉得面黃肌瘦。可父母總說他拉肚子不算病。家裡來了客人常常當眾嘲笑哥哥，說他嬌氣，小病大養，練武術練成了病包兒。

　　哥哥一肚子委屈， 曾一口氣寫了3封長信給父母，解釋自己不是嬌氣，確實是鬧肚子，訴說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親卻怒沖沖說哥哥寫3封長信是“一連氣向我們投了3把長矛”，把哥哥被冤枉、寫長信說成是向她發起“進攻”，母親只看了其中一封，其他兩封連看也不看。她夥同父親指責哥哥“變質了”，變得“自私卑微”，就“只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個病號，成天拉肚子，沒人管，正值三年困難時期，關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麼錯呢？那時，飢腸轆轆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點心全給偷吃光，他儘管也餓，還餓昏過，卻不曾埋怨我一句，這怎麼能說“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親都會很着急，很擔心。可我的母親卻出奇的平靜，滿不在乎。她為什麼這個樣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響。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她的父母對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無形中教育了她對自己的孩子也這樣，以為這是不嬌慣孩子。

　　困難時期，我正上初一，平時住校，餓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飽。母親知道我餓，有時也給我一點吃的，但次數很少（那時她總住院）。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開肚皮吃飽。姑姑家很窮，什麼補助也沒有，可從來不管我要糧票。而我家的保姆卻嚴格執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糧票不給吃飯。若少交幾兩糧票，保姆會追着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為交糧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總向着保姆。

　　父親浮腫了，他們買了不少高級糖、高級點心、高價營養品，但這些吃的都放在他們的屋，只供父母享用。他們出門就鎖門，不容孩子染指。他們認為他們是老幹部，有這待遇，他們比孩子重要，先顧他們要緊。現在老百姓都挨餓，你們小孩子也應該挨餓，如給你們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樣，回到家也吃不飽。他每次都主動交糧票，還帶病幫父母幹活，依舊老挨罵。他在清華大學餓昏過一次，回到家裡也餓昏過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頓飽飯。姑姑竟然還給過他糧票！跟父母一比，真讓人感嘆。

　　父母什麼時候給過我們糧票呢？從來沒有。

　　我曾用報紙上的宣傳，衡量過自己父母：不關愛自己孩子的人能關愛人民群眾嗎？對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對人民群眾熱情嗎？母親以自我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長這麼大沒見過母親幹過一件為孩子而犧牲自己的事。

　　文革開始後，父母挨了整，成了審查對象，多年的受冷漠讓我潛在的對他們的不滿大爆發。再加上受極左思潮影響，決心離家出走，到越南戰場了此一生。於是才有捆綁姐姐，砸家裡大櫃，搶一筆錢的舉動。準備一去不復返，永遠不再進這個家門。

　　如果父母對我很好，感情深厚，關係融洽，我決不會打砸搶他們。

　　我這個極端行為當然是錯誤的、幼稚的，更加劇了父母與我的矛盾。

　　我到內蒙古沒多久就給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過着被監督改造的生活。父母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父親根本不指望。無奈中，我只好給母親寫信求救，常常是我寫四五封信，她才能來一封回信，還總是要我向黨和人民低頭認罪。我連想也不敢想她能來草原看看我，幫我解決問題。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會來。

　　而我身邊的一些知青母親，別說孩子受了這麼大冤屈，就是什麼事沒有，還能不顧路途遙遠，千里迢迢趕到內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羨慕，並渴望有這樣的母親。我常想，對孩子來說，要母親就要有母愛的母親。不管孩子，再有名氣，再有錢的母親也別要。

　　——小胖在唐山軍墾農場被整得幾乎精神失常，流着淚懇求母親去唐山幫她一把，替她向領導求求情。母親卻沒有理。只讓大姐去了一下，沒解決問題，後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復了正常。

　　母親年輕時，因為反對包辦婚姻，讓她媽非常氣憤，曾與她斷絕關係，停止供給生活費，這對她的傷害是終生的。她也變冰冷，不重親情，與舅舅、叔叔、姑姑等親戚的關係都相當疏遠，極少來往。與自己的孩子也動不動就斷絕關係。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塊錢放在罐子裡，埋在地下。等他們處境好些後，讓哥哥去把罐子挖出來，卻發現錢不翼而飛。父母馬上懷疑是哥哥把錢貪污了。哥哥沒有偷，當然不承認。為此產生矛盾，越積越深。一次，哥哥與母親談到這個問題時，爭執起來，母親大罵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詐”。平時溫順的哥哥氣憤之極，不知怎麼迸出一句：“楊沫同志，你別這樣冤枉好人！” 母親哪能允許孩子當面頂撞她，立即與哥哥斷絕一切來往。但哥哥還沒成家，沒有去處，只能住在家裡。從此，父母與哥哥一句話不說，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發高燒，連續幾頓沒吃飯，躺在床上，蓋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圍坐在一旁的飯桌吃飯，視而不見，一句關心話也沒有。

　　哥哥後來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摔傷右臂骨折，養病期間，舉目無親，用左手給父母寫信，字寫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說明丟錢情況，並檢討了自己跟父母爭吵不對，說中國和美國都還談判了呢，他們為什麼跟自己的親生孩子一點不來往？信寫得很長，但父母還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說一句話。最後，還是經過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點，母親這才與哥哥恢復來往。

　　對我也如此，數次斷絕來往，讓我嘗盡了冷漠的滋味。

　　我從內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瀾正好在家裡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見面的情景。他說，父母對我的態度及其平淡，只微微點點頭，繼續坐着，一點不像與孩子多年沒見又重逢的樣子。從談話中得知，我在內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勞改了好幾年後，首次被允許回來，就更讓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門遛彎兒回來，父母毫無特別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親也甚少過問。她認識那麼多人，從沒說幫孩子介紹一個朋友。與別的母親相比，她對孩子的終生大事，缺少興趣。據我所知，家裡四個孩子結婚，她或則反對，或則不管。我結婚時很窮，向她要錢，她說，哪個孩子結婚，我都沒給過錢，為什麼就對你特殊？嫌我庸俗。經過反覆跟她說，才給了我200元（100元買床，100元代她請客吃飯），這算相當不錯了。我兒子生下後，她也從沒給小孫子買一件東西。哥哥就更慘了，因受父母株連，而立之年找不着對象，母親也不管。哥哥結婚時經濟很困難，她僅僅請吃了一頓飯，一分錢沒給，一件禮物沒送。

你說她不懂這些人情常理嗎？她身在珠海，卻能給北京老戰友的孩子買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還能邀請他們小兩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還曾送給朱述新的愛人（我育才小學的同學）一件高級水貂皮大衣。可作為她自己的孩子們卻從來享受不到這種待遇。即使對她比較喜歡的兩個女孩小胖、徐然，也沒有送過這麼貴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個收音機，還得付給她錢。

　　母親有個女同事韓靄麗，1963年左右調到市文聯工作。母親見她總不穿襪子，以為她生活困難。一次開完會後，母親悄悄把她拉到沒人地方，塞給她幾雙襪子說：我給你帶來幾雙襪子。

　　不料這位女同志笑了，婉言謝絕；自己從小就不穿襪子，連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親有點尷尬，在文聯傳為笑談。可大家都感到了母親的善良，對同事有愛心。

　　然而她對家裡人，就另外一副面孔。小胖臨死前一段，常常也沒有襪子穿，大冬天光着腳板穿雙棉鞋，她卻沒說給小胖幾雙襪子。

　　在小胖的問題上，最能看出母親的兒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頒布後，公安局因證據不足只好釋放了殺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認罪。有個公安局的朋友把這消息透露給母親，讓她趕緊活動，否則那傢伙就放出來了。母親卻平靜地說：隨它去吧，小胖已經死了，再關再判，也解決不了問題。何況那個人還有三個孩子。算了。

　　朋友很驚異，說母親太善良了，連兇手的孩子都那麼關心。

　　——然而這對小胖善良嗎？難道小胖的命就這麼不值錢，殺了就殺了，兇手可以逍遙法外，照舊唱歌嗎？如果說，小胖死時，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還情有可原，但這個嫌疑犯釋放時，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親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響，完全可以為小胖的事，找有關部門領導交涉，再給好好查一查。可她只給市公安局的張烈寫過一封信，就再也沒管，眼睜睜看着那個殺人嫌犯給釋放。以後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腦後。當哥哥問起這事時，她讓哥哥寫信催，自己卻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對林斤瀾說過：這個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個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網開一面吧，不必再追究了，幹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瀾感到母親非常的大氣。但作為孩子，我卻覺得她缺少母親的責任感，心目中留給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無辜被殺，這可是個人命關天的大事。母親堅信小胖是那個唱歌的殺的，看電視時，一看見有他，馬上換台，卻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她醉心於幫助劉亞光打官司，她有時間為劉亞光，給這個中央領導，那個中央領導寫信，卻沒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從沒有為小胖的事給中央領導寫信。

　　相比之下，一個農村婦女若遇見這種事，肯定會為孩子不顧一切地奔走呼號，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干，也要上訪申冤，不能讓兇手逍遙法外。可小胖出事後，母親難受是難受，卻沒有為小胖的案子花什麼大氣力。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還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親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記中說：

　　小胖，我的孩子，我對不起你！為了寫作，我沒有精力為你去奮鬥，去打官司。也許今生你就這樣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長夫人說：1975年小胖出事後不久，曾在柳蔭街碰見了楊沫同志。當楊沫同志說到自己的女兒出事時，口氣一點也不悲傷，似乎還興致勃勃的，滿面紅光，讓這位部長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實，母親當然難過。小胖是她親手帶大的，她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錢最多。但她是情緒型的人，感情衝動得快，消失得也快。過了那一陣後，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為保護母親使盡了力氣，可小胖被害後，母親卻是這等表現，令孩子們悽然……她總以寫那個很糟糕的《東方欲曉》為藉口，逃避做母親的義務，逃避為小胖之死伸張正義的責任。在這一點上，她絕對是個有欠缺的母親！

　　她後來讓家人把小胖的骨灰從老山骨灰堂取出來，放在家中，說將來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許多年後，不知什麼原因，又吩咐秘書把小胖的骨灰給處理了。秘書去外面轉了一圈後，說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臥佛寺的一個坡上。

　　從此，小胖的骨灰蕩然無存。

　　母親長年在外寫書，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個人扔在小紅樓那空洞洞的家中。這個孩子從十來歲就感受着說不出來的孤獨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親才寫了一篇文章紀念小胖，可能她有負疚之情吧。　　

　　多年來，我常常思忖，為什麼母親對孩子缺少愛？

　　除了戰爭年代，確實有顧不上的問題之外，恐怕與長期以來大批資產階級人性論有關。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愛，人性被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意識而大加討伐。冰心就因為宣揚“母愛”而受到批判。全社會提倡為革命不講親情——親不親，階級分。因而孩子揭發老子，親屬之間劃清界限司空見慣。母親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階級就要表現得更極端。那時兒女情長被認為是覺悟低，受到輿論的批判和嘲諷。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導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結果就有母親這樣的革命者，認為應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為母愛越少越好，這才算覺悟高，思想好，對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遠比對自己的孩子關心和熱情。外人不穿襪子都要幫忙，自己的孩子明顯地遇害，卻撒手不管。在單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卻動輒打罵孩子，冷漠粗暴，照顧粗疏——謂之曰：嚴格要求，不嬌生慣養。

可以說，那對種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狹隘理解和片面的極端教育扭曲了母親的人性。

　　另外，與她早年受鄧肯的影響有關，崇尚叛逆女性。剛開始叛逆封建禮教、傳統觀念，後來啥都叛逆，連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緣意識、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為重親情落後陳腐，母性是動物本能，格調不高……所以，她與親戚甚少來往，對幼兒缺少憐愛，對孩子生病和挨餓缺少同情；極其蔑視姑姑的濃厚親情意識，認為只有家庭婦女才那樣，沒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從動了兩次手術，過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宮，母親性情變得煩躁易怒，為一點小事就生氣。她自己就是個病人，需要別人照顧，自然對孩子缺少耐心和關愛。

　　還有，父親對孩子的冷漠傳染了她。她在日記中不止一次埋怨父親不管孩子，讓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後導致跟父親一樣也討厭孩子，疏遠孩子。

　　不過，據我看，最重要的是與她童年時的遭遇有關係。如果她的父母很愛她，很關心她，她絕不會這個樣子。——母愛能傳染，“不母愛”也能傳染。

　　她可能覺得，她這樣對待我們比她自己小時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親生在一個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潛移默化教給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觀念。在她的意識里，把正常母親對孩子無微不至的關懷，為孩子寧肯犧牲自己的母愛統統當成了“嬌慣孩子”。記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後，回家對我們說這個人太慣孩子了！為討孩子歡心，竟讓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臉。小時這麼慣，將來大了，還得了？不把你給殺了呀！

　　母親曾告訴我：剛解放時，哥哥因為穿着破舊，總給家裡跑腿幹活，被鄰居誤以為是家裡的勤務員。認真想想，當時穿的破，總幹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認為是家裡的勤務員。真正原因是父母對哥哥冷冷冰冰，缺少親情，才讓外人有這個感覺。我也屢屢碰見過人們詢問楊沫是不是你親媽之類的問題。而母親對自己近乎冷酷的行為總用“不慣孩子”來解釋，說她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難保，還怎麼能教育好？

　　母親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當反革命後，她救了我。為哥哥調動工作，姐姐調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幫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點母愛沒有，就是比較少。三年困難時期，她和父親眼看着孩子吃不飽，甚至餓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級點心；她最疼愛的女兒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後又給放了，她卻沒有勁頭去奔走，上告……

　　——嚴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嬌慣孩子也不能走極端，否則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中曾說她“愛也溫柔，愛也冷酷”，儘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對子女有冷酷一面的事實。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對自己的母親有一肚子意見。

1989年5月，經人介紹，她認識了李蘊昌叔叔，給她的生活帶來了巨變。

　　李叔叔是一個搞化工的高級工程師，妻子3年前已病逝。他原籍河北新城縣，正是十分區的地盤。母親抗日戰爭時經常在此出沒，對當地情況非常熟悉。所以兩人一見如故，很能談到一塊兒。

　　母親喜歡古典音樂，李叔叔也喜歡。母親還喜歡聽民樂，李叔叔也不討厭，並幫母親搞來了《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磁帶。

　　兩人都極度反感色情文學。對那種模仿《金瓶梅》寫法，連篇累牘寫床上事的暢銷書嗤之以鼻。

　　李叔叔雖是搞理工的，但翻譯過專業著作，有相當的寫作能力。他博覽群書，略知一些文學，跟母親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

　　李叔叔待人真誠。妻子患病期間，他給照顧得無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個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趕到外地農村勞改，後得了痢疾，回北京無家可歸，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卻敢前去探望，並把病人接到自己家，養了很多天，直到痊癒為止。後來還主動給那人的單位去信，反映這個人的種種困難，結果使那人的處境得以改善。換了親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與母親認識後，他感到楊沫是個好人，值得尊敬，就頻頻去醫院探望母親。當時母親正住院做一個整容手術。為照顧母親，他常常早8點來，晚8點走，一呆就是一天，幾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親無意中說，很久沒吃天福號的醬肉了。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來得晚，上午11點多鐘才到。滿頭大汗走進病房。買來了一包包天福的醬肉、醬肚、醬肝、醬豬耳朵、醬舌頭…… 　　母親說：買這些怎麼吃得了？他用毛巾擦着汗水，喘息着，啊啊地說不出話來。大暑天從和平里到西單，再跑到國防科工委醫院，小伙子都難以忍受，何況70多歲的老人，何況心臟有病。母親很有些感動。

　　兩個人接觸了3個多月，彼此都挺滿意，準備登記結婚。孩子們都持贊成態度。惟有羅秘書感到了恐慌。他特別找到了母親的老朋友，解放軍報社顧問畢永暢以及中華社會大學校長於陸琳，訴說母親與李叔叔交往及準備結婚的情況，貶損李叔叔……感嘆楊老師太容易上當受騙。

　　事後，他鄭重其事告訴母親：於陸琳說你都這麼大歲數了，再結婚讓人笑話！

　　其實於陸琳根本沒說過，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編造出來的。

　　但母親不怕人笑話，於1989年9月去東德訪問前，與李叔叔正式結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風言風語。有的說李叔叔是圖母親的名兒，有的說是圖母親的錢。這些人不理解人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還不個個都一樣，何況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資不比母親少。這些東西都不缺。他已70多歲，沒興趣當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譽。他的同學、朋友一大堆，都睜着眼看着他呢。

　　以後的實踐證明，他跟楊沫的這一段姻緣，純潔無邪，奉獻遠遠多於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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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的日子熱鬧起來。李叔叔手腳勤快，為讓母親吃到新鮮可口的蔬菜，他經常親自到菜市場採購，幫助指導小阿姨做飯。他很會照顧母親，給母親削蘋果，切西瓜，剝核桃。過去，母親嫌麻煩，總是把蘋果洗乾淨，連皮吃，李叔叔來了之後，才吃上了削皮的蘋果。

　　母親的許多家務，都由他承擔下來。他身體健康，騎着自行車四處跑，比那個病號要強多了。見母親的稿子寫好後，秘書沒及時抄，就主動幫母親抄。

　　秘書對李叔叔充滿敵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嚴重威脅。

　　當李叔叔初來香山，發現還有個秘書帶着兩個孩子在此居住，並跟母親一起吃飯時就很不舒服。現在他立刻嗅出了這位秘書身上的邪氣和對自己的敵意，他毫不退讓，勇敢迎戰，一點不八面玲瓏。為了保護母親，他把母親的後勤雜務及文稿的整理謄寫，全都從秘書手中接了過來。他不怕累，不怕繁瑣，堅持天天記賬，讓秘書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渾水摸魚，隨意宰楊沫了。

　　1990年母親在珠海染上肺炎，連着住了兩次醫院。老李就睡在一個小沙發加一隻小凳上。他體形不瘦，卻窩在這麼狹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沒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個張姓部隊作家，認識當地某領導。秘書以楊沫的名義給他寫信，想把自己的兩間破房換植物園西邊的一處新樓房，請人家幫忙與某領導交涉。人家沒理他，他就認為是李叔叔對那人講了他壞話，氣得與李叔叔大吵大鬧。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學的，用嚴密的邏輯分析，與他辯論。羅秘書雖然有着東北人的伶牙俐齒，機敏過人，最後卻被李叔叔問得啞口無言。

　　母親也很快就領教了李叔叔的剛直。他對母親寫的東西，敢提出批評，有時還跟母親爭吵。一次母親生氣地說：你太好為人師，我不是請你來當我老師的！

　　他倔強地嚷道：別以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無縫！你寫的東西有時馬虎，有時文法不通。

　　一家雜誌的副主編沒採訪母親就瞎寫母親，胡編亂造，李叔叔聽說後比母親還生氣。這位老先生認死理，嫉惡如仇，出口傷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後來又得罪了介紹他認識母親的親戚維嘉。

他對母親不拍不溜，常為點小事跟母親爭辯，弄得母親一度很傷心，感到他沒有涵養，氣量狹小，不像個知識分子。母親甚至還正式給他寫過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氣，否則，自己終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親打官司期間，李叔叔沒日沒夜地寫材料，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為一些具體問題，跟這個吵，跟那個翻臉，結果犯了心臟病，住院治療。天長日久，母親發現他生氣、發火、傷人，全是為了別人，沒一件是為他自己。

　　他心地純淨，一點不油，一點不世故，很像個小孩。對周圍人的不良行為，不管是誰，他都直來直去，張口就說，不計後果。

　　母親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感到他是塊頑石，但這塊石頭上卻閃着金子般的光亮。

　　母親還說李叔叔對她不只是開始認識時好，結婚後還是那麼好。隨着母親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務也年年加重，卻從不厭煩。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終自己親自陪住，親自為母親端屎端尿，跑這辦那。

　　他不像羅秘書那樣殷勤伺候母親是希圖從母親那裡索取更多。他照看母親，陪母親說話，為母親買藥報銷，謄抄稿件，寫信覆信……完全不圖任何回報。

　　這些年來，他沒有讓母親給他買過一件值錢東西，給他或他孩子辦過一件事。

　　母親終於認識到了老李是個難得的好人。重情重義，有品有德。雖然毛病也突出，不那麼圓滑，口無遮攔，四處得罪人，卻像鉛垂線一樣正直。黃昏戀有這麼好結果的實在不多。母親很慶幸自己的福氣。

　　那秘書明白大勢已去，對李叔叔恨之入骨。秘書的兩個孩子，正值年少氣盛，也視李叔叔為奪去父親飯碗的仇人，一見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視。

　　母親與朋友通電話時，這個秘書經常在自己屋的電話上偷聽。有一次母親來電話了，她正通話時，李叔叔去秘書屋辦事，發現秘書在偷聽。李叔叔當即質問他為何偷聽？這秘書嬉皮笑臉地說：“我是楊老師的克格勃。楊老師歲數大了，腦子不好，我要保護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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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秋，母親和李叔叔前往珠海過冬。這秘書和他孩子竟然將母親臥室的門鎖打開，住進母親的臥室。當時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書和他兩個孩子使用，可他們還非要睡到母親的臥室，躺在母親的床上，蓋着母親的被子，枕着母親的枕頭……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秘書！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親出院後，到香山取兩個劇本，發現不翼而飛。母親很吃驚，氣惱。她明明記得去年離開香山時自己把劇本放在寫字檯的抽屜里，還用報紙包好，怎麼就找不着了？母親在1992年12月26日日記中說：

　　更有意外事，當我要去香山取劇本時，小羅在電話里說，我去年走時臥室的門沒有鎖。我更覺得蹊蹺了，去年走時沒有鎖門，他為什麼不立時打電話告訴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卻待半年多後，我要去了，他才說出？這種種貓膩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個東郭先生。過去不少人說這個人不好，我全不信，這個事實狠狠教訓了我。以後我該擦亮眼睛了。可惜兩個劇本的丟失使我的文集從原計劃八本變成了七本……實在不寒而慄。

　　1993年長工資時，北京市文聯沒給小羅長，他又懷疑是李叔叔跟文聯領導說了他壞話，不顧母親身體有病，給母親打電話威脅道：哼，誰要背後壞我的事，我就讓他活不成！惡狠狠地重複了兩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