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和幾個海外華人聊到政治，一位二十多年前就已經移民了的大陸理工男嘴裡蹦出了新聞聯播標語！無獨有偶，另一位類似經歷、學歷的華裔加拿大人也真誠地告白：“我是自乾五，自帶乾糧的五毛！”

這兩位海外五毛人士的言行，讓我百思不解：

一個人，辛辛苦苦離開大陸，移民到北美，辛辛苦苦讀書、打工、入籍、成家，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後，竟然還在接受大陸極權政治的毒害，把極權政黨的政治宣傳當作真理，甚至於自覺到互聯網上為維護大陸極權政府而做義工，充當被人鄙視的“五毛”？

離開沒有自由的中國大陸，來到自由的北美，為什麼有人在心理上居然遠離北美，遠離自由社會，更靠近中國大陸，親近專制社會？

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我似乎找到了海外五毛人士的心理機制。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出，自由把人從前個人主義的社會中解放出來，賦予他獨立與理性，卻也讓他感到孤獨、焦慮與無力。自由的積極作用是其賦權，給予個體人獨立、力量與理性的作用。自由的消極作用是其讓個體感到的孤獨與無力感。這種孤獨感之強大，讓絕大多數人無法忍受。在無法忍受的孤獨感帶來的強大心理壓力下，現代人不顧一切地逃避自由，躲進了新的服從關係。

弗洛姆書中的“前個人主義社會”，指的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前的歐洲中世紀社會。事實上，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大陸與歐洲中世紀同樣是“前個人主義社會”，階層固化、等級森嚴、人人都是某個團體（單位或集體）的一分子，但是人人都不是獨立的個體。這種社會給與普通人一定的安全感，但同時也剝奪了個人成為獨立個體的機會。

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標誌着現代個人與個人主義的誕生。自由既有賦權的能力，也有詛咒的能力。自由的賦權讓個人獲得獨立與理性，現代意義上的個人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自由的詛咒在於其將個體與其他人、社會、世界分離開來，看清了自己的孤獨，意識到一己的脆弱與無力，面對強大的資本大潮，危險的外部世界，感受到精神上的孤獨與無力感。

弗洛姆認為：精神上的孤獨，對一己的孤獨、無力與脆弱的認識，是個體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海外華人中的大陸移民及留學生是這樣一個群體：他們在前個人主義或剛剛出現個人主義萌芽的前現代的中國大陸出生、成長，在依然存在精神性的束縛，或者說“第一臍帶”的環境裡他們感到安全，知道自己的位置，覺知自己與社會的某個團體的合一感，雖然尚未發展出獨立性與成熟的理性。

移民或留學的經歷切斷了他們的第一臍帶。他們被連根拔起，沒有了熟悉的社會關係，沒有了熟悉的家庭關係，他們孤零零地來到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被迫獨立，被迫動用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求生存、求發展，面對種種壓力，從上學、就業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還要忍受這種精神上的孤獨與無力感。

移民與留學生確實很難。自由的積極作用與消極作用同時在他們身上起作用。這些離開了祖國母親懷抱的嬰兒，經歷精神上的斷開臍帶、個人誕生的痛苦過程。自由的賦權作用固然可以讓其中的少數人從獨立與理性出發，走向新的生活，積極的、自由的生活。然而，自由的重擔，與自由伴生的孤獨感與無力感驅使着其中的絕大多數人選擇了逃避自由，奔向自由的反面——服從。

弗洛姆這麼形容現代人：“二十世紀的頭腦，石器時代的心靈”。心理、情感上的滯後與知識、技術上的進步未能協調，從而現代人的理性不夠強大，心理不夠成熟，在面對強大的壓力時，他們焦慮而無能。

而海外五毛黨是這樣一群人：二十一世紀的頭腦，擁有西方發達國家的知識和技術，但在心靈層面卻充滿了中國大陸專制制度下習得的糟粕。他們從不自由的中國大陸來到自由的西方國家，自由卻讓他們感受到更多的是個體自我的孤獨與無力。他們被自由嚇怕了，嚇尿了。在精神性孤獨的高壓之下，他們不顧一切地尋找精神上的“第二臍帶”，尋找一種與某個群體的合一感。

很自然地，他們找到了威權主義的中國大陸。當年，威權主義雖然限制他們的個人自由與自我意識，卻也給予他們某種類似胎兒通過臍帶與母體相連的安全感與合一感。

在精神上成為五毛，去擁護與認同專制的中國大陸社會，支持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成為21世紀的阿Q，是海外五毛黨人不顧一切地尋找第二臍帶的努力。

而第二臍帶確實可以幫助他們獲得某種安全感。

通過自我侮辱，把自己輕賤為無足輕重的“五毛”、“自乾五”（和魯迅的阿Q自稱是“蟲子”有異曲同工之妙）。當自我成為飛灰一樣的存在，那麼外部的強力（中共政權、中華民族，等等）就更為強大，個體對於外在的強力就只剩下服從了。

而徹底地服從，抹去個體自我，消失在某種外部勢力或群體（比如中華民族、中共政權，等等）中，從而分享該勢力的光榮，獲得一種群體的自豪感（和阿Q的成為革命黨有的一拼！）。

遺憾的是，第二臍帶的替代性質決定了它的虛幻不實，它的無法長久與補償性。

弗洛姆認為：正如嬰兒一旦出生，斷了臍帶，就與母體永遠分離一樣，此後，回到娘胎就不再是一個選項。個體的人一旦產生，通過臍帶重新變成某個群體的一份子，從而逃避個人的自由也不再是一個真正的選項。

第二臍帶的方法只能獲得表面上的成功，因為它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至多只是替代性的臨時方案。第二性的臍帶不像第一性的臍帶，無法帶來個體與世界真正的合一。個體付出了放棄自我、放棄個人完整性的代價，自覺自愿地服從某種阻遏了他人生發展的權威 （如中華民族，或中共政權），然而並未消弭他與權威之間的隔絕、對立與分離關係。

尋找第二臍帶，奔向自由的反面，奔向對某個強大的團體或個人的服從是現代社會普遍的群體心理。這也是海外五毛黨人身在自由的國度，甚至在改變了國籍之後，依然在心理上依戀甚至服從那沒有自由的中國大陸社會，那泯滅自我的中國民族主義，甚至於貌似強大的中共專制政權的一個根本原因。

我仿佛看到：一大群的海外赤子，有男有女，穿着開襠褲，尖叫着、吶喊着，向着想象中的第二臍帶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