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當社交媒體上出現大量村民冒雨排隊在華西村 2 號金塔兌付存款的視頻，引發“擠兌傳聞之後，先前曾經被披露的華西集團負債總額達 393.32 億元的債務危機，面臨重整的議題又再進入公眾的視野。

其實，自從號稱“天下第一村”的第一代掌門人吳仁寶在 2013 年去世並將華西村的權杖交給他的第四個兒子吳協恩（華西村現任黨委書記）之後，華西村常年依賴的“強人模式”背後的種種問題漸次暴露，關於華西村破產、負債、神話破滅的消息早已在民間悄然流傳。但是由於這個案例本身的象徵意義以及其敏感性，《財經》關於華西村遭擠兌的稿件已經被刪除。同時，多家主流媒體也已收到來自中國中央委員會宣傳部禁止報道華西村負面新聞的指示。正如有意參與華西村債務重整的無錫國聯相關人員表示，“華西村是國家的臉面，三任國家主席都曾到訪華西村，政府不會置華西村於不顧、任由其破產，否則豈不是打自己的臉、打社會主義的臉”。

破產或債務重整且不論，先讓我們來回溯一下發生在 2 月末的事件。

根據《財經》雜誌的報道，2021 年 2 月 25日，多位將錢存至華西村的公眾通過社交平台發布信息稱，華西村先前承諾的利息現在難以兌現。報道指出，有人 2 月 9 日前去兌付資金時被告知 2 月 24 日才可以領取，而其家人在 2 月 24 日排隊幾小時後，僅拿到了本金。另有網友表示，只有 2 月 24 號之前兌付資金的投資者才在本金之外同時拿到了利息，但是利息僅為 0.05%，與華西村此前承諾的 10% 相去甚遠。

廣州《21世紀經濟報道》的報道更為詳細：25 日，一位投資人向媒體透露，華西村遭“擠兌”。從投資人提供的兩個簡短視頻看，在華西村特有的建築廣場外，數百人冒着小雨排着長隊，諸多保安在維持秩序。另一個視頻顯示，疑似財務室的會計們正在幫辦手續。

華西村周邊村村民李先生稱，妻子張女士在 2018 年入股江蘇華西集團公司 20 萬元，入股憑證上寫着，期限三年，分紅 30%。李先生說，“這種形式持續多年，由於高額利息，當時許多村民都入了股，也有的是期限一年分紅 5%。”

李先生稱，從 2 月 24 日下午開始，前去兌付的人取到的分紅從 30% 變成了 0.5%，即當時入股 20 萬元，三年後利息從 6 萬元變成了 1000 元。李先生想要討個說法，但沒有得到任何解釋，最初入股時並沒有簽訂協議，只有一張入股憑證，也無從得知若一方違反條約應作何處理。“他們之前說要 30% 利息的話，就等電話通知，現在話也不說了，直接就只給這麼多。”

華西村周邊村村民張先生認為自己受到了欺騙，“原本的分紅利率是 10%，後來辦理兌付的人員說，存在這裡利息是 5%，而現在，不管存多少年，利息都變成了0.5%。”

24 日，張先生到達現場時人還不多，於是預約了 26 日取款，他說，“當時覺得誠信度還好，應該可以還款，沒有覺得恐慌。”據張先生描述，到了 25 日，現場已是人山人海，他立刻去排隊，拿到了 800 多號。次日早上八時許就去排隊，才順利取回本金及 0.5% 利息。張先生說“辦好轉賬支票，下午兩點半就到賬了，不賴本金就算好的了。”

據說前幾年華西村在周邊各個村莊張貼海報，呼籲村民將手裡的錢存到華西金塔，並承諾三年及以上定期存款，利率為 10%-15%（銀行利率為 4% 左右），個別與華西村村委會人員交好的人士可拿到的利率甚至高達 30%。此舉吸引了江陰市甚至上海、黑龍江的大量公眾前來華西村存款。估計這些前來兌現的村民大部份是這類存戶。至於華西村這種形式的吸收存款，是否涉及“非法集資”目前還沒有被提及。

華西村曾經備受中央最高領導人肯定，被譽為“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成長起來的先進典型，是中國農村發展的一面旗幟”。被中央政府視為“集體主義經濟模式”的典型。經過三十多年的萌芽、發展、壯大的“天下第一村”，現狀是約有 70% 的村民選擇離開，留下來的多為 50 歲以上的人，380 戶村民負債 393 億，每家平均欠1億多。人們不禁要問一句“為什麼?”

華西村的崛起和發展，離不開它們的老村長吳仁寶。毫無疑問，吳仁寶是一個能人，他敢想敢幹，還善於理解及利用政策。通過多次“一分五統”（村企分開；經濟統一管理，幹部統一使用，勞動力在同等條件下統一安排，福利統一發放，村建統一規劃）的辦法，把周圍 16 個行政村合併組成了一個大華西村，人口增加到 3 萬，面積擴大到 35 平方公里。人們普遍認同，華西村崛起的契機在鄧小平南巡結束，廣東省的《深圳特區報》刊載的 8 篇評論文章引起了吳仁寶的注意，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些文章傳達的是鄧小平經濟政策的新思路。於是搶先向銀行借貸，大量購入鋼坯等原材料，利用其後飛漲的價差為華西村攢下了“第一桶金”。至於一位接近吳仁寶的人士表示，相較於外界盛傳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助力華西村“起家”的鋼鐵原料——廢鐵軌鋼，依賴的實為色彩強烈的內幕交易。這位知情者還說：“這是華西村發展的根基，但鋼鐵的利差不可能持續”。時隔多年，“內幕交易”的言論難以驗證。然而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華西村便以村內“人人開豪車、住別墅”而揚名。除了受到國內領導幹部的肯定，吳仁寶還在 2005 年，作為封面人物登上美國《時代周刊》，享譽海內外。

華西村實行的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華西村集團與下屬企業實行承包經營，按“二八開、一三三三”制分配利潤，即企業的超額利潤 20% 上繳集團，80% 企業留用（二八開）；留用部分 10% 獎勵給承包者，30% 獎勵給管理和技術人員，30%獎勵職工，30% 作為企業積累（一三三三）。華西村還有另外一個規定，叫做“少分配、多積累、多記賬入股”，獎勵承包者的獎金 20% 兌現為現金，其它 80% 則以入股方式享受分紅。經過多次調整，現在的華西村集團已經不是完全集體所有制，而是集體控股 70%，村民參股 30% 構成的公私合作模式。

在華西村生活和工作的人因財富差別有明顯的分層。最富裕的是中心村村民。次於他們的是周邊村村民。最底層的是外來打工者。

華西村徵收農民的耕地後，在原有耕地上建設了大量的包括襪子廠、紡織廠在內的工廠。村委會鼓勵失去土地的大量剩餘勞動力，也就是村民們去工廠上班，並成立了由村委會控制的華西集團，集團每年年底會給村民分紅。近年每年每人平均十萬餘元左右。

村民和企業里的工人幾乎沒有節假日，周六日也要上班，只有春節兩天假期，村民外出要向工廠請假。公開信息顯示，早在 2004 年，華西村村民的人均工資已達到 12.26 萬元，由於集團每年所發給村民的分紅，僅有 20% 會以現金形式發放，其餘部分直接存入華西村村委會，因此理論上每戶村民都有 100 萬存款。村里統一分配別墅，每戶都配備轎車，費用直接從股金賬戶中扣除。如果村民要離開華西村，別墅、轎車、股金都要被村里收回。村民的養老、醫療及學生的教育（幼兒園到大學）都是公費。村民對於自己的存款沒有完全的支配權，村民因嫁娶之類的大事時，要使用自己股金中的錢，必須向村委會提出申請，經村委會討論通過後才能支取。而村委會往往以厲行節約為由減少支付額度。一位祖籍為華西村的網友通過微博私信表示“比如申請支取 10 萬元，最後村委會可能只會給 4 萬”。

有人認為：華西村的發展是對個人人性的壓制，亦存在嚴重的個人崇拜。有批評指出“只見集體，不見個人；只有家長意願，沒有個人的理想”，限制資產的自由使用是惡劣的做法，村規跟法律嚴重衝突，剝奪基本人權與精神自由。

根據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怡 2004 年的研究數據，吳仁寶四個兒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資金占華西村總量的 90.7% ，而普通村民月入千餘。網上帖子揭秘說，華西村華麗的外表絕不真實，華西村民被稱為“最富有的農民”，只是字面上的富有，他們其實連正常人的標準都達不到，因為他們被集中監視管理，嚴禁的與外來人接觸，連出去村外都要請示，華西村民除了有限的零花錢，其它開銷都要村里批准才能撥款，而且一旦選擇離開村子，一切財產都要留下。

在“充分發揮集體力量”的口號下，華西村實行的實際上是封建家長式的封閉社會形態。因此歷年來都有村民寧願捨棄所享有的別墅、轎車及股金，離開華西村。有選擇離開的前村民說，華西村的富有與村民無關，“錢和房子不能由我們自由支配，待下去有什麼意義呢？”並舉例稱，他結婚時，父母想跟村委會申請支取 50 萬人民幣用於購買奔馳轎車，但村委會僅支付了 10 萬元，並批評他們不注重實用價值、鋪張浪費，“我最後只能買了一台悅達起亞”。

另外，一位村民表示，未兌付給村民的分紅會由村委會自製的“票據”代替現金，票據存放在村委會，且該票據只能在華西村內部流通。很多村民迫於無法取到現金的壓力，便會在節假日拿着票據去華西村內部的龍希大酒店消費，“居住一晚的費用抵12000餘人民幣”。

從華西村掙的錢只能重新流入華西村，是華西村村民熟稔的潛規則，早在吳仁寶時期便已適用。

一位熟悉華西村情況的人士表示，“村民即使想用自己的錢在華西村外購買房產，也只能買華西集團自己開發的樓盤，否則一旦被發現，將會被村委會'除名'，就不能參與分紅了”。另外，華西村的自辦高中教學質量偏低，在江陰市所有高等中學中的排名比較靠後，但華西村村委會憑藉資源、人力只能在華西村內部流通的“規矩”，使用強硬言辭勸說村民將孩子繼續留在自辦高中讀書。這直接導致很多想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學校接受教育的村民離開華西村，自謀生路。

多年來，華西村沿用“中宣部”的套路，對於所有關於村內事務的相關報道嚴格把關。中國青年經濟學者溫克堅曾特意前往華西村進行調研，在後來發布的文章中，他評價到，“華西村更像是個人造景點，外來人員很難見到普通的村民”。2007年，《人民日報》運營的論壇強國論壇曾組織網友前往華西村探訪，但是後來披露出來的文字均是網友和華西村負責宣傳的黨委的座談會。自始至終華西村的村民都是作為灰色的背景存在，沒有自己的面孔，發不出自己的聲音。

隨着社會的發展，華西村固有的發展模式已經走不下去，據說掌握絕對話語權的村官“二代”吳協恩在華西村的轉型發展中更偏重金融投資和高科技產業。而在上市公司華西股份最新業績預報中，投資遇挫及轉賣資產，都讓外界對華西村這個曾經的“金字招牌”產生了質疑。

2019 年 3 月 13 日，江蘇省無錫市人民政府辦公室下發了一份名為 2019 年第 7 次市長辦公會議通知（錫政辦通【2019】24號）的文件，顯示該會議議題為“聽取關於江陰華西集團流動性困難紓困有關情況的匯報”，列席單位包括市審計局、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地方金融監管局、市國聯集團、產業集團、市建發公司。其中市國聯集團是無錫市人民政府出資設立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和授權經營試點國企集團。一位接近無錫市政府的消息人士表示，會議在市政府三樓會議廳召開，會議當天市政府辦公大樓 1-5 層的所有與該會議無關的辦公人員被直接要求下班，相當於對市政府辦公大樓進行了清場。

但隨後華西村黨委書記、華西集團董事長吳協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華西集團並不存在流動性困難。對於吳先生老神在在的這番話，廣州有一句現成的俗語“死雞撐飯蓋”。2 月底在華西村 2 號金塔急着兌付存款的村民以及大大縮水的利息所顯示的，很明顯就是後繼乏力。

3 月 29 日，有媒體報道“近幾日無錫國聯已派駐工作人員入駐華西村指導工作，並在清點華西村諸如旅遊、鋼鐵之類的優質資產。”按照慣例，華西村已經面臨“剝皮拆骨、剔骨取肉”的階段。接下來，村民們手中的所謂“股金”究竟還有幾分幾厘就真是天知道了。

華西村的“村規”非常符合“內循環”所需要的主要元素，封閉式管理以及“通稿”式的宣傳手法也很符合國情，為什麼走不下去呢？我認為主要還是封建主義“家天下”的思維定式礙事。看看現如今華西村的“領導班子”大家就明白了。

吳仁寶的長子吳協東，生於1949年12月。現任華西村黨委常務副書記、華西集團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同時還兼任華西建築裝潢房產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江蘇華西都市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江蘇華西揚子置業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的法人。

吳仁寶的二兒子吳協德，生於1953年10月。曾任華西村黨委副書記、華西集團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掌控華西村冶金旅遊等行業。還曾出任龍希國際大酒店有限公司總經理等職務，直至逝世。

吳仁寶第三子吳協平，華西村黨委副書記、江陰市華西旅行社總經理。另外還是華西集團旗下8家子公司的法人。另外老三在餐飲界知名度也比較高。

吳仁寶第四子吳協恩，生於1964年6月。接了老爹吳仁寶的班，現任江陰市華西村黨委書記、主任，華西集團董事長。

吳仁寶的女兒吳鳳英，華西村黨委副書記。掌控華西村物流運輸等業務。另外其丈夫繆洪達，也是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同時還兼任華西集團副董事長、華西毛紡總公司總經理等職務。

吳仁寶的兒媳孫惠芬，也就是吳協恩的妻子，負責整個華西集團的物資採購。

吳仁寶的侄媳包麗君，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同時還是華西集團 7 位董事之一，兼任華西集團旗下 12 家公司的董事長職務。

吳仁寶的侄女婿陶葵軍，華西集團董事，同時兼任華西污水處理董事長。

吳仁寶的外甥李滿良，華西集團旗下華西股份的總經理，同時監管集團的會計業務。

吳仁寶的孫女吳潔、也就是長子吳協東的閨女，目前也是華西村黨委副書記。

吳潔的丈夫孫雲豐也曾擔任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同時兼任華西村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吳仁寶的另一孫女吳潔、吳協東的次女，曾任江陰市的副市長、並且是常委副市長。

吳芳的老公李慶，則是華西村黨委委員，同時兼任華西集團副總經理。

吳仁寶次子吳協德的兒子名為吳昊，華西村村民委員會副主任。在經營華西集團的礦業業務。其妻周麗華西村黨委委員，曾任華西集團旗下子公司華西龍禾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另外吳仁寶的外孫女繆華，也是華西村黨委副書記，同時兼任華西綜合管理總公司總經理等職務。繆華的丈夫呂蘇君，則是華西村黨委委員，同時又是江蘇華西村海洋工程服務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回到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怡 2004 年的研究數據，“吳仁寶四個兒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資金占華西村總量的 90.7%”，可以想見為什麼村民想要支取理論上屬於自己所擁有的資金會那麼難？因為這個“領導班子”的心裡，那都是他們的奶酪！所以大部分村民選擇了“用腳投票”，逃離華西村，讓他們自己家人去玩吧。

一句話：華西村就是一個封閉式管理加“內循環”的失敗案例。

雲鄉客註：本文所有數據以及具體案例源自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