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注重“家”系族譜血緣

螞蟻不是“家”族企業

中國人都知道螞蟻的前身是支付寶，也就是阿里旗下的一個小模塊，當年完全是為了解決淘寶支付問題而誕生的業務。到了2014年，為了支付寶的合規性，螞蟻從阿里剝離出來，並單獨融資。

螞蟻具備團隊精神，像螞蟻，一個螞蟻雖小，但一窩螞蟻，有組織、有紀律、埋頭苦幹、齊心協力，團結起來的力量卻能把任何強大的動物咬死。

按照當時的政策，支付業務不能有外資股東，而阿里最大的股東是日本的軟銀，所以一直到2019年，阿里才掌握了螞蟻33%的股份。為此在市場上還引起巨大的爭議，因為從阿里剝離出去的時候，並沒有徵求軟銀的同意。

1999年，馬雲辭去教師公職，帶領18人團隊在杭州創辦阿里巴巴集團。2003年，阿里巴巴推出淘寶網和支付寶，開拓電子商務。2013年5月10日，當馬雲在淘寶十周年慶典上辭去淘寶CEO職位時，阿里巴巴集團不僅已是中國最大的電商，而且已將業務伸展到金融等領域。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集團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上市，創造了史上最大IPO記錄。在當年的胡潤百富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上，馬雲家族及馬雲首次問鼎中國首富。2014年12月，彭博億萬富翁指數顯示，馬雲身家達到286億美元，超越李嘉誠，登頂亞洲首富。

2014年，阿里巴巴集團成立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公司（簡稱螞蟻金服）。2015年1月，螞蟻金服推出芝麻信用。之後數年，螞蟻金服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收購。阿里巴巴集團2019年11月26日在港交所上市後，螞蟻集團2020年7月宣布，將在香港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同步發行上市。

不過，2020年11月3日，螞蟻集團11月5日在上海和香港同步上市的計劃被中國監管機構叫停。2020年十月下旬， 馬雲在上海一個論壇上炮轟中國金融監管制度。此前，他剛於9月底卸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但仍為包括螞蟻集團在內的600多家企業的實際控制人。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因擔心其對中國輿論的影響力，中國政府已要求阿里巴巴集團削減其媒體資產。3月16日，阿里巴巴旗下的UC瀏覽器從中國的各大應用商店全面下架。阿里巴巴持有微博和多家中國數字和平面新聞媒體的股份，其中包含香港主要英文報紙《南華早報》。

中國人注重“家”系族譜血緣       

謝氏起源 ( 謝氏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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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論證了中國是個統一的家產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政體的國家，而西歐則長期處於封建的諸國並立相互競爭狀態；家產官僚制將一切事務性關係化約成以血緣為紐帶的個人性關係，使社會生活中缺乏非個人性的切事性（causality）。

中國長期穩定而和平的局面，使它缺少西方古代、中世紀和近代為資本的自由流動而尋求海外殖民擴張的發展經驗，致使中國為保障資本自由競爭的形式法律和理性的行政迄今尚付闕如。然後，他分析了中國是個以農業和農民為主體、官僚制治理的、家族經濟組合的社會，西歐則是以城市和市民為主體的自由競爭的經濟體制，而城市和市民比較容易傾向信仰理性倫理的宗教，因為經濟理性主義與某種形態的嚴格的倫理性宗教存在着某種選擇的親和性；然而在中國，由於重視祖先崇拜和族外婚制，城市居民仍與鄉村、氏族保持着割捨不掉的聯繫，從而導致中國社會基層組織缺乏宗教—倫理理性化乃至經濟理性化的底層基礎，這些都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結構性阻力。他闡明了宗教—文化對社會結構和制度的作用。韋伯把宗教教義區分為倫理預言和楷模預言，倫理預言（Ethische Prophetie）屬于禁欲主義宗教性質，而楷模預言（Exemplarische Prophetie）屬於神秘主義宗教，不同的宗教都致力於達到某種“與神合一”的狀態，差別在于禁欲主義宗教認定人是神的“工具”，而神秘主義則認為人是神的“承載體”或“容器”。

歐美的組織管理思想起源於古希臘的西方文明，植根於西歐傳統家族制度的個人主義和契約關係的成份，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任何不同個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都可以用“契約”來加以說明，盧梭強調“社會契約”是人類追求社會平等的產物，通過社會契約限制個人“奢欲的衝動” ，使個人“服從人們為自己所規定的法律” [1]。西方從個體主義方法論出發，強調個體的權利，強調個體之間的平等，偏重“契約關係”與“市場規範”的管理模式。

中國屬農耕文化區，東方農耕社會中商品經濟不發達，農耕生產性質造成安土重遷、幾代同居諸特點，因此傳統一向認定“家”組成社會和國家的基本單位，個人只是組成“家”這一基本單位的一分子，獨立的個人是無足輕重的，倡導個體對群體的歸屬，強調群體內部的“序列”與和諧統一。同時儒教中的等級觀念、忠孝思想、宗法觀念等等融入現代管理之中，形成了具有東方色彩的管理風格。

什麼是“家”? 中國的“家”是以系譜血緣關係為主的，傳統中國人的觀念是以一個宗族、家族或房的延續為重，而具體地表現在姓氏的傳承、祖先的崇拜和孝道等行為。就是說，中國社會的“家”僅僅由血緣關係的家族構成。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宗法社會，宗法由父系家長制演變而來，至周代逐漸完備。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複雜的“內生化”過程中，形成了以血緣親族關係為紐帶的深層社會結構，並且綿延幾千年不斷，深深地積澱在社會人際關係和價值系統的深處。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影響個人的感性認識和創造活動的道德倫理信仰體系。因此，血緣紐帶表現得特別堅固，宗法社會特徵得以充分體現，宗族是血緣團體。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農耕社會來說，這種以宗法血緣關係為機制的家庭制度的價值就在於它能夠把千百萬的農民牢牢地維繫在土地上，每個人的心理模式與思維模式，無不被其所形塑。

在家族以外的社會群體中，尤其在關係極為密切的人際間，往往使用類似親屬關係的稱謂。親密的朋友很可能被稱為“兄長” ，老師與學生、師傅與徒弟則充當着類似“父子”的關係，在這些普通的族外關係中，家族紐帶仍不斷地受到提醒、模擬和強化。

中國人所重視的系譜血緣關係，西方人則視為是次要的。傳統中國人強調家庭成員關係的延續性，最擔心的一件事是絕後，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 “家”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即是生活的宇宙，家庭就是一切，沒有家庭就無法生存，而家戶經濟體只不過是用來達成延續系譜血緣關係的工具。

中國的家產繼承則是諸子均分制，兒子對其父親的家族財產擁有不可否認的均分權，即使其父親也不能隨意加以剝奪。日本家族的這種“非血緣性”是日本家族組合方式的重要特徵, 與中國“純血緣”性形成對照。西方人“家”的共同體的延續要優先於個體或家屬的存續。因此, “家”的共同體繼承人選擇主要是以能力為取向。產業的繼承者， 一般當然是以親生兒子為優先，如果親生兒子不成器，那麼可能會被婿養子所取代，甚至把挑選好的未來繼承者直接收為養子，而不指定他的兒子作繼承人是常有的事。

西方人以能力為取向的繼承制度，巧妙地規避了中國家族企業的弱點，有益於作為機能單位的擴大的“家”的合理運營與維持。因此， 在歐洲到處是百年老店，甚至有些行業歷經一二十代家傳，未曾中輟。

在企業的模式上，中國的許多企業在發展的初期採取了家族式的管理，儘管這種管理方式，在企業發展的一定階段，的確在節約監督和強制的成本方面呈現出明顯的“效率” ，中國民族資本企業、東南亞華人創辦的企業以及現在某些鄉鎮企業都不乏成功的事例。

在行為取向上，中國人處理問題時最優先考慮的大致是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將家族利益視為最高價值。傳統中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家族取向壓倒一切。就典型的情況而論, 主要是根據家族的利益來作決定，在這個意義上家族取向至高無上。當家族利益同個人所參與的其他集團利益相衝突時，家族利益將得到優先照顧。個人始終效忠於家族。

在價值觀上，中國人強調人的能動作用，強調人的價值在實現方式上彼此有相當大的區別。在用人選才方面，中國人是以血緣延續為首要，傳統的用人的首選標準是看與自己關係的親疏程度，人際關係親緣化，往往會把單位內部的人員劃分為“自己人”和“外人”兩大類別，並按系譜的親疏遠近而有家人、近親、同宗、同鄉、同學等等，而對家族之外往往缺乏團體意識。只要是“自己人” ，不管是否具備條件，均能得到提拔和重用，若是“外人” ，儘管很有才能，也只能坐冷板凳。這種取向產生一種誤導，不是引導人們如何盡力地提高自身的素質，憑自身能力參與公平競爭，而是滋長拉關係、走後門等不正之風。任人唯親、裙帶風等大致就是這種傳統習慣的影響。從傳統家族制度的結構性特徵來探討其對現代管理的影響:中國注重血緣系譜的宗法社會傳統，相對於西方的“契約關係”與“市場規範”的經營方式來說，不能免除傳統家族觀念和人際關係的束縛。

西方強調的是個別人的作用，它的特點是每一個人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群體性發揮得最充分，這就使西方國家具有強烈的群體合力，個別與整體的關係，表現為“整體>部分之和”的格局。這也是為什麼歐盟能成功，亞盟則沒有。

參考

[1]盧梭 : 《社會契約》，商務印書館 1 98 2 年版，第 3 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