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第一個公開反對“家庭出身、階級成分”血統論的是遇羅克（1942 - 1970）。1966 年底，遇羅克寫了《出身論》一文。此文通過對當時一副著名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統論的荒謬本質。《出身論》一文的出現，在當時社會上引起廣泛而強烈的反響，很多人爭相傳抄，議論，許多讀者從全國各地寫信給遇羅克，表達對他的支持及感動之情。但是，當局對此的態度則是另一極端。 林彪、陳伯達、戚本禹都在當時的講話中批判過《出身論》“是一株大毒草“、“大方向錯了”、“有人利用出身問題挑撥我們黨與廣大青年群眾的關係”。所以《出身論》觸動的不僅是十七年中共舊體制的維護者們的利益，它動搖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內的整個中共的思想體系，它自然而然地成了統治者要絞殺的異端邪說了。1968 年 1 月5 日，遇羅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70 年 3 月 5 日，北京工人體育場裡，在排山倒海的“打倒”聲中，27 歲的遇羅克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

《出身論》一文的核心觀點只是二個字：“平等”，為專制制度下的賤民們爭取政治權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遇羅克認為，由於十七年中錯誤的“階級路線”，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一種社會性的歧視制度 - 出身歧視，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實際上被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而且即便在工廠農村，也同樣在提升、工作分配、經濟待遇、乃至選舉與被選舉權上得不到平等的權利。作者十分清晰地揭示了統治者進行出身歧視的真正目的：“把群眾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對抗性矛盾擴大化，以便分而治之”。

《出身論》中作者的思辯是非常平實的。遇羅克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對聯不是真理，是絕對的錯誤。“它的錯誤在於：認為家庭影響超過了社會影響，看不到社會影響的決定作用”。“實踐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社會影響遠遠超過了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你真的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比正確的嗎？你真的相信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嗎？你真的承認內因起決定作用嗎？那麼你就不應該認為老子的影響比甚麼都強大。否則，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亂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了”。在文章中，作者用了很大篇幅闡述“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地主、資本家他們長期在剝削階級地位中生活，他們的思想無不打上剝削階級的烙印。因此，他們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須脫胎換骨地改造，這也就是我們‘有成分論’的根據。但是對他們的子女，就不能這樣看了。特別是在新社會長大的青年，能說他們是在剝削階級地位中生活嗎？世界上哪有一種沒有剝削的剝削階級呢？”  所以“我們必須要劃清出身和成分這二者之間不容混淆的界限”。

遇羅克， 1942 年出於北京，父親遇祟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土木工程系，母親王秋琳也曾留學日本，他們歸國後創辦“理研鐵工廠”，1957 年均被打成“右派”。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右派家庭，遇羅克高中畢業後三次高考成績優異，卻不被准許進入大學。隨後做過多種職業：農業工人、代課老師、科技資料員等，雖然他的工作無可挑剔，但皆因“出身”問題不予轉正，被捕前是北京人民機器廠的一名學徒工。《出身論》於 1967 年 1 月 18 日發表在《中學文革報》第 1 斯上，原本印刷的三萬份報紙在銜頭被搶售一空，不得不臨時加印六萬份。《出身論》在當時觸動了全社會最敏感的神經，為當時許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論依據，在社會上引發了轟動。

1979 年 11月 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再審判決，宣判遇羅克無罪。1980 年 9 月 21 日，《光明日報》發表《劃破夜幕的隕星》一文後，全國紛紛刊登關於遇羅克的文章。遇羅克並未獲得烈士稱號，歸還給遇羅克父母的，是他被關押兩年多期間學徒工的工資。學者徐友漁指出，有一種思想者，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蒙昩和謊言時代，能道出常識般的真理。遇羅克就是這樣一種人，他捍衛的是常識，付出的是生命。

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發動的土地攺革運動，至 1953 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大陸的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毛澤東等中共高層的堅持下，土地攺革運動並未採用和平方式進行，研究學者估計，此次運動共造成超過 100 萬人非正常死亡，農村精英階層消亡。當時中國大陸約有地主2188 萬人（400 萬戶），富農 2144 萬人（325 萬戶），他們一共占農村人口的 9.41%。如果以毎戶有 2 個孩子計算（事實上應該更多而不會更少），地主、富農出身的人口便至少有 1450 萬以上。

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在毛澤東主持下的全國範圍進行的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據官方 1996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 4 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稱，此次鎮反運動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 157.6 萬人，其中 87.36 萬餘人被判死刑，其中包括諸多冤假錯案。也以毎個反革命分子有 2 個子女作估計，則反革命子女人數約在 315.2 萬左右。

反右運動是建國後於 1957 年發起的第一埸波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按中共官方統計數據，全中國約有 55 萬人被劃為右派。用上述同樣辦法加以估計，右派分子的子女人數約為 110 萬人。

 綜合上述，地、富、反、壞、右（本文無法確定全國”壞分子“的總人數）的子女人數估計約為 1875.2 萬人，甚至更多。除此之外，民族資本家們也一直戴着“剝削階級”的帽子（根據 1952 年全國私營業者登記數據，當時人數是 550 萬左右），他們及其後代在 1949 年以後的幾十年裡也蒙受了很大的屈辱和迫害。所有這些人的子女們，由於家庭出身，他們無法得到與其他出身的青年人一樣的教育、工作機會，就是在同一個學校和工作單位，他們也是比別人矮了一截，升職、加薪處處受到家庭出身這個魔咒的限制。

我們再來看一個具體的實例。著名物理學家朿星北，他曽留學美、英，在英國師從愛丁堡大學著名物理學家惠特克（E. T. Whittaker) 和達爾文 （C. G. Darwin），取得碩士學位。1930 年由上述導師推薦，束星北來到劍橋大學，從師於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愛丁頓博士。後來又被愛丁頓推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生和數學系助教，師從著名數學家斯特羅克教授（D. J. Struik），從而又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的理學碩士學位。1931 年 9 月束星北回國，進入浙江大學任教。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群里璀璨，而束星北是當時公認的最為傑出的代表。與束星北做過同事的有王淦昌，當過他的學生的有程開甲、李政道、許良英等。

但是這樣一位天才物理學家，在 1951 年杭州市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時，他幾乎被逮捕。1952 年“院系調整”後，束星北調到山東大學，學校開始對他進行了跟蹤監控。1954 年下半年，山東大學對束星北展開公開批判，罪名是“公開地反對唯物辨證論，公開叫嚷自然科學第一，馬列主義哲學第二，公開反對和抵制‘全面學習蘇聯’”。1957 年他被評為極右分子。1958 年 10 月，束星北被青島市南區人民法院判處管制三年（1985 年 10 月 14 日 - 1961 年 10 月 13 日）。該月下旬，他與青島市的 1800 多名右派分子被送到月子口（一個很大的水庫工程）勞動改造。

現在再讓我們來了解一下束星北的子女的處境。朿星北的大兒子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後，在錦州航空部隊做教官，卻因為父親的問題，在反右運動之後，被“繃訟呂矗瑳]有工作，沒有編制，只能回家當無業游民。長女朿滬新（孩子中排行第二）只能看着自己的同學被分配到各個國營工廠，而她最後只能進一家街道辦的石料廠，所謂的廠子不過是只有二十幾個人的石料工地。三兒朿慶新，小時候患小兒麻痺症，一條腿瘸了，為此常受到同學們的取笑。父親出事後，有些老師也開始歧視他。他的學習成績最好，可是得不到相應的榮譽。他開始畏懼學校、老師、同學，出現了幻聽，經常聽見一些同學圍着他喊“三瘸子，三瘸子”，為此，他便休學了。老四朿孝新隨父，不僅外表，性格、智慧也秉承了父親。他曽是青島十七中最優秀的學生，他的成績在全校沒落過前三名。因而到了高考的時候，他有非清華不考的自信與實力。可是高考下來，卻名落孫山。他不服氣，等了一年再考，志向仍是清華，結果仍是名落孫山。五子束義新的命運也是受到父親的影響，16 歲就進了青島瑪鋼廠，開始時被安排到紅專學校做教師，可是隨着父親命運的滑落，只做了三個月，位子就被別人頂了。後來知道，他的位子是被廠辦主任的妹妹“搶”去的，他被攆到了澆鑄車間。六子束潤新於 1959 年初中畢業，那時飢荒已經降臨，他選擇了青島樓山後農業機械學校，因為學校每天提供一頓免費的午餐。但是沒有多少時間，學校解散，他流落街頭。那一年他才 15 歲，卻在車站、碼頭和建築工地干起了拉大車扛大包的苦力。這一切他家裡並不知情，直到有一天，原校總務科科長帶着兩個警察來到束星北家裡。由於發現學校總務科的大批糧票與油票被盜，束潤新成為被懷疑的對象，結果被送去勞動教養。這就是大教授束皇北孩子們的悲慘命運，一切根源就是家庭出身和階級成分。

中共的階級出身與成分的政策，對於國家的人才培養其實是非常不利的。大量潛在的優秀青少年，僅僅因為出身的問題，升學的道路被阻斷，結果只得從事普通的工作，甚至流落到社會底層，成為一個不穩定的因素。而相反的是，那些所謂“出身好”“根正苗紅”的子弟，學業上並不優秀者，結果占據了許多尖端科技領域的關鍵崗位，以及大專院校的教師職位，間接地影響了國家的科技發展和人才的進一步培養。早先有過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例如學術上的自由和民主等等，但是從學校培養人才的角度，是不是應該看一下進入學校的“原材料” - 學生的質量問題？事實上通過本文分析，從 1949 年開始，特別是反右運動之後，一直到文革結束，高等院校的學生選拔，一貫是受制於家庭出身這個考量。至今只有民間的呼聲，卻不見官方的任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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