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是一所怎樣的大學？記得我當年考進復旦大學時，一個鄰居正好是解放前復旦畢業的，他笑着對我講過，從前的復旦在上海灘不過是一所野雞大學，也就是說，並非是一所名校，當時的復旦學生大多數都是去混文憑的。解放後，學習蘇聯，院系調整。浙大、交大、同濟等高校都變成為工科為主的院校，聖約翰大學變成政法大學，滬江、大同被撤銷。相應的文理科都搬到了復旦，於是復旦聚集了一批著名的教授，象數學系的蘇步青、陳建功；物理系的王恆守、盧鶴紱、王福山、周同慶；生物系的談家幀；化學系的顧冀東、嚴志弦；歷史系的譚其驤等等。到了反右運動，復旦揪出不少著名右派，如孫大雨，王造時，陳仁炳，王恆守（鼓吹教授冶校），張孟聞等等。

和全國其他大學一樣，反右運動以後，黨的領導不斷加強。留校任教的畢業生中，黨員占了大多數，業務能力則放在一個次要的地位。尤其是專門選拔了一批政治指導員，分派到各個小班（約30名學生為一班），名為作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實為對學生進行監督。當時還沒有電子監控設備，但是靠他們深入到各個班級，加上積極分子的小報告等等，學生的一言一動，盡在他們掌握之中。舉一個非常細小的例子，我妻子，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是復旦一名學生，有一次周末回家，與另一位女同學一起到五角場（離復旦學生宿舍的校門一站路）去買了幾個高價免糧票的煎餅帶回家。到下周回校，便有政治指導員找她談話，要求她與黨同心同德、艱苦樸素等等。而這些留下來的政治指導員或青年教師，大部分業務能力不強，但在各次政治運動中，整人斗人的能力則是一流。所以弄得整個學校里，矛盾重重，業務強一些的教師都小心翼翼，不敢得罪這類有紅色標記的人士。復旦從此以後，在學術和教學上的質量每況愈下。

文革以後，復旦出了一些“名人”。

陳至立，復旦物理系 1964年畢業。因為邦助江澤民強硬處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進入了江澤民的視野。六四鎮壓後，《導報》所有人員被遣散，陳至立還特別下了命令，不許導報的人再從事新聞工作，不能再去當記者。1991年4月15日，胡耀邦離世兩年後的同一天，原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因癌症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陳至立在他臨終時，到病房向他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可見其心狠手辣。1998年陳至立上升到國家教育部部長。她下令“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前者造成眾多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而後者則導致教育界全面腐化墮落。所以陳至立對教育界的腐敗和亂象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她完完全全與當年梅貽琦所說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背道而馳，搞學校的兼併、擴建新的校園等等。中國的大學在1949年之後，由於學習蘇聯，院校調整，已經有過一次折騰，好不容易穩定下來。到了陳至立，又經歷了再一次折騰，她對於中國高等教育的危害。相信將來終會被人民批判和清算。

楊玉良，曾任復旦大學校長。就是他擔任校長期間，他被<美國之音>列名為首位打假對象。其作假內容是冒充獲得過德國1988年Leibniz獎。無論從作假案件的級別，作假收益的投入產出比，均創下現代科技歷史中弄虛作假的最高記錄。被楊玉良冒充的Leibniz獎，是德國的最高科學獎，在德國，再往上一級的榮譽就是諾貝爾獎了，而國際上至今尚未聽說有冒充獲得諾貝爾獎的，因此楊玉良冒充獲得德國Leibniz獎應該說創下了學術作假級別的世界最高記錄。被楊玉良冒充的Leibniz獎獎金為200萬歐元，相當於280萬美元，為諾貝爾獎的三倍多，這更是剽竊論文，抄襲著作所得的幾千元人民幤所無法比擬，絕對地創下中外學術弄虛作假涉及金額的歷史記錄。從作假得手後盤點I/O(投入產出比)來看，其“投入”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我獲得過1988年Leibniz獎”，甚至連出示（當然他也無法出示）獎狀、獎章、或獎金的支票的辛勞都免了，而其“產出“則是晉升副教授、教授、上海科技精英、上海市五一勞動獎章、教育部傑出貢獻的博士稱號、復旦大學校長的職位等紛至踏來，令人目不暇接。那些為剽竊一篇三流論文，拉下窗簾，在如豆的燈光下，剪刀加漿糊者，個個應當自嘆不如，可謂”零本萬利，日進斗金”，絕對是創下了世界記錄。

我實在不想在本文再浪費筆墨，紀錄更多的復旦奇葩，一流的大學盡出一流的奇葩。作為復旦人，我實在十分地汗顏。

最近復旦的一個大新聞，是一個數學系的老師把系黨委書記給殺了。起因很簡單，那個書記不讓這個老師轉正（進入終身教授的序列），把人家逼到絕路上了，才引起強烈的反應。在美國，這樣的事情也偶有發生。也有研究生把導師等殺了的，而且還是個中國學生。我不想說什麼大道理，總覺有對於當事雙方，都要為對方着想。如果那個書記在不同意年輕教師轉正之後，又積極地邦他聯繫好一個其他學校，使他有一個退路，是不是這樣的事情就不會發生？當然，讀者會講，哪有那麼容易。我也不是講必須這樣，只是這是一種對人的態度和方式，尤其是作為一個領導。

最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這明明是一件行政管理上的事情，怎麼由黨委書記來處理？或許我離開得太久，不明白現在大學裡的管理模式。過去，好像黨的幹部是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業務上的事由系主任那一條線來處理的。雖然系主任（行政管理人員）可能也是一個傀儡和擺設，黨叫幹啥就幹啥，但總是一個緩衝。現在好了，這一層遮羞布也不要了。解放前，共產黨沒有取得政權的時候，連篇累牘地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鼓吹政治協商、要與國民黨、民主黨派共同冶國。到解放初期，大權剛剛在握的時候，還能讓某些民主黨派人士擔任個別部級付職。直到現在，一切都由黨說了算。在一個大學裡，發展到系主任、學術委員會都不要了，由一個並不是這個專業的黨委書記來直接管理。居然系裡面沒有一個老師說不！這樣的氛圍是不是正常？我想請各位在西方國家學校里和科研單位的華人學者說說看，你們願意去這樣的學校工作、生活嗎？我想蘇步青教授如果地下有知，也一定會爬起來，拉住正走在黃泉路上的那個書記，問他：你小子到我的數學系來搞了什麼名堂？

復旦大學宣傳部在關於遇害人的悼詞中，提及“對犯罪嫌疑人如此人性泯滅表示極度憤慨，對在警方尚未公布調查結果之前就妄加猜測、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網絡言論表示強烈譴責”。我們自然堅決抵制姜文華的這種極端行為，但如何把同情姜文華的這股力量消除掉，絕不是復旦大學簡單的幾句譴責就能夠實現。我們需要反思，為什麼一個海歸博士，會走上這條極端之路？

當然，我們並不是提倡暴力。作為當事人，我覺得隨便什麼時候，“退一步海闊天空”，沒有過不去的坎。許多人在評論這次事件時提到留在美國的張益唐，就是一個例子。

今年年初時，作者與一位過去的同學與朋友在網上聊天，我們都很慶幸在文革結束以後，國門一開放的時候，便來到美國，隨後，順利地工作到現在退休。同時也很感嘆，下一代的年輕人，由於沒有我們過去的經歷，他們對於去留的選擇，便不會再有我們當時的那些體會和考慮。正是這次聊天，促使我後來寫下<抉擇>那篇長文（見我今年前些日子的博客），主要也是希望，給現在的年輕人在考慮去留時有一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