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的是關於翦伯贊的故事。文章有點長，如果已經知道的讀者可以跳過它。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燕京大學的美國教授紛紛回國。因師資不足，新任西語系主任的趙蘿蕤，報請陸志韋校長電聘在美國的巫寧坤回國任教。1951年8月，巫寧坤不遠萬里回到北京，趙蘿蕤趕到前門火車站親自迎接。從此，巫寧坤就在風景如畫的燕大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幾個月後，秋去冬來，落葉飄零，一場思想改造運動也隨風而至。序幕拉開，市委工作組進駐燕園，發動全校師生揭發批鬥，要求人人過關，個個檢討。

思想改造的第二階段是忠誠老實運動，按上面布置，全校教職員都要寫一份自傳，交待從出生以來的全部經歷，重點是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和與美國的關係。巫寧坤認為單憑自己從美國歸來，便足以證明對祖國的熱愛。但即便如此，仍然被要求在三人小組會上交待歷史，然後再到教授會上重複交待，接受大家的啟發幫助。經過這樣幾道環節寫成的自傳，巫寧坤覺得已經既忠誠又詳盡了，完全無可挑剔。結果還是出了問題。

自傳交上去沒幾天，人稱“新燕園攝政王”的歷史系教授翦伯贊，即約他到家裡面談。翦伯贊住在燕東園28號，別的教授都是兩家合住一座小樓，翦家卻是獨占一座，而且因為他藏書豐富，學校正在為他擴建。巫寧坤走進他的書房，只見四壁書架上都擺滿了線裝書。翦伯贊坐在一張大紅木書桌後面，招呼巫寧坤在書桌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對話一開始，翦伯贊就用居高臨下的口吻說：“黨組織委託我找你談一談你的自傳，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歷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說話時，翦伯贊手裡點着一支香煙，對着巫寧坤噴雲吐霧。

這讓巫寧坤非常意外。一個普通教師竟然如此不客氣，而且公然語帶威脅，憑什麼？一下子就把巫寧坤惹毛了，也毫不客氣地回答說：“我沒什麼好補充的。”

翦伯贊口氣緩了一點：“別着急嘛，別感情用事。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部歷史，不管你是否願意正視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正視事實，放下包袱，向黨交代一切問題。……譬如說，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麼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呢？還有真正的動機呢？”

“我已經在自傳里講得一清二楚了。”

“你是講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看一看，有沒有什麼重大的遺漏需要補充。”

“我沒有什麼好補充的。”

“悉聽尊便。你可以補充，也可以不補充。我已經說過，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還來得及，嗯……”

“補充？我沒什麼好補充的。我回國不是來搞什麼‘坦白交待’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這場不歡而散的談話方式，在當時要算是客氣的了。輪到批判張東蓀時，翦伯贊就完全是另外一種面貌了。張東蓀是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列為改造重點。在1952年2月29日召開的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討論他的第三次檢討，主要是清算他的歷史，大會長達5個小時，有25人發言。燕大教務長，無黨派人士翁獨健的發言最短，總共不到200字，講了不足5分鐘，只是希望張東蓀“真誠向人民低頭認罪”。等到翦伯贊發言時，聲音洪亮，一掃會場沉悶空氣，整個“講話辭鋒凌厲，暗含殺機，指認張東蓀的所謂‘中間路線’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翦伯贊的批判發言不是泛泛而談，而是白紙黑字，列舉張東蓀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作為證，給張東蓀的歷史問題定下了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馬列主義的基調。這就有點致人於死命了。

翦伯贊的發言，猶如重磅炸彈，炸得張東蓀遍體鱗傷，百口莫辯。很快，民盟中央召開會議，一致決議撤銷張東蓀的盟內職務，並開除出盟。隨即，張東蓀的問題又從四反變成了“特務”，由思想改造變成了“叛國罪”，從此萬劫不復。

在教育界思想改造的同時，1952年高等學校進行了院系調整，燕京大學撤銷，北京大學搬到燕京校址。原燕大西語系五名教授，趙蘿蕤和其餘三位教授劃入北大，唯獨巫寧坤調天津南開。系主任趙蘿蕤出面傳達本系教師的分配去向時，面對巫寧坤，話剛出口，就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數月前，她動員巫寧坤放棄未完成的博士論文，回到大陸，現在只能眼睜睜看着他任人擺布。但巫寧坤心中有數，知道這是他頂撞翦伯贊付出的代價。

另一項人事變動，則是鄭天挺調往南開大學，接替鄭天挺出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不是別人，正是翦伯贊。鄭天挺從二十年代起，便在北大任教。三十年代，任北大秘書長。抗戰勝利後任北大秘書長兼史學系主任。史學功底比翦伯贊深厚，但他研究的不是馬列主義史學，就只能給翦伯贊騰位子了。

翦伯贊成了北大歷史系的新主任，一級教授，但他的實際身份和地位，要高於同樣級別和職稱的教師。當時北大有兩台公用轎車，一台供校長馬寅初用，另一台配給翦伯贊用。他的社會職務也多，什麼政務院的，政協的，中科院的、國家民委的，等等；而且還身兼《歷史研究》編委、《光明日報·史學》副刊主編、《北京大學學報》主編、高教部文科教材《中國史綱要》主編。1962年，翦伯贊一直不為人知的黨員身份公開後，他的職務又增加了北大校黨委委員和副校長。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他的“新燕園攝政王”是有政治背景的。

他的學生段一平在談到老師時，有個很深的印象，覺得翦先生盛氣凌人，貶損起別的學者來常把別人說得一無是處，談起自己的著作則眉飛色舞。聯想到1949年翦伯贊剛來北京時，他的一些言行舉動，其實已經處處流露出他的與眾不同了。當年，翦伯贊從香港繞道來北京時，並沒有進入北大、清華的歷史系任教，而是被燕京大學聘為社會學系教授。那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有鄭天挺、向達、楊人楩、朱慶永、張政烺、余遜、鄧廣銘、胡鍾達、楊翼驤、汪籛等十餘人。這些人聚攏來，就是胡適校長在任時的全班人馬；分散開來，則個個皆為飽學之士。因政權更迭，意識形態有變，不能不做一些調整，了解一下新政權倡導的馬列主義。於是，由時任北大歷史系系主任的鄭天挺出面，邀請馬列主義的史學家來校座談。

應邀前來的賓客有郭沫若、翦伯贊、杜國庠、侯外廬，參與座談的是北大歷史系全體教師。原本該賓客主講，胡適舊部恭聽，誰知半路殺出一個青年教師，對四位來賓的學識很不認同，針對奴隸制社會問題，引出對西方史學的長篇論述，竟至旁若無人地講了一個多小時。會後，翦伯贊大怒，出門，即憤然道：北大的座談會是在唱鴻門宴，幕後導演是向達。對此，章伯鈞曾問過向達。向達大呼冤枉，說：“誰敢給這四個人設鴻門宴呀！何況，我也不會去當舞劍的項莊哇。”。反右運動結束後，章伯鈞在全國政協禮堂碰到向達，面帶歉疚地說：“都是我連累了你們這些做學問的人。”。向達淡淡一笑說：“伯鈞先生，你怎麼這樣說？不過我成為右派，你那位老友是很出力的。連‘鴻門宴’的事，都翻出來了”。這讓章伯鈞吃驚不小，八年前的事居然還記恨在心，翦伯贊對向達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狹小氣度，章伯鈞萬萬料想不到。向達在史學界地位很高，是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戴帽後，這些職務統統擼光。職稱和工資也受到影響，被降職降薪。而翦伯贊的社會地位，卻如日中天，成為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是歷史學界幾個最權威的學者之一。

然而一場文革的到來，卻徹底顛覆了他的命運。面對吳晗的《海瑞罷官》受到批判，翦伯贊反應遲鈍，他不清楚這場鬥爭背後的政治動機，對前來採訪的《文匯報》記者直言不諱，實話實說，斥責“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這是抓辮子，打棍子，給吳晗同志扣帽子。如果這樣整吳晗，以後誰還敢寫歷史文章”？

翦伯贊熟讀歷史，卻沒能意識到，姚文元的文章是發動文革的信號，他糊裡糊塗就撞到槍口上了。等到正式號角吹響，北大就把翦伯贊拉了出來示眾。

1966年8月，一群中學紅衛兵來到燕東園28號，撕毀了翦伯贊家裡的書畫，封了他的書房，對他極盡羞辱折磨。隨後北京大學紅衛兵也來抄家，這次索性把翦伯贊逐出燕園，勒令他搬到海淀成府的一間小黑屋裡。沒有廚房，只好在門口放一個爐子。附近的小孩子知道他是“黑幫”，是“牛鬼蛇神”，常常跑來起鬨，還往鍋里吐唾沫，丟髒東西。翦伯贊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和游斗過多次，在上萬人參加的批鬥會上，翦伯贊被強行低頭彎腰，兩臂後舉，當時把這種姿勢稱為“坐噴氣式飛機”。

兩年後，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講形勢，話鋒一轉說：還有一個翦伯贊，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歷史權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對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辦法。如薪水每月只給24元，最多的給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這些人今後還得讓他們當教授，不懂唯心主義哲學就去問馮友蘭，不懂帝王將相歷史，便去找翦伯贊。又言，今後在生活上可以適當照顧。北大軍宣隊聞訊而動，立即落實最高指示，讓翦伯贊夫婦從小黑屋搬回校園，住進燕南園64號小樓，每月發生活費120元。翦伯贊夫婦住樓上，軍宣隊派來為他們服務的工人杜師傅住樓下。在旁人眼裡，翦伯贊被解放了，但翦伯贊卻發現，解放他是因為自己充當了反面教員，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變成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還沒等他完全想通，一場致命的災禍就降到了他的頭上。

1968年12月4日，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巫中，帶着一名副手，乘坐一部小轎車，來到北大提審翦伯贊，由工宣隊指派的兩名歷史系學生配合工作。幾個人一起來到燕南園翦伯贊住處，由巫中負責詢問需要了解的情況。主要內容是抗日戰爭爆發之前，翦伯贊參與的國共雙方談判的一些活動，以及相關聯的人物。巫中前後來過北大幾次，但翦伯贊始終守口如瓶，審問呈膠着狀態。後來巫中要兩個配合工作的歷史系學生去查看翦伯贊的檔案，看能否從中尋找到線索。兩個學生在一大堆零亂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封信，是1950年代肅反時寫給北大的。寫信人是個女性，自稱是江浙一帶人，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她還是個青年，出於對歷史學家翦伯贊的仰慕，到南京向翦求教，住入翦家，翦指導她學歷史，並告訴她，自己正在為國共兩黨代表的談判牽線搭橋，國民黨方面出面的是曾養甫，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還有呂振羽，她還在翦家見過參加談判的周小舟。兩個學生覺得，這或許正是巫中所需要的材料。等到巫中再次來北大時，兩人把信件交給了巫中，巫中看後如獲至寶，來找翦伯贊。這次巫中態度強硬，他沒有直接出示信件給翦看，但點了寫信者姓名，要翦伯贊寫出交待材料。

12月18日下午，巫中又來北大，看了翦伯贊寫的交代材料，極不滿意。因為巫手中有材料證明翦參與了國共兩黨代表談判的聯絡工作，因此巫中語氣嚴厲地對翦伯贊說：你不要認為一手可以掩蓋天下人耳目。翦伯贊聽了，伸出手說：我的手就這麼大，怎麼能掩蓋天下人耳目？這天下午的審問時間拖延了很久，氣氛緊張。巫中是個軍人，據配合他工作的兩個歷史系學生說，巫中“45歲左右，身材不高但壯實，很有軍人的殺伐氣概”。有回憶說，巫中在審訊中，曾猛地從腰中拔出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今天你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你！”。但翦伯贊仍然拒絕交待。巫中只能空手而歸。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那天清晨，杜師傅見翦伯贊的房門一直緊閉，就喊了數聲，不見回應，心中頓生疑竇，使勁將門撞開，看見翦伯贊夫婦各睡在一張床上，揭開被子，兩人都整整齊齊地穿戴着嶄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贊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裡，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一張寫着：我實在交待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情。另一張上寫着：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翦伯贊這一生，“從得意到失意，從受寵到受辱，從拿棍子打別人到被棍子打，從自我膨脹到自殺毀滅”。他自己該承擔多少責任？翦伯贊教書多年，學生不少，其中一人屬得意門生，師生關係也很密切。文革中，此人（張傳璽）貼出大字報，題目是《反共老手翦伯贊》，旁邊配有漫畫，畫的是翦伯贊抱着一部《金瓶梅》，嘴裡流着口水。文革結束，官方正式給翦伯贊平反，此人又撰寫長文，題目是《我的恩師翦伯贊》。”

讀了此文之後，我長時間地在思索，因為類似翦伯贊這樣的人，我們在國內上學和工作的時候，幾乎比比皆是，並非陌生。為什麼？

終於我想明白了，這是一種權力的力量。當許多人掌握了或被賦予了某種權力，他就會變得與他周圍的人不平等起來，就象翦伯贊找巫寧坤談話，以及批判張東蓀時的態度一樣。如果沒有某種職務與黨的幹部的頭銜，他應該與巫、張同為學校的教授，理應平等相待，友好相處。但是恰恰這種無形的東西，卻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差別和力量！時過境遷，到了文革時期，翦伯贊萬萬沒想到，巫中代替了他當年的位置，而自己成了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那個叫“權力”的東西現在已經掌握在別人的手裡。

所以一黨專政，實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為這個黨賦予它的黨員及各級領導的權力，不會受到任何的制約，結果他說白就是白，說黑就是黑。這樣的事情在兩黨制或多黨的社會裡，就比較容易避免。這可能也是我們在美國，不會遇到翦伯贊這樣一類人物的原因。

作者很清楚地記得，大陸文革後，原來北京市長彭真主管中國的政法工作，有一次開招待會，有人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是黨大還是法大？他當時搔頭摸耳，想了半天也回答不出來。文革初起，毛澤東貼了一張大字報，“革命群眾”便去劉少奇家裡揪斗他，劉少奇手裡拿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但是那又有什麼用呢？這也是一個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可是就算文革結束，中央開了會，討論了歷史的經驗教訓，但是無論從文件還是從實際情況，發展到現在，更是黨駕馭在法之上，什麼都是黨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