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文化對中國書畫的影響

  中國歷代書法家中，不少高手出自釋門，如狂草懷素，“退筆成冢”的智永，唐草無出其右的懷仁，工草隸的貫休等；或書法名家深受佛教影響，如王羲之等，單是佛理便對中國書法產生了深刻內在的影響。人們知道，佛法雖廣，其要者無出於戒、定、慧三學。夫戒者，主要是收束身心；定者，則在專志凝神；而般若智慧，則使人窮妙極巧。此三者均與書法之道相通。其中，尤以禪定之功與書法之道最為密切。康有為云：“吾謂書法亦猶佛法，始於戒律，精於定慧，證於心源，妙於了悟，至其極也，亦非口手可傳焉”（《廣藝舟雙楫》）。漢蔡邕《筆論》云：“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書聖”王羲之也說：“夫欲書者，先凝神靜思，預想字形，令意在筆前，然後作字。”柳公權則說：“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這些議論，都深契佛家禪觀之旨，可見佛理與書道實多有相通之處。

  （一）佛教在書法藝術的傳承方面功德無量

  在印刷術出現之前及出現後很長的一個時期內，佛教徒很大的一項工作是寫經與抄經。為了傳播佛法，一些僧人幾乎一生都在抄經；在家的佛教徒為了表示對佛的虔誠，也發願抄經，他們有的自寫，有的請人代寫，長期以來以經文形式留下的書法瀚如煙海。就其書法藝術而論，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有王羲之抄寫的《遺教經》，柳公權抄寫的《金剛般若經》、《清淨經》，釋道秀抄寫的《觀無量壽經》，李煜抄寫的《心經》，蘇東坡抄寫的《華嚴經破地獄偈》，黃庭堅抄寫的《文益禪師語錄》，趙孟畛�写的《氟\鄧氖�二章经×P�林则徐抄写的�棟⒚滯泳�×P�弘噎hㄊΤ�写的《华严经≠EＴ謖廡┦殖�经卷中，正、行、彩n�八穾�⒆�各体俱备，成为当今蕶唯規�踔械惱淦貳�

  　佛教對書法的保存和傳播還表現在刻經方面。由於紙、帛易於損壞，不便保存，從佛教傳入中國後，就有一些佛教徒把經文刻在山崖或石碑上，尤其是在經歷了北魏和北周的兩次滅佛浩劫後，佛教徒增加了“末法”思想，發願石刻佛經的僧徒猛增，經唐、遼、金、元、明、清不斷鐫刻，遍布在全國各地的佛經刻石不下百萬塊，象這樣大規模地刊刻佛經，歷時又這麼長，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罕見的，這些佛經在保存佛教文化的同時，也保存了書法藝術。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六朝摩崖刻經，其筆勢雄偉，兼有篆、分、真、隸諸勢，書法古拙樸茂，渾穆簡靜，被康有為稱為榜書之宗。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石刻，雄渾圓厚，勁健奇偉，自然滿足，被多家出版社影印。

  　　　房山石經由隋靜琬發起，自公元605年~617（隋大業年間）開始刻造，到明代萬曆、天啟、崇禎年間結束。石經山九個洞內和洞外共藏石經1.4萬餘塊。這些經碑保存古代金石、書法發展脈絡。隨着佛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佛教徒們通過抄經和刻石為保存中國的書法藝術保存，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二）佛學對書法家人生觀的引領作用至深

  　　書法是一種藝術，但在中國又不單單是一門藝術，它還是一種哲學。藝術離不開理論，書法藝術也是由書法理論指導和制約的，因此歷代的大書法家都有自己的書法理論，他們的理論不單是論述執筆、運筆、布白、運氣等技法，而且還涉及到書法家自身的世界觀、人生觀、藝術觀等哲學思想問題。佛教作為中國最具影響的一個教派，二千多年來，對我國意識形態內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書法家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也不另外，他們的人生觀、藝術觀深受佛教思想的薰染，出現了以禪宗指導書法的理論。

  　　王羲之，其字“飄若浮雲，矯若驚龍。”他在書法藝術上之所以能達到如此高的境界，與他生活的時代有很大的關係。魏晉之際，玄學與佛學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最後進而合流。玄學主張“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佛家則主張“真空為體，妙有為用。隨法身則萬象俱寂，隨智用則萬象齊生。”這些思想，在玄佛日益合流的東晉時代，一般知識分子樂於接受。王羲之心領神會，移情於翰墨，致使其筆勢神氣淋漓，盡得妙處風流，從而使其書法在書法史上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

  　　大書法家懷素，其書法“隨手萬變，怪雨狂風，隱見莫測。”為歷代書家所推崇。他高深的書法造詣顯然也得益於佛教。唐初，禪宗思想開始興盛，士大夫爭談禪悅，在文人中流行“遺文得意，忘義了心”的讀書風氣。書法家深受影響，競相以“入於法而出於法”為最高書道。懷素作為僧人更進一步，“剛入於法即跳出法”，以迅疾駭人的速度，從才寫成的點畫中逃開，逃出章法的約束，逃出文字的牽絆，一面寫，一面否認在寫；旋即旋歸，文字才形成，已被遺棄，被否定，被超越，被推翻。他的草書在中國書法史上取得無可爭議的位置，可以說幾乎全部得益於他對禪宗的徹悟。

  　弘一法師，把“禪靜”融入書法，在書法藝術上，達到了以“寂寞戰勝寂寞”的無上高度，其書法“筆不設計，無矯飾，真我立於字外，含蓄自然中見性情。”有一種經大繁華、大悲憂，達於大平靜、大歡欣的境界。尤其是後期書法超脫中含着不能超凡入聖的至情，一片童趣與高度修養相結合的博大深邃。他的最後遺墨“悲欣交集”，脫淨鉛華，真氣流衍，無滯無礙，達到中國書法無態而具眾美的最高境界，所有這一切，不能不說是得之於他佛根的深厚。

  　　佛教通過影響書法家的人生觀從而影響他們的書法藝術，在這三位書法家身上表現的非常突出。就其書法發展的歷史看，這種影響也是非常清晰的。

  　　我國的書法藝術從商周草創，到魏晉南北朝隋唐發展到極盛，又經宋元明的過渡，和清代的復興。縱觀其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書法藝術與佛法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如魏晉南北朝隋唐為極盛期，這個時期也恰恰是佛法興盛時代。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從魏晉開始，便與玄學結下不解之緣，玄學家與高僧不但見識相契，藝術興趣也相投，所以當時的書法家多是清談名流和高僧大德。宋元明三朝講究理學，至使書法跌入低谷，只有幾位崇尚佛學的僧人、居士傳承了書法，如宋代的東坡居士蘇軾，六一居士歐陽修，元代的趙孟� ，明代的王世貞等。到了清代，佛教再次開始興盛，從皇親國戚到黎民百姓人人拜佛，文人學士參佛盛行，書法藝術也開始復甦，出現了於佑任、弘一這樣的書法大家。

  　（三）佛教對書道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有書法必然有書理，書理即書道，也就寫字的原則。佛教對於中國書道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自文字誕生以來，寫字的方法就產生了。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書法理論很多，但就其技法而論最基本的無非以下三種：執筆法（包括：腕法和指法。腕法即懸腕、提腕、枕腕。指法即虎口、鵝頭、五指三法。）運筆法（包括：頓、挫、蹲、駐、回、提、疊、藏、露、方、圓等。）布白法，即在留白上的技法。

  　　這些書法理論長期指導着我國的書法走向，但是佛學中的禪宗出現之後，書法藝術受禪宗的影響，出現了與已往不同的四種趣向：第一、以禪學論書法；第二、以書法為心學；第三、把書法變得從有法到無法；第四、出現了透着禪意的字。

  　　以禪學論書法。即把禪機融入書法技藝中，這一類書法家認為書法藝術充滿禪機。他們把書法和佛法視為一理，認為：書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寫字，而是禪悟。沒有悟性是不可言禪的，同樣沒有悟性也沒有書法。就象古代一位書法家說的：“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

  　　以書法為心學。即把書法上升到靈魂的高度。他們認為書法是心靈的寫照。心不正則書不正。就如唐李世民在論書法藝術時所說的：“夫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

  　　把書法變得從有法到無法。這類書法家認為，真正的書藝是不默守陳規的，真正的書法藝術在法外，不必講究用筆、運筆、筆力、筆勢，用頭髮、衣袖照樣寫出具有藝術魅力的字來。民國時期大書法家於佑任在談寫書的體會時說：“我寫字沒有任何禁忌，執筆、展紙、坐法，一切順乎自然……在動筆的時候，我決不因為遷就美觀而違犯自然，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為自然之波瀾以為波瀾，乃為致文。”這段話宗旨就在於說書法其實無法這一道理。

  　　禪意字。禪意字是一種似篆非篆、似隸非隸，不脫書理，又不為書理所縛的字體。這種字在八分書的基礎上進行創意，有些人也把這種書體稱為九分書，所加的一分即是禪。其代表人物是蘇東坡、黃庭堅、米芾。

  　　自印度傳來的佛教文化，雖然沒帶來印度的書法，在形式上不可能給中國書法以新的技法，但佛教思想作為一種人生觀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影響卻是無限的。

  與書法相比，畫家涉足佛教者更多。早在魏晉南北朝時，就有許多畫家染指佛畫。最早的如東吳的曹不興、西晉的衛協和顧愷之，又如南朝之張僧繇（蘇州人。梁天監中為武陵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苦學成才，長於寫真，並擅畫佛像、龍、鷹，多作捲軸畫和壁畫。成語“畫龍點睛”的故事即出自於有關他的傳說），北朝之曹仲達。曹畫帶有域外之風，所畫佛像衣服緊窄，近於印度笈多王朝式樣。他所創立的“曹家樣”與吳道子創立的“吳家樣”並稱，史有“曹衣出水，吳帶當風”之評語（“曹衣出水"是與"吳帶當風”相對的一個概念,主要是指古代人物畫中衣服褶紋的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前者筆法剛勁稠疊，所畫人物衣衫緊貼身上，猶如剛從水中出來一般；後者筆法圓轉飄逸，所繪人物衣帶宛若迎風飄曳之狀。唐畫家吳道子善畫佛像，筆勢圓轉，所畫衣帶如被風吹拂。後人以之稱美其高超畫技與飄逸的風格）。到了唐代，佛教繪畫更是盛極一時，其中以吳道子聲名最著。他在長安、洛陽兩地所作壁畫多達三百餘間，且筆跡揮宏磊落，勢狀雄峻、飄逸，遂有“畫手看前輩，吳生獨擅場”之美譽。到了晚唐，出現了專攻佛道人物畫的畫家，左全便是聲名最著的一個。而唐代王維開創了一種別具風格的禪意畫，對後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佛教對中國古代繪畫影響最著者當推壁畫，即出現了佛教石窟壁畫藝術。魏晉南北朝以後，由於佛教盛行，各朝統治者的扶持與信奉，動用了大批的民工、石匠，開掘了許多石窟，如新疆拜城的克孜爾石窟、甘肅敦煌的莫高窟、山西雲崗石窟和河南的龍門石窟等。這些石窟中，有大量的佛教本生故事、菩薩、羅漢、天王、飛天等壁畫。在繪畫風格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熔中國傳統與外來藝術於一爐的畫風——既有粗獷遒勁的西域畫風，又有線條飛舞的漢族傳統畫法；既用蒼勁線條表現地獄的陰森可怖，又有用柔和的粉線、朱線表現極樂世界的美麗圖景；既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磅礴氣勢，又有天衣飛揚、樹影婆娑的細巧意境，帶有明顯的漢畫風格與域外畫風相混合、相融合的特點。而敦煌石窟中的壁畫，從悽厲恐怖的佛本生故事畫一變而為規模宏大、色彩絢爛的經變畫，用濃墨重彩描繪了佛國淨土的種種美妙樂趣：佛坐蓮台、眾聖環繞、天女散花、彩雲繚繞、金閣瓊樓、玉宇仙山、樂伎列坐、舞女當筵、瑤草奇葩、珠翠綺羅……此時的佛像無不身軀偉岸，面呈喜色，顯露出溫柔敦厚、關心世情的神態，而與魏晉南北朝時期那種“清贏示疾”、苦不堪言的苦行僧形象大不相同。這一傾向由唐而始至宋更明顯。這顯然是與當時佛教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聯繫，這些壁畫也無疑是為了迎合當時士大夫與一般佛教信徒對“極樂世界”的憧憬而做的。

三、佛教文化對藝術的影響

  （一）建築的弘偉

  中國古代的建築，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後之陳列布置，左右美妙的點綴。特別是一般佛寺之營造，結構之精緻，氣派的弘偉莊嚴，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狀態，至於遍布中國大陸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堅毅之精神，給人神聖而崇高的感覺。

  晚唐詩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詩句，可知當時的寺院之多！現在中國古代建築保存最多最好的是佛教寺院。中國四大佛教名山是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華山、浙江普陀山。

  （二）雕刻的逼真

  中國古代雖有雕刻，而塑像及鑄像，卻始於佛教之輸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實是劃時代之藝術創作。如洛陽龍門與大同雲崗之石佛、敦煌石窟之佛像與壁畫，其形態之逼真，人物之，豈止栩栩如生，簡直是飄飄然欲飛之勢，誠屬中國藝術界之無價珍品。

  （三）梵唄的感人

  中國古樂甚佳，但佛教來華，更有新調加入，使舊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有特別的發展，如“魚山梵唄”“寺院鐘聲”等樂曲，皆摹佛經中極好之梵音，至於佛寺中檔磬鐘鼓等，皆僧眾起居與共之禮樂，使人聞之，俗念頓消。中國詩人多喜聞佛寺之暮鼓晨鐘，而歌詠出絕妙詩詞歌賦，即使是現代樂府，亦多取韻於佛教唱誦，可見佛教音樂之感人。

  （四）建塔造像藝術 中國的建塔起源於佛教。隨着佛教的傳播，建塔的藝術亦隨之流行各地。公元4至6世紀，全國各地到處湧起壯麗的塔寺建築。

  中國著名的佛塔有洛陽白馬寺、嵩山少林寺、西安大慈恩寺、山西五台山的南禪寺、佛光寺、蘇州寒山寺、南京靈谷寺、鎮江金山寺、廬山東林寺、泉州開元寺、寧波育王寺、天台國清寺、杭州靈隱寺等古寺，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北魏)、西安大雁塔(唐)，北京天寧寺塔(遼)、山西應縣木塔(遼)、杭州六和塔(宋)等古塔等。山東長清縣靈寶寺塔林，是歷代高僧墓塔，共167座；河南登封縣少林寺，有歷代僧人墓塔220座。在中國，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可歸納為兩類：一類是印度式的，但也有許多變化；一類是中國式的，主要是採用中國原有的樓閣形式而建築的。

  至於佛教造像，在取材與造法上種類也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銀、銅、鐵的鑄像，有泥塑像，有磚像，有瓷像，有繡像，有畫像。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作風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像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五）壁畫藝術 現存於敦煌石窟中的壁畫，供給我們非常豐富的藝術和歷史的資料。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畫，發展到唐代，逐漸為“經變”畫所代替。正如文學中有變文一樣，壁畫中的“經變”，也就是將佛經中的故事譬喻演繪成圖。如敦煌石窟中的演繪《維摩經》的“維摩變”，演繪淨土經的“淨土變”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動的偉大作品。經變畫的興起，使壁畫內容大為豐富起來，因而唐代佛寺壁畫之盛，達到極點。當時名畫家輩出，在姓名有記載的數十人中，如閻立本、吳道子等，大多是從事於佛畫的。由此可見佛教對當時繪畫藝術所起的作用。中國畫學中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而發展到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則與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很有關係。佛教版畫，隨着佛經的刊印而很早就產生了，現在所看到的中國最早的版畫是在大藏經上面的佛畫。房山石經中有唐代的石刻線條佛畫，宋元以來的觀音畫、羅漢畫以及水陸畫等都是很流行的。

  （六）音樂、天文、醫藥等技藝的影響 伴隨佛教俱來的也有天文、音樂、醫藥等的傳習。一九五五年我國發行郵票紀念的古代天文學者一行，就是八世紀初的一位高僧，是由印度來華弘傳密教的善無畏的弟子。他在天文學方面著有《大衍曆》和測定子午線等，對天文學有着卓越的貢獻。至於醫藥，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藥方就有十餘種，藏語系佛教中並且有醫方明之學。再說音樂，公元二世紀時，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七世紀初，在今緬甸境內的驃國贈送給中國佛曲十種，並派來樂工三十二人。中國唐代的音樂中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康國樂、驃國樂、林邑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四、佛教文化對公益事業的影響

  佛教徒從事公益事業的面是很廣泛的，也是多種多樣的。如有的僧人行醫施藥，有的造橋修路，有的掘義井、設義學，有的植樹造林，這在古人記載中是屢見不鮮。特別是植樹造林，成就卓越。試看我國各地，凡有佛教塔寺之處，無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環境清幽，景色宜人。一片鬱鬱蔥蔥之中，掩映着紅牆青瓦，寶殿瓊閣，為萬里錦繡江山平添了無限春色。我國許多旅遊勝地，其風景自然之美與寺僧的精巧建築和植樹造林顯然是分不開的。這些事實說明佛教在中國不僅其本身發揚光大開出燦爛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個領域結出豐碩的果實。

  　所謂公益事業，顧名思義就是謀求公眾利益的事業。佛教講因緣，認為所有眾生都是相依的因緣和合體，並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和“同體共生”的理念作為推展公益事業的依據。

  　　大乘佛教主張菩薩行者要發“上弘下化，饒益眾生”的菩提願，要有“祈願眾生離苦海”的大悲心，同時還要有廣施歡喜法樂的方便行，以及三輪體空的般若智。這些精神理念，在佛教諸多經典中處處指陳，例如：《大乘起信論》云：“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福德，攝化眾生，不住涅槃。”《寶集經》云：“貧者給財，病者施藥，無護作護，無歸作歸，無依作依。”

  　　佛陀所說增長功德福報的方法，都是有益於社會大眾的公共設施，因此可以說佛教的福田思想實乃發展公益事業的啟蒙。根據《佛說諸德福田經》載：“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謂為七？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就眾病；四者、作堅牢船，濟度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圊廁，施便利處；是為七事得梵天福。”

  　　從經典所載，證明佛教重視公益福利，這種思想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時代推動得更為積極，舉凡設置藥品倉庫、施藥、植樹、鑿井等，無不本著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由全國百姓共同推動參於。

  　自古以來，佛教徒一直本著利他的精神，不遺餘力地為社會人群奉獻，諸如植樹造林、墾荒闢田、鑿井施水、維護泉源、利濟行旅、築橋舖路、興建水利、設置浴場、興建公廁、建立涼亭、經營碾磑、急難救助、設佛圖戶、成立悲田基金，以及為了救濟貧民、災變所設立的福利制度，包括僧只戶、寺庫、無盡藏院等，不勝枚舉。

  　　大乘佛教最初從印度傳到中國、越南、韓國、日本等地，之所以能被當地社會普遍接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能注重資生的布施與利眾的事業，協助解決民生問題。因此，若說佛教是推動公益事業的先驅，佛陀是開創公益事業的鼻祖，實不為過。

  　　佛教自古以來的公益事業形態可分為下列四大項：

  　（一）教育事業：兩千六百年前，佛陀率領弟子們至各處托缽來教導民眾，上至王宮貴族，下至販夫走卒，都是佛教僧團教化的對象，此乃社區教育的開端；佛陀在行化各處時，隨時以四周的人、事、地、物來教導弟子們，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遊學團；維摩居士時常到學堂、淫舍、酒肆、宮廷、官府等地開示妙諦，是乃分類教學的雛型；勝鬘夫人在宮中聚童說法；公元五世紀，帝日王所建的那爛陀大學，不但是當時最高學府，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學。

  　　（二）文化事業：佛陀入滅之後的三藏結集開啟了文化事業的序幕，佛教傳入各國所發展出來的譯經事業，豐富了各地的文化內涵；歷代祖師為三藏寶典所作的註疏解釋，促進了時人對佛教的了解；各個寺院以刻經、抄經、印經事業來流通佛法，更開啟了人類的智慧。此外，自古以來的名藍大寺不僅建築宏偉，雕像莊嚴，庭園雅致，花木扶疏，並且設有畫坊、書坊，猶如文化的聖殿，令人流連忘返；地方道場所培訓的舞蹈團、戲曲團，在節慶時所作的各種表演，不但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同時也刺激了當代文化藝術的成長。

  （三）福利事業：千百年來，佛教徒本諸佛陀的教誨，造橋、舖路、施井、施亭、施茶、施燈，更設立船坊、車坊、宿坊、邸店，提供舟車、食宿、寄物等服務，利濟來往的行旅；開墾荒地成為良田，並努力研究改良作物，促進農業的發展；植林種樹，兼築堰濬河，對防治水災貢獻至鉅；開山採礦，以佐國用，且在國難方殷時，一面勸募軍費，一面安撫民心。佛教的借貸、唱衣及出納求利等辦法，對信眾而言，是一種應急的實惠；對僧團而言，得以累積弘法基金，不僅在當時印度的宗教界是一大突破，還是後世銀行業、保險業、典當業、拍賣業的先河。

  　　（四）慈善事業：佛世時，陀羅婆摩羅比丘“能廣勤率，施立齋講”，差摩比丘“瞻視病者，供給醫藥；四事供養，衣被飲食”，須夜摩比丘尼善於教化，使立檀會，辦具床座，守迦比丘尼“育養眾人，施與所乏”，給孤獨長者“門不安守，不拒逆諸行路乏糧者”，“於四城門、市中、家中廣行惠施”……，此等皆為公益事業的先驅。

  　從印度瓶沙王和中國北魏以來佛圖戶的解放奴隸及免囚保護運動，智者、善導等高僧以威德感召獵戶、漁民、肉販自動轉業的懿行，到現代佛子們對保護動物組織及生權平等運動的積極投入；從梁武帝的孤獨園，竟陵文宣王的福德舍，到現代佛教界在養老育幼方面的各種設施；從阿育王的藥藏、齊文惠太子的六疾館、唐朝的養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到現代佛寺創辦的醫院、診所；從古印度、西域五年一次的般遮於瑟會，中國梁武帝、日本推古天皇等人推行的無遮大會，北魏以來的僧只粟到現代佛教團體跨國越洲的救濟行動；從宋代以來的漏澤園、義塚到現代佛教組織的施棺、施龕，乃至安寧病房、往生助念等，利濟了無數的眾生。此外，每逢戰亂，佛教寺院無不主動收容軍民，提供粥食；每到荒年，佛教僧侶也總是心懷悲愍，奔走救濟，盡施寺物，不以為苦。凡此均可以看出只要有佛教的地方，就有慈悲的法水為人撫慰傷痛，滌除悲苦。

  　　隨著科技進步，物質日益豐盛，但是社會文化和人類精神生活卻越見低落。因此，在道德淪喪、暴力充斥之際，社會教化和淨化人心的公益事業日益重要。現今大部份的公益事業大多偏重於治標不治本，以救濟性質為主的社會服務。基於“救心”才能治本的理念，佛教除了推展救濟性質的公益事業外，更進一步，積極的扮演教化社會，淨化人心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