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我父母來到美國的時候還不會說英語，口袋裡身無分文。”時任波士頓市議員的吳弭（Michelle Wu）在9月中旬美國波士頓市長初選領先後向其支持者慷慨陳詞，“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他們的女兒會競選波士頓市長的職位。”
圖源：人民網
更出乎吳弭父母預料的是，半個月後的11月2日深夜，她成功當選波士頓200多年歷史上首位女性、亞裔市長。“我們將迎來一個包容的波士頓，沒有人會被趕出這座城市，我們歡迎所有將波士頓視為家的人前來；這裡將有能夠負擔的房租，政府會推行綠色新政。”吳弭在當日的勝選講話中說道。
對於現年36歲的吳弭而言，家庭與政治之間有一條極為特殊的紐帶。在她人生的前20年，家人避免在任何場合談論政治。因為在他們的觀念里，政治是腐敗，是恐懼。“做人應該低調，努力學習，找一份穩定、高薪的工作養家。”因此，當吳弭跨進哈佛大學校門時，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應該支持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不過，也正是由於命途多舛的家庭背景使她在充滿隱形障礙的政治、社會體制中四處碰壁，20歲出頭的她決意從一個徹徹底底的“局外人”，走近波士頓權力中心，並試圖推出進步派政策改變這裡的政治生態。
2013年，28歲的吳弭成為首位當選波士頓市議員的亞裔女性；2016年，吳弭全票當選為市議會的主席，也是首位擔此要職的少數族裔女性。如今，她再次打破性別與族裔的藩籬，以“外來者”的身份，成為這座具有獨特社會文化城市的市長。
年輕的“一家之主”
吳弭出生時，她父母剛從中國台灣移民至美國不久，為的就是子女能夠獲得更好的發展。
彼時，吳弭的父親吳函（音譯）是化學工程師，準備在伊利諾伊理工大學讀研。但他和妻子玉敏（音譯）幾乎不會說英語，因此，出生在美國的大女兒吳弭從四五歲起就要充當他們的翻譯，幫助他們與政府機構打交道，填寫各類表格。
在芝加哥郊區讀高中時，吳弭已經開始學習大學預修課程，加入數學小組和護旗隊，並在學術評估測試（SAT）和大學入學考試（ACT）中獲得滿分。在畢業典禮上，作為共同致辭代表，她以美國作曲家格什溫的《藍色狂想曲》中的一段鋼琴獨奏博得了滿堂喝彩。
吳弭的妹妹謝瑞爾（Sherell）回憶說，父母鼓勵她們培養廣泛愛好，但不允許學而不精。當然，這其中不能包括政治，他們一家也從未在飯桌上談起過政治。
在吳弭父母看來，政治是高風險的職業，他們希望吳弭學醫，“通過一連串考試拿到各種學位，從此過上安穩幸福的生活。”後來她按照父母畢生所願進入哈佛大學，但卻沒有加入任何黨派。
也是在哈佛學習經濟學期間，吳弭的父母離異，家庭分崩離析。住在郊區的母親行為開始出現異常，時常對着電視大喊大叫，甚至還撥打911稱受到詭異的威脅。
當剛畢業的吳弭在波士頓諮詢公司獲得一份頗具前景的工作時，妹妹謝瑞爾的一通電話將她拉回殘酷的現實，“我們需要你回家，馬上。”
吳弭急忙趕回家，當即被母親的病情震驚了：母親拿着行李箱站在雨中，確信會有一名司機來接她參加秘密會議。她仔細端詳着吳弭的臉龐，反覆確認她是不是機器人。
那一年，22歲的吳弭被迫成為一家之主，扛起了全家的責任：母親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她帶着母親接受精神治療。她還開了一間小茶館，想着讓母親在恢復正常後接手；她也成為家中最小的妹妹（11歲）的主要監護人，最終申請到了法定監護權。
“我記得很多父母會疑惑，‘她（吳弭）什麼時候生了這個孩子？’”彼時妹妹所在學校的助理校長托雷斯向波士頓公共廣播電台（WBUR）回憶說，“當吳弭還很年輕的時候，她就懂得如何為人父母。”
吳弭將這段經歷視作她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放棄了父母替她安排好的人生劇本。成為一家之主後，在政府機構碰到過的繁文縟節，讓沮喪的她發奮考進哈佛法學院，攻讀法律博士（J.D）學位，並把母親和妹妹從芝加哥接到波士頓一起生活。
“遠離政治”的破滅
吳弭在20歲出頭所經歷的家庭變故，以及與政府打交道的掙扎，都牽引着她從政治“局外人”逐漸走近波士頓權力政治的中心。
談及自己從政的決定，吳弭在今年7月的一次採訪中告訴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20歲左右經歷的那場危機，讓她深切感受到了與政府接觸的沮喪與掙扎：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極其複雜；給妹妹們爭取學校補助十分繁瑣；在當時的體制下，想要經營小生意維持家庭運轉，各種問題接踵而至。
“我受夠了……任何需要幫助和資源的地方，都有無形的障礙需要跨越。”吳弭在採訪中坦言，這些經歷“打破了她試圖遠離政治和政府的幻想”。
與此同時，她也深知，還有許多波士頓家庭正在經歷着她曾經的掙扎與痛苦。和年紀輕輕被迫成為一家之主一樣，當再次走到人生十字路口，吳弭不由自主地選擇了從政這條路。“當我有機會能為更多家庭打破障礙，我不得不將責任扛在肩上，這仿佛是下意識的舉動。”
在吳弭步入政界之時，民主党進步派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是絕對不能繞過的一位“伯樂”。
彼時在哈佛教授合同法的沃倫，至今猶記得吳弭到辦公室找她的情景。沃倫向《紐約時報》回憶道，吳弭在法學院的第一學期因學業不夠精進到辦公室向她道歉，但沃倫當時並沒注意到吳弭在學業上有任何問題。“她覺得自己沒有盡力，希望我明白，她沒有任何不尊重我的意思。”
之後，她們促膝長談，吳弭講述了自己照顧母親和妹妹生活的經歷。沃倫聽完不禁感嘆，吳弭在法學院求學，還需照顧家庭，她在25年的教學生涯中從未遇見過這樣的學生。
這次辦公室交心的談話，成為吳弭和沃倫之間密切往來的開始。吳弭在法學院的第三年，沃倫第一次競選國會參議員。吳弭參與了沃倫的競選工作，她告訴Politico，她是波士頓最早一批通過上門拜訪和打電話爭取選票的人之一。競選結束後，吳弭開始為那些在傳統意義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區提供服務。
波士頓前市議員約翰·康諾利稱讚吳弭“對實地政治有着非凡的、天才般的理解……對波士頓的邊邊角角有着過目不忘的記憶……她可以告訴你阿爾巴尼亞人在羅斯林戴爾（編註：波士頓的一個主要居民區）的六個社交場所。”
在今夏波士頓市長的初選中，當被問及為什麼會支持吳弭而不是其他進步派候選人時，沃倫的回答直截了當，“吳弭是家人。”
“局外人”面臨的改革挑戰
當吳弭在波士頓開啟自己的政治生涯時，這座城市也正處於一個轉折點：選民越來越年輕、教育程度更高、政治立場也逐漸左傾。
她提議讓波士頓成為進步派政策的“試驗場”——將城市開發合約重新分配給波士頓非裔所有的公司；削減警察工會的權力；免除部分公共交通的費用；並恢復一定的租金管控，這些大刀闊斧的改革想法讓房地產利益相關方倍感壓力。
“在市政府工作近10年，我發現在政府里最容易做的事就是什麼都不做，”吳弭總結說，“而在試圖帶來改變的過程中，那些想保持現狀的人會被影響，或者感到不安，甚至遭受損失。”
“我所有的同學都開始談論吳弭。”波士頓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大四學生、22歲的本傑明·斯威舍告訴《紐約時報》，吳弭能參與市長競選“表明年輕人可以做到，我們有想法，去推動這個國家前進、去創造新美國”。
與此同時，在擔任波士頓市議員的四屆任期中，吳弭也因專注於政府實質事務而贏得聲譽，她經常出席一些處理瑣事的會議。在接受波士頓環球媒體公司採訪時，吳弭自己也坦言，她喜歡在平凡細小的公共工作上深耕，比如解決城市下水道和坑洞的問題。在她看來，每一個微小的項目是實現城市發展願景的關鍵。
“她會讓人聯想到‘有條不紊’這個詞……仿佛一旦她把成為市長作為目標，她就會逐一完成每一項待辦清單。”活動人士、馬薩諸塞州前交通部門官員克里斯·鄧普西告訴《紐約時報》，“她出現在公眾面前，處理問題，建立選區，展開對話，表現出一種始終如一的態度。”
WGBH電台評論員彼得·卡齊斯也認為，吳弭競選市長“是經過深思熟慮、精心策劃的”。卡齊斯補充說，“她為了得到這個職位下了盤大棋，她布局長遠，沒有人能做到這種程度。”
不過，可以預見的是，吳弭想要推出的進步派政策勢必會面臨不小的挑戰。批評人士稱，吳弭所承諾的是她無法實現的變革，諸如租金管控這樣的政策在市長職權之外，需要州級機構採取行動。
“吳弭日復一日談論着不切實際的事情……簡直是‘天上掉餡餅’。”此次波士頓市長選舉的另一候選人、持務實中間派立場的安妮莎·喬治如是評價。還有批評者警告稱，就算吳弭在選舉中獲勝，但這並不意味着她能勝任市長一職，她所推進的議程會面對來自城市發展部門的多重阻力。
在波士頓傳統政客眼裡，吳弭身上帶着揮着不去的“局外人”標籤。的確，就連吳弭自己也承認，“我從小到大未曾見過像我這樣的人掌握權力”。童年時期，吳弭在電視上看到的唯一一位美國亞裔女性是花樣滑冰運動員關穎珊；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採訪時，她回憶稱，她的家庭時常遭遇種族主義歧視，父母試圖對此視而不見，埋頭努力工作。
“現在是我們大膽發聲，打破‘隱形亞裔’循環的時候了。”吳弭堅信。
同樣，吳弭也深知作為市長將面臨何種挑戰與難關，但她早在22歲時便學會了獨當一面。她時常想起，但鮮有提及一句母親時常對她的叮囑——“提醒弭弭：幫助他人，反思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