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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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候，在我們農場一級的行政區域，都有一個禮堂．

禮堂規模視各地情況而定，一般都能容納上千人．如果遇到特殊情況，比如公映電影，召開批鬥大會等，則禮堂的容納能力，就可以達到三千人左右，其中還不包括抱着的和騎在肩上的小孩．

最初的禮堂是不設座位的，甚至有的禮堂連水泥地都沒有．其中唯一引人注目的，便是主席台．主席台就像如今的電視屏幕一樣，只不過是以誇張的方式設在那裡．那四方而凹進去的正方位，是權力的象徵．同時它也象徵着榮耀．

興建禮堂的熱潮，可能始於文革初期．在有一段日子，禮堂把一個農場或公社的人民團結在一起．在社員們看來，那裡是思想的策源地，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我的短暫的童年，是在一個叫西寨的農場度過的．說它短暫，可能是因為記憶的緣故．在五歲之前，我幾乎還沒有形成記憶．而在這之後五年間，我所有的記憶又都是斷斷續續的．那時我對時間觀念異常模糊，月份對我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年的概念是隨着壓歲錢形成的．跟很多人相比，我的早年似乎是稀里糊塗地過來的．所以我的記憶便不可能以時間為線索，而只能藉助於空間來表現．這也許是時間對我的嘲弄．在敘述往事時，我不太喜歡用＂回憶＂這詞，因為它讓人覺得有跳出往昔的感覺，又有居高臨下的審視態勢．＂記憶＂這詞就不一樣，它一點也不造作，它讓你覺得曾經的過去是永遠流蕩在你的血管里的某個實實在在的東西．

眾所周知，珍寶島事件後，林副統帥發布了＂一號＂命令，我們家除了我父親還在城裡上竄下跳外，我母親帶着一家人到了西寨農場．這一住就是五年．我的童年，就這樣融入了這片雲山起伏，黛海蒼茫的山區．西寨農場場地位於一個丘陵的半坡上，遠遠望去，就像一座大戶人家的祖墳．農場的右邊是一所小學，左邊則是一座禮堂．這種布局，使農場的地位，顯得特別的突出．

禮堂是在文革的高潮時期蓋的．當時蓋這麼一幢建築是個龐大的工程．但是困難嚇不倒革命的熱情．人力與物力都是現成的．有個下放的工程師主動提出為禮堂設計圖樣．至於鋼筋水泥，則由革委會主任上縣裡軟磨硬泡了幾次，感動了縣領導．就這樣，不花一分錢，一座象模象樣的禮堂居然封頂了．禮堂落成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慶典，便是一場憶苦思甜大會．會後在禮堂里分發了由谷糠烹製而成的烙餅．據一位從舊社會熬過來的上了年紀的貧下中農說，他這一輩子都沒吃過這麼難咽的食物．

那天傍晚下了一場大雨，雨水沖涮了山上的紅土，泥流像血漿一樣漫進禮堂，這樣原定於晚上放映的一部樣板戲就被迫取消了．後來農場領導發動大家在禮堂後面挖了一條防護溝，此後才阻止了泥漿的再次侵入．

2


在西寨農場，原有好幾位受管制的右派分子．這些右派是在57年後由省里縣裡打發下來的．在我到西寨那年，有個姓胡的右派自殺了，他不知從哪兒收集了上百粒的安眠藥．後來在農場衛生院管教的另一右派分子，因此受到了嚴格的審查．那自殺的右派就住在我們樓下．我對他的印象不深，只記得他有一個碩大的腦袋以及一張布滿牙齒的笑臉，大家都叫他老胡．每次我們用餐的時候，老胡都笑眯眯地袖手站在一邊，不停地鼓勵我們說：

＂快點吃肉，不吃就爛了．＂

實際上他本人就是個好吃的人．一次農場做包子，兩個伙夫故意捏了一個大包子，裡面塞滿了薑末，辣椒，大蒜．老胡收工後回來，借洗手的機會，暗暗留心了包子的規模與布局．包子快蒸好的時候，老胡便不停地在食堂外面走來走去，不時地往蒸籠溜上一眼．那時單身漢的伙食差不多都在食堂里，像我們這樣有家口的都是另起爐灶．包子蒸熟的時候．老胡第一個撲向蒸籠，一把攫起那大包子，連嚼帶咽．但片刻間他的臉部肌肉便凝固了．據說後來他並沒有把食物吐出，而是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沒想到這樣一位酷愛食物的人，卻吞服了安眠藥．那天早上當他的屍體從房中抬出時，我第一次正兒八經地看到死亡從我面前經過．

不過，對一個三歲的人來說，死亡並不具備威脅．一般人是在七歲後才開始體驗到死亡的恐怖，然後在這以後一段日子，做為死亡化身的＂鬼＂的祟影，便在童年的記憶中，魂夢縈繞．直到青春期來臨，恐懼被灼熱的性慾所代替．好多年後，我在一次乘巴士的旅途中，突然看到鄰座一位稚童指着窗外田野里的一頭水牛對他母親說道：

＂看，牛死了!＂

牛其實正在吃草．小孩只是發現了牛的存在而已．小孩的發現讓我微微而笑．以此看來，思想才是死亡的真正載體．這使人生的前景，讓人無限失望．因為成熟與死亡變成了孿生兄弟．

我對禮堂的第一次印象，是在一次批鬥大會上．批鬥會起因於兩個在西寨受管教的右派分子．因回城裡探親時，他們居然結伴到水邊垂釣．這倒罷了，可他倆的垂釣技藝實在高超，一個晚上下來就釣了20多斤魚．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第二天把吃不了的魚賣掉．次日霧氣蒙蒙的時候，倆人縮在街角，一邊吸着劣質的紙煙，一邊瑟瑟發抖．他們身體的顫動可能主要源於恐懼感．後來西寨農場的一位通訊員剛好路過這裡，看到了倆位業餘漁翁．

第二天，倆人便毫不含糊地被扭送回西寨．

兩個右派，一位姓鄢，一位姓陳，都是靠40多的年紀．鄢氏畢業於北京外語學院，學的是俄語．陳氏是廈門鼓浪嶼人，畢業於廈大．那次批鬥會讓我最難忘的，是它滑稽的開局．兩個右派胸前各掛了一面牌子，上面寫着＂我反動，我該死＂的字樣．那幾個字據解說人士介紹，是由兩人自己書寫的．鄢的字散漫無體，有點象王羲之的＜＜快雪時晴表 ＞＞．而陳的字則頗有筋骨． -這些字體是在多年後他倆同時 成了我的中學老師後形成的記憶．

在倆人上場前，禮堂里已經人山人海了．禮堂里歡樂的氣氛隨處可見．待農場方面 有關領導在主席台上就坐之後，喧囂聲立時平息下來．這時鄢陳兩人抬着一張巨大的漁網上場了，漁網裡裝滿了石頭．我記得他倆乍一上場時，整個禮堂便哄堂大笑了．這個滑稽的場面一下子調動了群眾的興趣．

批鬥會持續了三個多小時，記憶中好象他倆後來都跪了下來．與其說他們是屈從於權威，毋寧說是迫於肩上的重負．我想沒有人能承受得起那些石頭的重量的．

若干年後，在我上學的中學，鄢與陳分別成了我的英文老師和歷史老師．鄢老師在上課時，總是煙不離手．他的英語的發音，帶着濃重的俄語的味道．他老是要我們背書．有一次，他用書本重重地敲擊我的腦門說：

＂念，念，你要死命的念，不然什麼出息也沒有 ． ＂

這之後不久，他似乎離不開酒了．他開始醉醺醺地給我們上課．一年之後，他便走上了不歸之路．

陳老師在他年屆50的時候，還是個非常精神的美男子．他的太太承包了一個校辦玻璃工廠，因為工廠設在校門口，她還幫忙收發些信件什麼的，見人就笑．雖然也快50的人了，笑起來還真像30出頭的人．

兩年後他們舉家回了廈門，自此音訊全無．

陳老師上歷史課從來不看講義．他的課是我們公認的能夠聚精會神聽下去的唯一科 目．他講授的內容很多都在書本之外，只是在臨下課時才給我們布置幾道思考題．而且他在下一節課時，又從來不提問，這樣我們在上他的課時，心境便極為活躍．比如他在給我們講解近代史時．先在黑板上畫了一張中國全圖，然後在外蒙與現今我們通用的版圖中，劃了一道線，大聲說道：

＂我從來就不承認這道線是合理的．57年我說過這話，現在我還是要把這話告訴你 們．我希望在你們中間，有人在將來能把這道線抹去！＂

如今看來，這些話已經不純粹是記憶了．

我以為，每一位真正的老師，其實都應該是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