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埋下的種子（高幹家庭的生活細節•個案記錄）

顧曉陽

1.

小學開學第一天，據同班同學王小東多年後告訴我，我穿了一身“水兵服”。這在我們那所靠近城根兒、學生大多來自工人和城市貧民家庭的學校里，非常扎眼。我自己完全沒有記憶，當時也不懂事。上學後和同學一玩兒，慢慢意識到了這種差異。所以，我有一段時期特別不愛穿新衣服，不希望跟周邊同學區別太大。記得有一次我媽給我買了條新褲子，我要她在膝蓋處補上兩塊補丁才穿。小孩兒的心理實在有意思，那不是欲蓋彌彰嘛！而且還浪費。

我父親反對我和我姐姐上幹部子弟學校，認為別人上什麼學校，我們就上什麼學校，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在當時，那就是就近入學了。我姐姐上小學時，我哥哥帶她去育才已經報上了名，我爸知道後，堅決不讓去。結果我姐姐上的小學比我們那所學校還破，她們學校最長的一道院牆，是古城牆，踢足球也是直接往城牆上“悶”的。這段城牆意外地保留了下來，現在叫“明城牆遺址公園”。

我學習不錯，每門考試都是100分。但回家就是玩兒，不愛做作業，從此落下做事拖拉的毛病。有時候特別不想上學，就編瞎話說肚子疼。家長給學校寫個病假條，小孩就以為詐騙成功了，其實我媽心裡明鏡似的。這也是幾十年後和我媽聊天時才知道的。她還說：我十幾歲時偷偷抽煙，她當時也知道。

在我們小時候，父母對我們是放任的，基本上什麼都不管，不管學習、不管功課考試、也不管跟誰玩兒和玩兒什麼。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散養、放養”。成人後，我特別感激的就是這個，他們給了我們一個自由、快樂、幸福的童年，什麼做得什麼做不得都順乎人性，不培養也不壓制，心理沒有陰影，性格不被扭曲。有了這個底子，文革驟然而來、沖擊那麼大，我們的心理健康沒有出現問題。當社會上把父母當成敵人時，我們沒有一分一秒的時刻認為他們是壞人。當時我們都還不懂事，更談不上有什麼成熟的思想來對抗社會主流，這種對父母毫不動搖的信心，純粹出自本能。而這種本能，就是父母無為而治的結果。

在當時，像我父母這樣對待孩子的家庭可能不多。所以很多人、包括我父母的一些朋友都認為這是溺愛。我父親被打倒後，有一天，曾經在我們家做廚師（機關按規定分配來的）的張伯伯偷偷來我家，跟我媽說：“現在他們讓我寫大字報揭發顧部長，我揭發什麼呀？”我媽說：“有什麼就揭發什麼。”張伯伯說：“那我就寫顧部長溺愛曉陽吧？”

我爸爸溺愛我的主要表現，就是“慣着”——什麼都不管，怎麼樣都行，不批評也不教育，更沒發過脾氣。其實，他在家裡很少跟我說話，更不會哄我玩兒，口中沒有一句親熱話，目光中的慈愛多過肢體上的接觸。記憶中，我兩三歲或三四歲時經常往他身上爬，那以後，我也不爬了，他也沒有主動抱過我，唯一的情感表達，就是摸摸我的頭頂。

父親終日忙於工作，經常出差，有時一走幾個月，“四清”時在河南農村待了快一年。在家裡，就是悶頭看書，我們多鬧多吵，他也不生氣，因為看起書來他聽不見這些聲音。節假日，仍是從早到晚坐在書桌前，頭都不抬。我媽媽想讓他活動活動，有時叫我去提要求，的確，我向他提出想去香山頤和園，他答應的機率比較大。但從我記事起到文革開始這幾年間，我們全家出遊的次數，掰着手指頭就能算出來，沒有幾次。在我看，父親對我確實是愛，但是非常含蓄，深到看不見。

看看現在城裡人家長對孩子的寵愛，我父母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不是一個量級的。為了滿足孩子的願望，花多少錢都願意；為“不輸在起跑線上”，不知要參加多少補習班和才藝班；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至少十二隻眼睛緊盯着一個中心，可能有六種野心勃勃又難以協調的人才養成計劃„„其實，首先這都是因為生活好了，家家有了余錢餘裕和心情把孩子當寶。幾十年前，有哪個家庭能這麼做呢？現在的問題是，與其拼全家之命讓孩子進名校、拿第一、出人頭地、或者留下財富，不如在小時候多給他們自由。金錢與地位、富與貴，不一定能保證一個人擁有幸福的人生，而心理健康的人卻能。

單從這一點來說，我的人生是幸福的。這個幸福，來自父母埋下的種子。

2.

我的第一個朋友、也是幼時最親密的夥伴是國棟，我父母也很喜歡他。有一段幾乎整天在一起。他特老實，有一次我姐姐給他頭上戴上花、褲子外面套上一條裙子，裝女孩。打扮完又要把他拉到胡同里去，這他可就不幹了，立刻脫下裙子扔了花兒。他姑姑有一對雙胞胎女兒，四五歲大，春節來他家走親戚，他把雙胞胎帶到我家玩兒，給我父母拜年。我爸爸逗她們說：“這兩個小姑娘怎麼那麼漂亮啊！是從哪兒來的呀？”

國棟比我大，他上小學後，我沒了玩伴，失魂落魄，寂寞了好久。二年級時，他被選入外語學院附小，這是為未來培養外交人才的學校，篩選的都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十分令人羨慕。

我小時候極瘦。國棟的父親有一次說我：“曉陽啊，別看你每天喝牛奶吃麵包，我們家國民天天吃窩頭，他可比你壯實多了！”國民是國棟的弟弟，比我小。所謂喝牛奶吃麵包，也是大叔的想象或形容，其實我們家只有我爸爸喝牛奶，麵包則與點心一樣，屬於“高級食品”，偶爾才吃。

我爸爸是行政七級，每月工資302元。1960年後，共產黨也知道自己把國家搞糟了，所以下了一個新規定：黨內十級以上的幹部，每月減薪百分之五（這是我母親說的，另一說是十七級以上都減，比例不同，七級減百分之四，實拿290元）。名曰縮小收入差距，實際上我看有平息黨外人士怨氣的意思。

我們家的開銷不小：奶奶、姥姥、保姆、三個孩子、給我同父異母的哥哥的撫養費（每月30元）等。我父親手不離煙，每天要抽三四盒，中華煙每盒6毛，一個月大約要抽100盒。他本來不喝酒，1952年挨過一次整，天天生悶氣，在家裡開始喝酒和學俄語。後來，喝酒成了習慣，每天中飯和晚飯各一杯，是5錢或8錢的小酒杯，量很小。茅台一瓶4元左右，一個月下來喝四、五瓶。在我們家，全家八口人的吃喝和我父親的煙酒消費，可能是日常支出中最大的部分，也是基本固定、浮動很小的部分。另外一項就是買書，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出一本買一本，都是精裝大厚本，也不便宜，其他的書量也很大。父親很少買衣服，買也是藍布中山裝和圓口老頭布鞋。完全沒有請客送禮。比起我父親，母親買衣服多一些，其他沒什麼特別消費。

我爸不讓我媽存錢，理由是共產黨人不能有私人財產。我媽說：“你可以沒有，將來陽他們怎麼辦？”他說：“他們有‘組織’呢。”這個話，現在的人可能都無法理解了，我原來理解，現在也不理解了。

好在我爸不管家不管錢，所以我媽沒聽他的，還是悄悄存了錢，到文革開始時，一共有存款一千多元。

造反派抄家時，讓我媽交出全部存款，那時候叫“凍結存款”。但他們死活不相信我們家只有這麼少的錢，認為我父母隱瞞了。翻遍了家裡的犄角旮旯，連牆上掛的毛主席像的鏡框都摘下來、拆開，看看夾層里是否藏着存摺。最後帶着滿腹狐疑而去。

3.

文革開始後，對我們家最關心的是徐濱阿姨，幾乎每個星期都來，互通消息。徐濱的先生黎澍，是學部近代史所的“學術權威”，早在1966年6月就被人民日報點名批判了，而且學部的運動是戚本禹直接插手，“通天”的，因此許多新動向、新花招都先從學部開始，然後風行全國。

我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孩兒，一夜之間被逼成了個小小的“政治動物”，因為社會上的任何波動，都可能影響到我的家庭，不關心也得關心。徐濱阿姨每次來，我都坐在旁邊聽大人說話。大人是不想讓我聽到他們談話的，怕我說出去惹禍，但又不能直接轟我走，一轟，反而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說明他們的談話“有問題”——當時子女揭發父母給父母貼大字報的事情太多了，家庭內部已失去了安全感。這就叫“人人自危”。

徐濱阿姨為了讓我聽不懂，常使用一些暗語，比如把戚本禹說成“本魚兒”，其實我一聽就知道是誰。別看人小，大字報可沒少看，字雖然認識的還不多，“社會大學”里的知識井噴式增長。而且我超級敏感。

一天晚上徐濱阿姨來，坐下就說：“本魚兒扣發了黎澍的工資，看來此風頗盛„„”意思是提醒我父母做好准備。我父母一聲不響，臉色極為難看。

果然，扣工資的作法很快漫延開來。我爸的工資也被扣了，每月只發給他本人30元，未成年子女一人20元，統稱“生活費”。我媽媽的工資是每月125元，沒動。那時，奶奶已經不在了，姥姥被遣返回老家了，保姆也辭職了。所以，雖然我爸的工資被扣，家裡一般的生活倒沒有明顯變化。

我姐姐15歲，長得漂亮，挑起了全家的大梁，買菜、做飯、洗衣、冬天買煤運煤、搪爐子刷煙筒，操持一切。“西院姥爺”看見我姐姐一個人搬煤，弄得滿臉滿身黑，直掉眼淚，“這麼好的姑娘哪兒能幹這個啊„„”

我們都不知柴米油鹽，對斤斤兩兩沒概念，也不會花錢。看見帶魚1毛7一斤，“來10斤。”買完才知道10斤帶魚有這麼大一堆！拿回家也不會收拾，把國棟叫來幫着弄。國棟上的外語附小是寄宿學校，自從去了那兒，已漸漸與胡同脫離，現在搞運動不上課，才經常回家。後來，我學攏火和刷煙筒搪爐子，是跟他哥哥國華學的。我們家的這些事，多虧胡同里的小朋友幫忙。

漸漸，我們學會了買菜做飯，學會了應付日常生活的這些雜事，學會了有計劃地、量入為出地花錢。我姐姐的廚藝越來越棒。我二姐患唐氏綜合症，生活不能自理，全靠我姐姐照顧。

我爸爸被關押着。我媽在機關也經常挨斗，每天晚上10點以後才能到家。多年後，我媽媽說：那時，不管她多晚到家，一推開門，就見我們姐弟三個坐在燈下，一句話不說，眼巴巴地盯着門，等她回家„„

我媽下幹校時，只有爸爸、姐姐和我去車站送（徐濱阿姨好像已經去江西幹校了）。火車都動了，忽見於川阿姨領着小兒子大興急匆匆趕來，把一袋煮雞蛋塞進車窗，囑咐我媽保重。雞蛋尚溫。這件事，我媽念叨了一輩子。

到了八十年代，有一年我哥哥帶兒子來北京，我們一起去於川阿姨家玩兒。兒子當時九、十歲，淘，上竄下跳的。我指着他跟於川阿姨說：“我文革時就他這麼大，跟他一樣。”於川阿姨說：“可不一樣！你什麼成色呀！那時候你哪有笑臉兒啊„„”

我聽了，非常意外，也非常難過：一個臉上沒有笑容的小孩，那會是什麼樣的童年！我並不知道自己當年是這樣的，如今，連想象也無法去想象了。

小時候我雖然瘦，但個子不矮。剛上小學時，班上列隊我是排在前面的。大約從十歲以後，突然不長個兒了，一直到十六歲，身高基本在一米五五上下，成了個小矮子。我印象特深的是，有一次在操場上整隊，體育老師鄧雲駒走過來，把我往後移了一位，看看，又移一位，再移一位„„邊移邊說：“你這個曉陽啊，還真是小啊，怎麼越來越矮了？”

可能十六、七歲起，個子忽然長起來了，長得很快，兩三年的時間就躥到了接近一米八。

我一直奇怪，那個年紀正是從童年躍入少年的轉變期，身體理應猛長，是什麼原因阻礙了它？營養？運動？遺傳？„„都不是，都不確，也不能。後來終於想明白了：那正是文革狂風暴雨的時期，給我精神上造成的壓力太大了，大到壓住了身體的發育。隨着運動趨緩，經過六年多自我調適，才回歸正常。